张荣祥的黄埔军校生涯

张荣祥，邹平县长山镇东关村人，1947年考入黄埔军校成都本校,现任山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兼滨州市黄埔军校同学会联络组组长。2003——2009年连续三次荣获黄埔军校、山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近日，已经80多岁的张荣祥老人向笔者讲述了自己1947年至1949年，在黄埔军校期间的学习、生活经历。

我是黄埔军校第二十二期学员，1947年1月在四川成都以南的双流机场入伍。如今60余年过去，回想当年在黄埔军校的生活,真是既紧张艰苦，又乐趣横生，既相对平静，又历经坎坷，使我体验到人生三味。

苦——训练强度大，每顿饭只吃三两米饭　　

入伍后我在步兵科，生活非常紧张。早上5点左右就响起床号，10分钟内要做完穿衣、洗漱、叠被、背包、拿枪等内务，全副武装地到院内集合整队。整队完毕跑完10公里步后，回来吃早饭。吃早饭的时间只有10分钟，但大家争先恐后，一般不到5分钟就吃完了。

早饭后就进行教练，我们的教练分制式教练、持枪教练和野外教练。最苦的就是制式教练。说它苦是因为整天都是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右转等，动作枯燥单一。最初一个月都是这种训练，经常在太阳底下立正几个小时，直到两腿发麻，嗓子冒烟。不过这些苦与挨饿比起来，都不算什么。那时进食堂吃饭，必须整队进入，各就各位后等值星官来。听到值星官的口令：立正、蹲下、开动，才能依令而行，动作要整齐划一、迅速规范。吃饭时6个人一桌，桌上立一个木桶，装着米饭，每人只能吃三小碗米饭，大约有3两，一碗汤，汤里一般有一片牛肉和几片大头菜。对我们这些20来岁的小伙子来说，一天三顿光吃这些是远远不够的，那时整天觉得饿，有时半夜也会饿醒。

开始一段时期，我们靠从济南带去的五身西服和其他值钱的东西换烧饼吃，还能将就，但是这些东西没了以后就不行了，整天饿得前心贴后背，特别是在操练的时候，真是饿得要命。到了临毕业，吃饭地点由食堂改到了南校场，那里风很大，经常刚盛完饭，饭上就是一层马粪、沙子、枯草等脏东西，也来不及挑拣，就连饭带脏东西一起吞下，因此，很多黄埔学生得过盲肠炎。

    乐——收到家人来信，抽“大头”去酒馆　

在黄埔军校，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星期天放假。每到星期天，我们就会穿着马靴、军官服昂首挺胸地走到街上，军官服的两个领子上绣着“军校”、“学生”两对字。我们身上散发的英气引起不少人、尤其是小姑娘的注目。

西校场附近春熙路上的韶城公园是我们最常去的地方，公园里的景物不多，现在印象最深的就是公园旁边的茶馆，军校的学生大都在这里喝茶。一般我们几个山东老乡会坐一起，一人要上一杯茶，胡天海地，高谈阔论。聊的最多的就是家里来信了，不管谁收到家书，我们都像是自己收到一样高兴，围起圈来听信的内容，从别人的家书中聊慰自己的思乡之情。最值得高兴的，便是某人收到家里的钱，那他就成了“大头”（当时我们叫抽“大头”）。钱多了，我们十多个人就会找个小酒馆，敞开肚皮喝酒吃肉；钱少了，就到存正门外的麻婆豆腐摊，那鲜香软嫩又辣又麻的味道，现在还时常从心底里缠缠绕绕，慢慢悠悠地冒出来。不管是喝酒吃肉还是吃麻婆豆腐，对整天吃不饱的我们来说，都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

酸——因为扭秧歌，被当成“异己分子”　　

现在黄埔军校的大事记里有关于我的一件事情的记载，这件事差点让我被枪毙，想来令我心酸不已。

1948年底，总队组织庆春节文化娱乐活动，我们几个家在北方的同学一起排练表演了扭秧歌。气氛喜庆，场面热闹，表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当我还沉浸在节日的喜庆中时，上天给了我一个晴天霹雳。当时，我所在的三中队指导员叫吴寿昌，他在大会上点名批评我扭秧歌是借机会搞反动宣传，是共产党安插在军校的潜伏者，是替解放区提前表演，还把这件事情上报到大队、总队，最后弄得全校都知道了。当时这件事在军校讨论得沸沸扬扬，同学们都不敢跟我说话，几个平时关系比较好的见了面也是偷偷地打手势，不敢让别人看到。很长一段时间我心情压抑，像整天背着很沉重的包袱。

临毕业的时候，我们中队换了个姓郑的指导员，因为是北方人的关系，跟我比较谈得来，经常找机会开导我，这样我才慢慢恢复过来。最终毕业的时候，当时的校长关麟徵因为这件事情亲自找我谈话，要我加强政治学习，并将我作为异己分子，但最终还是准许我毕业了。这成为我一生经历的最大坎坷之一，虽然过去了一个甲子，但现在想起来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张荣祥 口述　高学亮 张克 整理）

责任编辑：王光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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