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三角地区佛教造像铭文题记的书写特点

近年来，位于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博兴、惠民、阳信、无棣、邹平、滨城及附近的广饶、桓台等县区出土了大批北魏时期佛教造像，其中有相当多的造像背面、侧面和底座上刻有题记铭文，均为魏碑体，代表了黄河三角洲地区当时当地的书法水平，对书法史研究提供了更为充实的实物资料。

 

魏碑书法的出现及被重视

 

魏碑体是隶书向楷书转变期的书法，因主要出现于北魏时期，所以称之为魏碑书法。然而，魏碑书法产生后的1000多年间，一直没有受到人们的充分重视，社会上占主流地位的依然是钟繇、王羲之等人开创的“贴学书法”。北宋时期，金石学盛行，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对古物有着浓厚的兴趣，收集和买卖古物的风气大为盛行，出现了吕大临、王黼、欧阳修、赵明诚等金石学大家，然而他们的兴趣还主要集中在对古物及其铭文的考证上，魏碑书法并未引起他们太大的兴致。此后的元明两代，在金石学上的发展甚微，几乎是无所建树。

到了清代，中国的学术风气为之一变，一时考据成风，形成了所谓的乾嘉学派。考据学的流行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一些士大夫想逃避现实，寄情于考据之中。另一方面，这其中则饱含着当时众多士大夫的一种救国抱负。受当时内忧外患形势的刺激，很多士大夫找不到出路，便想从古物刻石铭文之中寻求重新考释经典的证据，从而改变统治者治国治民的思想根基，以达到再振国运的目的。恰恰此时，明清以来馆阁体书法滥觞于世，书法风气流于俗媚，很多人也想在古代书法中寻求一种新的创新之路。于是，越来越多的钟鼎彝器和碑碣石刻铭文为当时的书法界、学术界注入了一股新的气息。一时之间，碑学盛行，士大夫阶层乐此不疲，书风为之一变。

 

黄河三角洲地区佛教造像的发现

 

30年前，学术界对山东境内佛像艺术的关注，还主要集中在青州和济南近郊的摩崖龛窟上，直到处于黄河三角洲地区的滨州市和青州境内大量单体铜石佛教造像的发现，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学术界只注重摩崖造像的情况。

（济南近郊的摩崖龛窟，来源网络）

滨州境内出土佛教造像的县（市）区有博兴、惠民、阳信、无棣、邹平、滨城等，出土数量较多的有三批：1976年，博兴县张官村群众取土垫屋基时，距地表1米处，挖出72件青石、白石、瓷素烧佛像，其中9件有明确纪年铭文或题记，时代从东魏武定五年（547年）至北齐武平元年（570年）；1982年，无棣县于何庵村群众在村边坑塘取土时，在距地表0.6米处挖出7件汉白玉石造像，其中4件有纪年铭文，时代为北齐天保五年（554年）至天统三年（567年）；1983年，博兴县崇德村农民在村边取土，挖出94件青铜鎏金佛造像，其中45件有铭文或题记，时代从北魏太和二年（478年）至隋仁寿三年（603年）。截至目前，滨州境内总计出土佛像近300尊，其中相当一部分有纪年铭文和题记，对研究当时的书法水平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黄河三角洲佛教造像铭文的书法特点

 

笔者总结黄河三角洲地区近年出土和发现的各类佛教造像，发现其铭文题记的书法特点有如下几方面：

一、黄河三角洲地区发现的佛教造像以铜石造像为主，其题记铭文主要是用刻刀直接在石或铜上刻写，这便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书法会因造像质地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黄河三角洲地区石佛造像的质地一般为青石，较铜质地为软，易于奏刀，其书法多表现为圆浑拙朴，笔画以圆笔和方笔为主，注意藏锋。如无棣县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新发现的北齐石佛造像，铭文字体丰厚凝重、姿态稳重、宽博舒展、富有张力，虽是小字，却颇有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的书法意韵。金铜造像的字体主要为单刀刻成，显得尖利峻拔，笔画起笔处和收笔处一般为露锋，既尖且浅，笔画中间部位较深，转折处略为呆滞更显其古拙。

二、黄河三角洲地区发现的佛教造像铭文题记的字体具有明显的民间大众特点，并代表着当时当地民间碑刻书法的最高水平。《黄河三角洲佛教造像研究》一书的作者曾对本地域佛教造像供养人的社会等级做过统计，认为黄河三角洲地区出资造像的供养人可分为六个类别：在家信士、出家僧尼、平民百姓、世俗官吏、僧职人员和佛教结社，其中主要为在家信士和平民百姓，世俗官吏也主要以太守、县令、参军等中下层官吏为主。出资造像者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这些字体应为当时民间大众最为流行的书法字体。然而，由于民众痴迷的宗教信仰，他们在奏刀勒铭时一定会带有一种虔诚的心态，也就是说造像题记毕竟是书刻者怀着一种崇敬的心理去完成的，所以无论水平高低，其态度应是极其认真的。因此，这些字体在具有民间大众特性的同时，又会超出大众的一般水平，从而显得更为规整和仔细，甚至有的字体书法会有相当高的造诣。如博兴县龙华寺遗址发现的北魏永平四年（511年）明敬武造观世音像，其铭文字体规整，刀法遒劲，转折处以方笔为主，笔路雄浑有力，具有很高的水平。

三、金石造像的铭文题记皆为魏碑体，早期字体较为宽博，隶意尚浓，但随着时间推移，字体呈由宽博向竖直紧凑过渡的趋势。以铭文中常见的“年”“月”“日”“明”等字来分析，北魏时期字体相对较宽，而且“年”字中间几横喜欢拉长，越到后来，其字体逐渐变得窄长紧凑。字体逐渐摆脱了隶意，并开隋唐楷书的先声。当然，这只是大趋势，由于黄河三角洲地区佛教造像铭文题记书法具有较浓的民间性，水平参差不齐，也有个别例外现象存在。

四、黄河三角洲地区的佛教造像发现较晚，其铭文题记的书法特点受重视也较晚。魏碑刻石流行之时，正是钟王书法盛行之日。虽然自清代开始，有很多学者和书法家开始研究魏碑，但也主要是局限于摩崖刻石。相对于摩崖刻石和石窟碑记，黄河三角洲地区的佛教造像由于千百年来一直深埋地下，学术界大多只是认识到其铭文题记所具有的史料价值，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其字体书风所具有的书法史意义。而黄河三角洲地区发现的佛教造像铭文题记的书法特点，对考证和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当地的书法水平及特点提供了相当珍贵的资料，对书法史研究的完善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这一角度讲，对黄河三角洲地区佛教造像的题记铭文进行书法史方面的研究具有极大潜力，应当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