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家中心城市承担更大的国家使命，需要加快推进城市发展路径创新。成都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吸收借鉴国内外城市研究理论成果与前沿城市发展经验，融会到自身的战略路径之中，推动城市发展从“产城人”到“人城产”的逻辑变迁。从城市场景到场景城市的探索，标志着成都的营城策略创新迈向新的前沿。
城市发展与营城思想的历史演进
回望数千年城市发展史，城市在不断发展，而营造城市、规划城市的思想也在不断演进。其基本规律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在特定的技术约束和社会条件下，营造城市的思想会在某一时间节点出现跃升，引导城市向前发展。城市继续向前发展到一定程度，由于新技术的进步、产业的发展、生活形态的变化，上一轮的思想又不能完全适应城市发展的需求，因此又产生新一轮变革的潜力。城市发展及其营造思想的互动，正体现为这样一种类似“双螺旋”的结构。
约6000年前人类早期城市在两河流域诞生，这是目前考古学界较为普遍的认识。然而，人类产生较为系统的营城要到雅思贝尔斯所称的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年代”。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先哲在《周礼·考工记》《管子》等著作中提出了较为系统的营城思路，将良渚、陶寺、二里头等遗址中所呈现的早期城市营造经验固化下来，奠定了中华文明城市发展的重要文化基因，成都地区的三星堆、金沙文化与此阶段对应。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了“理想国”这一设想，思考了“如何将理想城市凝聚在一起”（芒福德语，1922年）。在这些思想引导下，东西方出现了第一轮城市繁荣，代表性城市如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雅典、罗马，东方的汉长安、洛阳等，因“一年成聚、两年成邑、三年成都”而得名的成都也在这一时期建城。
从千年尺度看，人类城市发展以亚洲城市特别是中华王朝都城为代表，如隋唐长安、宋汴梁（开封）及其后的元大都、明南京及明清北京等。西方中世纪时期也出现一些代表性城市，但对比东方大城市而言相对逊色。“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正是这一时期的美好写照。
从500年尺度看，伴随着大航海及后续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领域的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启蒙运动等，西方城市思想出现跃迁。托马斯·莫尔接续“理想国”的脉络，发展了空想社会主义并引发系列实践。18世纪的工业革命是人类发展历史的关键一跃。至此，城市化进程大大加速，城市体系快速发育，不同类型的城市“物种”持续涌现，与此同时也导致经济、社会、健康卫生等方面的诸多问题，逐步积累了现代城市规划出现的各种条件。19世纪末，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理论，西方城市规划与营城思想迈入现代阶段。
进入20世纪，各种各样的理想城市设想与模型持续涌现，堪称城市营造思想的“大爆炸”。从世纪初田园城市理论发展并实践，到适应工业化时代的雅典宪章、柯布西耶的明日城市，到赖特的广亩城市设想，沙里宁的有机疏散思想，到反思工业化现代化的马丘比丘宪章，再到生态可持续导向的精明增长、新城市主义、生态城市、海绵城市等，同时还有全球化深度发展所激发的全球城市、世界城市等，分别从某个角度或整体性构想的思路提出了营城思想方案。
百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市发展实现了“压缩时空”式的跃迁。近年来，面对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的机遇，基于综合国力提升与制度优势的有利条件，若干前沿城市开始探索“未来城市”的发展路径。可以说，今日之中国呼唤面向未来的营城思想与策略方面的广泛创新，而在这一“新赛道”之上，成都正在跑出“加速度”。
成都城市发展战略的跃迁历程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探索未来城市的新征程中，成都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需要回到历史的脉络和整个国家战略的框架中进行把握。
成都的发展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及政策紧密相关。新中国成立后，成都作为“八大重点城市”之一，布局了多项国家重大项目，巩固了西南地区重要中心城市的地位。在“三线”建设中布局多项重要军工项目，战略地位更为重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率先推动沿海地区开放发展，非均衡发展策略导致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差距日渐突出。在此背景下，国家于世纪之交出台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这为成都、重庆、西安等西部区域中心城市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重大机遇。
乘着西部大开发国家战略的东风，成都积极借鉴东部沿海地区的经验教训，逐步打开国际视野，积极谋划具有前瞻性的城市发展战略，开启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快速发展的历程。进入新时代，成都进一步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来谋划自身发展愿景与战略定位，积极践行国家使命，提出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
站位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新发展格局，成都抓住国家战略的机遇窗口，依托自身发展基础与传统特质，吸收国内外前沿城市的创新做法，面向技术变革的未来趋势，进一步升级营城策略，将“场景营城”确立为城市战略主轴，推动营城思想从“城市场景”向“场景城市”跃迁，这一探索堪称国内外营城思想与策略的前沿创新。
营造“场景城市”，服务美好生活
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一书中提出：“最好的城市模式是关心人、陶冶人，密切注意人在社会和精神两个方面的需要。” 由美国芝加哥学派提出的“场景理论”是对上述设想的新回应，认为“场景”是集合价值导向、文化风格、美学特征和行为符号的城市空间，是城市中多样舒适物、消费活动、人群的组合，它赋予一个地方包括生产、生活、生态、体验和价值情感等不同意义。场景理论的关注点更为侧重微观层面，对于拓展后的“场景城市”而言，从场景理论借鉴的核心思维是其强调的多维度、多元素的耦合叠加，寻求超越工业时代“单向度的人”困境，并将场景理论进一步拓展到城市的中观、宏观层面。成都正在构建的以场景为导向的城市战略更加注重多元化思维、多部门联动，全方位统筹经济社会生态文化耦合发展，激发内生动力、孕育文化活力、培育新经济动能、创造美好生活，推动城市从“城市场景”到“场景城市”的跃迁。我们认为，这一营城思想与策略的创新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维度：
第一，聚人营城，激发城市发展内生动力。近年来，国内外诸多研究都论证了注重人的舒适宜居、消费审美的城市发展新范式，正迅速取代以生产为主的传统增长模型。“场景营城”的核心目标正是以“人”为核心推动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变：将人视为新产业、新经济的创新主体，将“场景”作为“聚人”的重要途径。运用场景将创新创业、人文美学、绿色生态、智慧互联等原本各自发展的动力因素进行统筹，并有机融入经济社会活动中，从而让城市对人才更具吸引力，让城市更具活力。从产业到社区，从街道到商圈，成都通过空间美学的开放性设计、本地文化形象的营销、便捷智能的生活服务集合和清新绿色的自然基底，全方位提升城市的体验感和宜居性，加速创新创业、提速产业发展，全面提升城市的影响力和竞争力，让成都成为人才的“磁体”，创业者的“圆梦之都”。
第二，文化驱动，孕育新时代蓉城活力。新时代城市发展的“文化转型”意味着文化场景正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动能。“场景营城”所强调的空间美学是扭转过去城市同质化趋势的一剂良药。成都前瞻部署了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顶层设计，以天府文化的人文底蕴和巴适安逸的生活美学赋能场景营造。以历史文化和自然遗产为基础，构建以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和天府绿道为基础的生态文化场景体系，以天府艺术公园、天府锦城为代表的人文文化场景体系；注重推动天府文化的现代表达：围绕 “三城三都”，造就了一批承载休闲之都生活气息的新场景、新业态，让“像成都人那样生活”成为国内外年轻人追捧的新风尚。
第三，激活创新，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面对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呼啸而来的时代背景，成都提出将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作为“场景营城”的核心举措，全面统筹“六大经济形态”，构建“七大应用场景”。近三年来，成都发展方式转型显著，新经济动能持续迸发。面向未来，成都提出了城市机会清单、未来场景实验室、场景示范工程等创新机制，场景赋能的新经济形态有望迎来新的进展。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是新时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主线。成都推动场景城市的营城思想与策略创新，正是这一主题主线的鲜明体现。场景城市的出发点是人，落脚点也是人，把服务人、陶冶人、成就人作为价值依归。场景思维，从宏观上看是对各类城市子系统进行重构，以新技术赋能生产、流通、消费和生活，使人们的城市生活更丰富、更便捷、更有趣；从微观上看，是通过生态景观、文化标签、美学符号的植入，创造人文价值鲜明、商业功能融合的美好体验，提升人们对于场景的认同感以及城市的归属感，为“老成都”留住蜀都的乡愁记忆，为“新蓉漂”营造新时代的归属认同。最终使多样场景中的参与、体验、消费、学习成为属于成都的新潮流，营造“处处是场景、满地是机会”的场景城市。
作者：焦永利，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教授、中浦院牛津大学联合城市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桐，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