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李海青，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党校创新工程首席专家。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研究。先后出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解读》《改革攻坚阶段的利益冲突与整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等个人独著13部，在《哲学研究》《伦理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类期刊发表文章200余篇，主持国家课题与省部级课题多项，曾三次获中央党校科研优秀成果奖。近年来先后获评中直机关第八届青年岗位能手、中央和国家机关五一劳动奖章，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中组部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现为中直机关青联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课题组专家，北京市委讲师团特聘专家。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从革命到建设到改革，百年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栉风沐雨、砥砺前行，创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格局。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精辟地总结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具有60多年历史的新中国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30多年里摆脱贫困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彻底摆脱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历经百年而依旧生机勃勃、风华正茂?对于这一问题，必须要深入到中国共产党的政党特质，深入到中国共产党基于自身特质的领导与执政行为中去探寻。换言之，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既根源于其政党特质，也由自身实践所促成。而政党特质又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塑造了其实践行为。

所谓政党特质，就是中国共产党根本而言是一种什么类型的政党，与其他类型政党有什么实质区别。当然，从政党类型学角度而言，对于政党类型依据不同标准可以有不同划分。本文不拟烦琐地论述各种划分依据，而只是采取双重标准进行分析。一重标准是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主张工人阶级在推翻资本主义进程中具有伟大的历史作用，以实现共产主义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的目标蓝图。而非马克思主义政党则不认同或不完全认同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的分析，不认同或不完全认同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视共产主义理想为难以实现的乌托邦。另一重标准是政党是否自我认定肩负长远的历史使命，而不是局限于眼前利益或纯粹一党之私。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有些政党并不担负什么长远的历史使命，成员本身也没有什么内在的、牢固的使命意识，政党的存在或是为了眼前的选票与执政，或是为其所代表的阶层与群体通过各种方式争取现实利益。这种政党有其目标，但这种目标不适合用使命来指称，因为使命对于承载者而言具有内在性、牢固性、长久性、神圣性，而单纯对眼前选票或现实利益的获取显然无法达到使命的高度，就此而言，这类政党可称之为现实型政党。与这种现实型政党相反的是使命型政党，这种类型政党认定其建立与存在是肩负长远、神圣使命的，这种使命基于特定意识形态的论证与支持，并获得了政党成员的高度认同与自觉践履。当然，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政党使命的具体内容与实现形式肯定会有所差别，但在承担被认为具有内在性、超越性、神圣性的历史使命这一点上这类政党则是相同的。称之为使命型政党并不是说其一定不关心被代表者的现实利益，而是说除了现实利益外，其还有更为长远的历史使命和理想蓝图要予以实现，在认为必要时，甚至可以为了长远利益而暂时牺牲眼前利益。一般来说，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党都是使命型政党，系统化的意识形态基于特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设定了政党必须遵循的价值准则，论证了政党应予承担的历史使命，政党的存在严格意义上就是为了承担意识形态所规定的使命，并且政党也特别注重用这种意识形态来对成员进行宣传、教育、引导，政党根本上是基于这种意识形态而凝聚。而现实型政党的意识形态色彩相对较弱，即使政党成员有相同或相似的价值观，但不存在作为共同奋斗远景的宏大历史使命，成员也相应缺乏自觉而深沉的内在使命感，更多是为世俗的一切和现实利益而活动，有的现实型政党甚至就是基于现实利益的组织形式松散的群体结合。

综合以上双重标准，可以认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分析、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剖析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论证了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建立了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而中国共产党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产生的，尽管党的指导思想要与时俱进，但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是不能动摇的。就当前世界而言，意识形态色彩较浓的政党除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外，还有各种以民族为图腾的民族主义政党以及以宗教为背景的宗教性政党。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宏大性、深刻性、逻辑性，在人类历史上恐怕是很难超越的，即使是传播千年、体系繁杂、学说精深的各种宗教意识形态在很多方面也很难与之相较，更毋论那些基于民族主义理论的政党组织。马克思主义的人文情怀、历史思维、世界视野深深地滋润和影响着马克思主义政党。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又是一个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不仅来源于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灿烂文明与近现代以来的苦难与辉煌。就马克思主义而言，消灭资本主义，最终消灭剥削压迫，实现共产主义就是共产党人最终的历史使命，这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规定的。就中华民族而言，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首先要实现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因应于这一使命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还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除了实现共产主义与民族复兴之外，中国共产党还担负着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为世界谋大同的历史使命。这一历史使命的承担，一方面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共产主义本身就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共产党人本身就应该具有国际主义精神。另一方面有着中华文明的特有基因。历史悠久、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数千年来占据文化高地，泽被四方，使得中华民族特别是民族精英逐渐养成了一种深深内在的文化自信心与民族使命感，所谓大同世界、所谓内圣外王、所谓天下为公、所谓文化天下、所谓协和万邦、所谓海纳百川等理念皆内涵此意。这种文化自信心与民族使命感强调中华民族特别是中华文明对于整个天下的责任担当，并且作为一种文化基因而积淀下来。虽然近现代中华民族命运多舛，但这种民族自信并没有泯灭，反而因为外在环境的刺激而愈加坚定、执着、牢固。这正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一经典著作中开篇第一章第一节就着墨中华民族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一旦实现了独立自主，走上民族复兴的正轨与大道，这种民族的自信心与使命感就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新的生机，重新要求获得新的实现。这也就是毛泽东强调“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邓小平强调“中国应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在古代我们做得不错，对人类有突出的贡献”，习近平强调“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的内在驱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与中华文明的特有基因，共同形塑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眼光与人类情怀。中国共产党自觉体认与明确宣示这三重使命，从而充分表明了自己是以先进理论为指导，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沃土，富有人类情怀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

从理论意义上讲，凡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为使命而建立的政党都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界性思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不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数量都不在少数。排除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没有取得执政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谈，历史上和现实中居于领导和执政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也不都是全部成功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者有之，现实中缓慢发展者亦有之。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在其百年的历程中虽历经艰辛挫折，但百折不挠，最终成就辉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如何确保自己的使命型政党性质而不变色?这些重大问题确实需要深入思考。本文主要从使命的认同与践行、组织的严密与有效、战略的定力与思维、群众的工作与效果四个维度进行分析:使命涉及政党的价值定向、组织涉及政党的制度机制，而战略则在既定方向上与制度框架内充分展现政党能力，强力助推政党使命的逐步实现;如果说使命、组织、战略这三个维度主要针对政党组织本身，群众维度则主要涉及政党完成使命的外在社会基础，组织本身的因素与外在基础相互作用，形成合力，使党更好地担负起使命型政党的责任。这四个维度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问题分析框架。

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源于自觉的使命认同与有效的使命践行。对于任何组织而言，要想保持其初心不变、使命不改并非易事。现实中往往是初始时心齐志坚、干劲十足，而后或者因巨大困境而心散志衰，或者执政后抵挡不住糖衣炮弹的进攻与权力的诱惑而腐化堕落。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所具有的一个特征就是逆境不馁、顺境不骄，始终全心全意锚定认定的目标使命而努力。这样一种坚定的使命意识使得中国共产党不拘于眼前、不困于私利、不碍于困难、不畏于挫折，而是充分发挥了信仰的力量。那么，全党这样一种坚定的使命意识来自何处呢?

一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科学性。在近现代以来西学东渐的各种流行思潮中，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最终胜出绝非偶然。马克思主义对历史规律的揭示、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强调、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要求、对未来新社会的描绘，恰恰契合了当时中国社会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并以其巨大的科学性超越了近现代的各种历史观而逐渐为广大先进分子所接受。近现代中国历史上，除了中国传统的循环史观或曰变易史观外，就是西方传入的庸俗的进化史观。进化史观虽然优胜于传统史观，但终究无法科学解释历史进步的根本原因与内在机制，并且自身演化出诸多版本，众说纷纭。马克思主义则以其解释世界的彻底性与变革世界的革命性深深震撼了中国四处求索的先进知识分子。究其根本，马克思主义的震撼之处主要不在于其提供的理想蓝图，而在于唯物史观特别是社会基本矛盾原理以及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提供的蓝图毕竟在远方，而且当时还模糊地与传统的大同理念相混杂，相较来说，是唯物史观提供了一幅基于规律的历史确定性画面与未来的美好蓝图。这种逻辑的必然性与历史的确定性恰恰是以往各种历史观所缺乏的，也是牢牢吸引当时的先知先觉者之处。在此意义上，所谓“只要主义真”，更为根本的是唯物史观之真。既然如此，对于从唯物史观基础上得出的历史使命，共产党人认同之自觉性与践行之坚定性自然程度会高得多。

二是来自对于丧失使命感的高度警惕与有效应对。这种对丧失使命感的高度警惕自党成立以后就开始形成。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强调纠正党内种种不正确的思想，主张加强教育与党内批评，很大程度上即是针对于此。毛泽东1944年对郭沫若所著《甲申三百年祭》警示意义的指示，1945年与黄炎培关于历史兴亡周期率的“窑洞对”，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关于“糖衣炮弹”与“两个务必”的论述，所忧所患也是怎样在思想上保持锐意进取的精神而不堕落迷失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如何解决执政条件下应对各种挑战、推进思想建设以更好担负使命的问题，党更是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主要通过整风与政治运动的方式予以解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国内外环境都发展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党开始面临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等四大考验，以及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四大危险，针对于此，我们党强调要通过各方面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明确地提出全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从而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特质，使“使命”真正成为新时代党建的一个主题词。新时代对初心与使命的强调延续与继承了我们党成立以来在这方面的优良传统。新时代的党建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活动，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形成长效机制，坚持不懈锤炼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概言之，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要勇于并坚定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而围绕初心与使命的保持，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也逐渐构建起了一套愈益完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与良好实际效果的勇于自我革命的体制机制。这种基于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对于政党使命的高度认同，这种基于保持、强化使命感而采取的各项措施和建立的各项机制，使得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实践中能够一步步攻坚克难、披荆斩棘，不断胜利前进。

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源于严密的组织体系与有效的组织原则。组织形成力量，组织就是力量，庞大严密的组织体系与民主集中的组织原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功不可没。关于组织体系的重要作用毋庸赘言，民主集中制对于使命型政党的功能尤其值得关注。就党内的民主集中制而言，可以分为两个领域:一是作为党内群众路线的党员领导干部与党员群众的民主集中制，二是作为工作方法的党委会或常委会的民主集中制。关于党内领导干部与党员群众的民主集中制，刘少奇的《论党》给予了最为全面清楚的界定:“党内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即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即是反映党内的群众路线。”“为什么说党的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呢?这就是说，党的领导机关是在民主基础上由党员群众所选举出来并给予信任的，党的指导方针与决议是在民主基础上由群众中集中起来的，并且是由党员群众或者是党员的代表们所决定、然后又由领导机关协同党员群众坚持下去与执行的。党的领导机关的权力，是由党员群众所授予的，因此，它能代表党员群众行使它的集中领导的权力，处理党的一切事务，并为党的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所服从。”“为什么说，党的民主制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呢?这就是说，党的一切会议是由领导机关召集的，一切会议的进行是有领导的，一切决议和法规的制订是经过充分准备和仔细考虑的，一切选举是有审慎考虑过的候选名单的，全党是有一切党员都要履行的统一的党章和统一的纪律的，并有一切党员都要服从的统一的领导机关的。”就作为工作方法的民主集中制而言，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和《关于健全党委制》中有相对详细的经验性论述，这些论述逐渐发展为今天清晰规定的各级党委(党组)的集体领导制度，即凡属重大问题，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集体讨论、按少数服从多数作出决定。民主集中制在这两个领域的运作都是为了实现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多样与统一、活力与秩序、决策与执行的有机统一。民主集中制的运作过程，是一个发扬民主、了解情况、把握诉求、整合意见、统一认识、合理决策、有效实施、总结反馈的往复循环过程。在此意义上的民主是服务于集中的，是服务于使命型政党解决问题、完成任务、推进治理、实现使命的，换言之，民主集中制意义上的民主更多实用性、功能性，是一种功能性民主或治理性民主。这两个领域的民主集中制在党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健全完善，对于党的事业的推进与使命的承担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根本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民主集中制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成功的组织密码。随着民主集中制适应时代条件与发展阶段的调适与优化，其对于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意义必将得到更为充分体现。

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源于强大的战略定力与突出的战略思维。以科学思想为指导，接受几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自觉坚守初心与使命，坚信事业的正义性与胜利的必然性，经过艰苦历练、善于学习总结的中国共产党在自身的不断成长过程中以及在事业的不断推进中逐渐培养出了一种强大的战略定力，这种战略定力在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身上都体现得非常明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战略定力”，强调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正是这样一种战略定力的突出体现。与这样一种强大战略定力相适应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积淀与形成的突出战略思维能力。“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战略思维本质上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立足根本、全局和长远把握各种关系并制定战略策略，客观辩证地思考和处理问题的科学思维。在时间维度上，其强调立足长远，跳出眼前，从长远看眼前。在空间维度上，其强调着眼全局，跳出局部，从全局看局部。毛泽东也特别强调战略问题。《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都是战略分析的典范之作。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部著作也是针对重大问题进行的战略分析。此后，我们党也一直十分强调要注重战略思维。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判断，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都体现了其深刻而宏大的战略思维。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把领导干部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的要求写入党代会报告，强调必须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加强战略思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尤其注重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战略思维能力，强调各项工作都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战略思维包括明确战略定位、提出战略目标、形成战略规划、突出战略重点、抢抓战略机遇、占据战略主动、适时战略转变等，而最为根本的就是通过分析、研究去把握事物存在与发展的逻辑与规律，质言之，战略思维就是规律思维。确实，只有把握规律才能谈得上战略，谈得上伟大使命的担负与实现。马克思主义在其产生之初就强调要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与资本主义的灭亡规律，创造了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发展历程中也遗传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基因。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战略问题就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文章开篇就是论战争规律。“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在发展过程中，规律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标志性范畴，直到今天，党的理论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三大规律”的说法，即不断探索和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保持定力、探索规律、形成战略对于中国共产党完成使命而言意义重大。

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源于深厚的民众根基与扎实的群众工作。如果说对使命、组织与战略的强调都是针对党自身，那么对于民众的强调针对的则是党领导与执政的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不仅要搞好自身建设，还要处理好与群众的关系。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自己的私利，其初心就是要维护和实现工人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人民谋幸福。而使命不过是初心的实践体现、实践归宿、实践支撑和实现形式，初心凝成使命，使命承载初心。两者实际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完成使命也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因为归根结底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体，人民群众是共产党的力量之源，是共产党制定政策的民意民智基础。综合以上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党群关系理论的要义就是在党的领导与帮助下人民群众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主体地位，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发展自己，争取自己的美好幸福生活。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所反映的正是这两方面的内涵。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共产党发挥的是作为先进政党的引领、教育、启蒙、宣传、组织、服务作用。如果说相对而言人民群众更多体现的是自发性，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更多体现的则是自觉性;如果说相对而言人民群众更多体现的是自在性，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更多体现的则是自为性。

那么，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如何让民众高度认同自己的这种引领、宣教、组织，从而牢牢夯实自己的社会基础呢?相关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有两大因素尤其需要强调。一是踏实、细致、周到的群众工作。毛泽东强调要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践行群众路线，了解群众诉求。“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它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他强调要关心群众具体利益和现实利益。“我们应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他强调要注意工作方法。“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二是共产党人的艰辛付出、英勇牺牲与典型示范。要想赢得民众，共产党人必须充分发挥模范先锋队的作用，在必要时敢于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

踏实、细致、周到的群众工作使党成为群众利益的真正代表者，而这样一种基于初心与使命意识的牺牲则深刻地表明了党与民众之间所存在的生死伦理关系:党就是为了人民而存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都可以为了人民的利益而付出、而牺牲，为人民利益而死是最值得、最应该的，这是无产阶级党性的最高表现。这样一种对于人民利益的高度关切与付出牺牲不可能不赢得广大民众发自内心的拥护支持，从而在党与民众之间逐渐达成一种默契的心理契约:引领付出在先、认同拥护在后，政党期待人民支持、人民期待政党引领，彼此默契、心理相契。这样一种心理契约尽管是无形的、内隐的，但却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至为重要的领导合法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