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著名作家邵勇胜：美哉，邵兄

邵勇胜，淄博市高青县高城镇大邵村人，著名作家。今年9月9日，是邵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务农之余他先后在《人民文学》《文汇报》等报刊发表大量小说、散文等作品，在国内文坛引起轰动。2000年后出版《邵勇胜文学作品集》《邵勇胜散文集》《大邵村纪事》（上、下）等多部著作。为纪念邵勇胜先生的文学成就，滨州日报·滨州网特刊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滨州市作家协会原主席段剑秋作品，以飨读者。——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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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次见邵兄，是在一九七二年“文革”期间。那是个火热的夏天，惠民地区组织全区的文学爱好青年修改作品，住在地区招待所东边靠北的一排平房。没过几天，山东省著名作家王安友来了，头戴一顶农家大草帽，一副庄稼汉的架式，对我们震动很大：“看，人家是大作家呢，多么朴实！”我那篇《盐碱窝里绘新图》，就经过他的指导，后来收入《火花》小说集。

记不清是哪一天了，邵勇胜到来。怎么来的我不知道，参加学习班的作者名单上没有他。他正在我住的房前经过，同房的文友告诉我：“那人就是邵勇胜，著名的农民作家。”我读过他的《二爽赶车记    》，脍炙人口，于是赶忙扭头望去：较高的个头，白晢的皮肤，英俊的脸面，走路挺胸昂首，沉沉的步子，稳稳的神态，慢慢的话语，目不斜视。他边走边与陪他的人说话，声音轻而稳沉，我听不到。文友问：“你与他有无交往？”我摇头说无。文友介绍：“他是高青县大邵村的党支部书记。”

我默然，但充满疑虑。看他那挺挺昂昂的气势，稳稳沉沉的神态，分明胸罗锦绣，说大学教授也有人信，怎么才是个村支书记！我家在农村，入伍前当过本管区的团总支书，跑遍管区所有的村庄，与许多村支书和大队长们有交往，他们多被生活的艰辛累弯腰，被风吹日晒暴黑脸，见面嘻哈吼喝，粗俗大于文静，哪有如此白净、英俊、文质彬彬、胸有城府的美男呢？

二

来匆匆，走匆匆，自此一别，竟然久未见面。邵兄家在高青县，我在滨县工作，黄河相隔。后来地区成立创作组，邵兄调来当组长，我也调到创作组，学习、开会在一起。虽说同在创作组，交往并不多，因为我到创作组以后便参加了当时最为时髦的“三结合”长篇小说写作组。这是个精心挑选的三人小组，有“出思想”的领导带队，有我这个退伍兵，还有高青县的一位农民作者，三人三类型。“三结合”不仅需要领导人“出思想”，还要去各县采访全区学大寨的先进典型，有时候出地区采访，后来又参加学大寨工作团，先到博兴县，又到邹平县。一是三人小组矛盾重重，二是“三结合”不符合文学创作规律，尤其是不符合长篇小说创作规律。有一次领导人开会整顿，我记得创作组成员全部参加。整顿的主要问题是创作组成立以来，创作人员懒散，不跟形势，没有做出给领导人增光添彩的成绩。邵兄从小说创作规律上发表意见，说作家写作是自身素材的积累与思想火花的迸发，他离开大邵来到地区，觉得身边空荡，再加当时强调“高、大、全”，脑袋里崩不出时代的火花。我十分赞同邵兄之见，说创作是作者思想的产物，不能由领导人“出思想”，尤其是反对领导人“我让你咋干你就得咋干！”这是典型的雇佣思想。

以后我用自己的脑袋搞创作，竟然不断地在省刊发表作品，但与邵兄见面机会少了。创作组解体以后，邵兄当了艺术馆馆长（副馆长、副书记）。因为地区驻地在滨县境内，我仍然断不了去艺术馆看望邵兄。邵兄总是鼓励我，同时感叹当馆长事务太多，他的脑袋静不下来思虑小说情节。我突然发现：邵兄的创作之源不是这里那里去采访，去体验，而是在他生活了半生的大邵村。他离开大邵村，便断了文学艺术的生活之源！

除谈创作之外，邵兄也给我介绍其他作者的情况。我们这一批作者是“文革”中后期兴起的，虽然年龄有些悬殊，文化参差不齐，但都有一股文学热。每次交谈，邵兄总能画龙点睛，述说不同作者的特长、优点，仿佛在描绘小说中的人物。他从不谈论别人的缺欠，就是听说哪位作者出什么问题，也总是为其辩护：“人无完人，责任不全归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邵兄外出参加一个什么会议，有一位自称邵兄好友的年轻人来到大邵村他的家中，说与他如何亲密交往。妻子认为真是邵兄的密友，好一番招待。不料会议提前结束，他回家来，发现这人他不认识。妻说：“这定是个骗子，叫人抓起来吧。”邵说：“不可，他喜欢文学，就是文友，天晚了，留他住一宿吧。”这人自觉无颜，他却依然以友相待，与其好一番交谈文学。读《大邵村纪事》以后，我才知这是他家传美德！

有一事发生在“文革”期间。当时，自上而下来了场运动，批判文艺界的一股思潮。地区文化界有人在某县找了位作者为批判对象。邵兄听说，忙劝那人：“上头批判，都是针对大人物。只有大人物，才能掀起什么思潮。县级的作者算不上作家，仅是一个文艺爱好者，挨批判够不上格。你拿他当靶子批判，那不是拿着黄鼬当马骑？让人家笑话做事浅薄吗？”被邵兄保护的那位作者，并不知道邵兄保护过他。原沾化县、现东营河口区文化馆长杨海田，说起他文化站长由民办“转正”的事情，感受最深：“我与邵兄没有过多交往，仅在学习班上见过几面。可是，在转正的事上，听说邵兄为我力争。虽然有人阻挡，那次我没能转正，却知邵兄是个大好人。可信，可交！”

文人相轻是文化界的一大顽症，邵兄却有文友相亲的美德。正因如此，三十年后我搞《黄河三角洲民间文学研究》，到惠民县、无棣县、阳信县、邹平县、广饶县、沾化县、东营河口区采访的时候，遇到当年那些头染白发的文友，他们总是首先问候：“邵兄可好？”不是一般寒暄，而是怀有真切的感情，都把他当做可敬的兄长。去年九月九日，当我把邵兄的噩耗电话告之东营河口的杨海田时，我看不到百里之外的他眼中是否含泪，却听到他一声无比悲痛的惊呼：“啊——邵兄怎么走了啊，他不该走啊！”我久久的思考，一个人能长久的活在人们的心目中，需要对朋友付出毕生的精力，需要用正义，用真诚去精心的栽培、浇灌，日久天长，才能赢得人们发自内心的尊敬，这些，邵兄都做到了。

三

邵兄虽然成名很早，但作品不多，因为他的创作旺盛期正值“文革”。后来进城，虽然滨州是个小城，却与他生活半生的大邵村隔离，因此他总感到离源的空荡。再说人到中年，老人与子女乱事纷纭，是谁都推不开的。待该操劳的操罢，已经进入老年，也就累出毛病来。这时候虽然身体欠佳，但他却能静下心来，慢慢地梳理早年往事。这便有了《大邵村纪事》。我接到赠书，立即拜读，真真领略到醉人的乡风民俗、美妙的田园风光、传统的伦理美德。尽管有人说三道四，我却认为此书乃邵兄的文墨精华，闪烁着中国传统文艺美学的光彩。

中国传统文艺美学，强调文艺的民族性。翻开《大邵村纪事》卷一，便是大邵十景：邵氏家庙、 棋盘街、邵家寺、刘家湾、廪生胡同、上马台、李家胡同、南大门、叫花子坟、南墓田，短则千余字，多则二千余字，十大景致仅占了二十个页码。无有刻意雕琢涂彩粉饰，皆平平地叙来，但让人觉得津津有味；再加后面的济水、竹马、京剧班、庙会、油房、清明、春节等记实，描绘出大邵村在渤海平原的整体座标。正是这家庙、寺院、墓田、庙会、清明、春节的描写，体现出中国自古以来的宗法宗教信仰的特征，因为自殷周始，中国人便由鬼魂崇拜发展到祖先崇拜、继而发展为宗庙祭祀。祖先崇拜是中国宗法性宗教的一大支柱，从天子到平民，从国都到乡村，每个村庄的主要姓氏，都盖有家庙，或修有较大较好的祖坟，年来节到集体祭祖。至今的乡间婚礼，仍然首先是拜天地，拜父母，傍晚还要上祖坟。写一个村庄，如果没有家庙，没有寺院，没有墓田，没有庙会，还是中国农村吗？不仅变味，而且失实。《大邵村纪事》开篇如实笔录大邵十景及八大风情，充分体现的是中国村落的民族特征。《文心雕龙.原道》明确指出：“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经铺理地之形”，世间文章皆是天地自然万物的体现，为文者理应遵守“仰观吐曜，俯察含章”之道，绝对不能脱离人类生存的社会现实。

《大邵村纪事》具有很强的自然美。尤其是《乡土情怀》一卷，二十多个人物，笔者“俯拾即是”，且皆“著手成春”。譬如《庄稼汉们》中名叫“峰”的这个人：“是住亲戚家才来到大邵村的，是一筐一担的家产，是真正的白手起家。”他家离水井远，“担着水他要思考，因而也就形成了吸旱烟较勤的习惯，也可能是缺火柴吧，或许那个年代根本就没有火柴，他把半着半灭的烟核磕在扁担的平面上，把装好的旱烟再对准半着半灭的火种，于是新的一袋旱烟又点着了……日久年深，担过多少水无法知道，他的扁担上有一浅浅的烧糊的坑。那是一个创业的纪念，一个陪伴星星走路的标志。”再如写“海”这个人物：“长相一般，但极有个性，衣着及其他皆能将就，唯独苇笠，买不着称心如意的，是决不善罢甘休的。入夏前，他放开长腿到周边村庄赶集，相中了货色，价格上他是不太计较的……他的苇笠，像现在的礼服或贵夫人的钻戒，不赶集上店，不走亲戚好友，他是不轻易戴出的。有一次走在路上，遇到了一次特大暴雨，按说苇笠正好派上用场，但他将苇笠摘下来，用褂子包严，夹在腋下窜回家中。”写到“聚”：“冬天从来不穿棉鞋，也不穿袜子，他经常穿着前脸子上带有一条粗布条的那种老式的布鞋，是用针线纳了鞋帮的，家乡叫铲鞋，那种鞋以坚实著称。群众都称他为‘铁脚’，意思并不是说他能跑路，而是能抗冻。”《庄稼汉们》描写了七个人，皆简短几笔，却画龙点睛，出神入化，读者仿佛见到他们的音容笑貌。有人把这种手法叫“白描”，刘勰称之《隐秀》，核心是“英华曜树，浅而炜烨。”“深文隐蔚，余味曲包。”是典型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学观。

真实，是《大邵村纪事》的又一美。“大邵风情”也罢，“乡土情怀”也罢，“家族人物也罢”，“乡里余梦”也罢，一篇又一篇，皆以“我”的所闻所见一一道来，是中国传统的实录笔法。实录本是中国古代史学写作的原则，如《史记》，其特点是文实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大邵村纪事》秉承了这一特点。写那位启蒙老师绳武哥，没有隐瞒老师的五音不全，唱起歌来“像老和尚念经”，土改时自己错估形势吓跑，以致闹出一生的坎坷，让人悲悯。写村支书邵祥阶，既写他三十年稳坐书记宝座的清正廉洁，“文革”中的高风亮节，又写他挨饿时犯的错误：他“以晚上看仓为名，十二点过后，煮一顿地瓜干吃，还派一人在门外放哨。小四清时他带头做了检讨，每人赔偿瓜干三十五斤”。即便写家族人物，邵兄也不隐恶，譬如写二哥永昌，卖砖诓主户，想办法逃脱干活赶五集，卖猪骗买主，写得有声有色；三哥永庆是他崇敬的人物，却也“有一次他为套人家的鸽子，把拾麦茬的事丢在脑后，到回家吃早饭的时候了，两个背筐还是空的。三哥说：有办法。他领我到一个墓地里，墓地里有些干枯的蓬蓬棵，我们叫它风筝筝，春天刮大风的时候，它借着风势满坡里滚动。三哥把风筝筝虚虚地放在筐里，上面再盖上点麦茬，慌眼一看筐里还盛得满满的。”诸如此类，皆曰“不隐恶”。不隐恶不是扬丑扬恶，而是指点所写人物的美中不足。正是这种美中不足，如同《水浒》中的鲁智深出家不戒酒，读者不仅觉得真实可信，反倒觉得可笑可爱。这才是金出原矿的真实美！

尽管《大邵村纪实》用实录的笔法，语言朴实，白描无饰，却也篇篇蕴理涵德。最可说道的是“祖父的精神”，因为祖父是个念了不少书的农民，特别相信风水之说，便精心为自己选了块风水特好的宅基，因此家族也就兴旺。为了全村免遭土匪火烧，祖父冒死前去给土匪送馒头送肉；为了全村的吉祥，祖父不怕得罪人，接了“泰山会”的账房之职；盼望子女出人头弟，却又不让子女读书，说是“念书耽误过日子，越念越不下力气干活，更不知道地咋种。”祖父会治家，以女人为主纺线织布，男人为主开粉房，用勤劳的汗水赢得全村的赞扬。土改分地，祖父坚决不要，说财产还是靠自己挣，只有创业才知道守业，不然后代出败家子。祖父同意孙子永庆参军，是因为“我所见过的部队，顶属八路军好。”解放后连年风调雨顺，他说“人心顺，天气也顺，毛主席应该坐天下。”祖父四个儿子，盖了四位宅子，时机成熟立即分家，而且分得十分平稳，他会做儿子们的思想工作。分家后父亲照祖父说的，勤奋持家，种地又开粉房，还供子女读书，这一点比祖父大有进步。后来父亲为参军的儿子盖房，与祖父的观念如出一辙……祖父的这种正直、本分、勤劳、善良、也有点儿固执、愚昧，充分体现出中国乡民千年传承的仁义之“道”。“文以载道”，正是中国传统文艺美学最大的民族特色。

美哉，美哉。邵兄的美文来自美德，堪为我等楷模！

作者：段剑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滨州市作家协会原主席，研究馆员，是黄河三角洲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出版长篇小说及民间文化研究著作多部，曾获山东省精品工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