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殿仁新年寄语《孙子研究》：智者，日知日进

智者，日知日进

——新年寄语《孙子研究》

李殿仁

这是一个“智”的时代，什么都冠以“智”：智能车、智慧城、智囊团……其实在古代，“智”与“知”是通用的，是一个意思，“矢”和“口”结合，其本意就是谈兵论战。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的系统谈兵论战的兵书，《孙子兵法》的六千言中，“知”字出现了79次，十三篇中几乎篇篇都有“知”字。《孙子兵法》是世界公认的兵学圣典，超越时空，历久弥新。作为新时代的《孙子兵法》传人，如何继承孙子关于胜战和治军的智慧韬略，创新发展孙子兵学文化，服务于国防和军队建设，服务于社会各个竞争领域，服务于这个“智”时代中渴望“知”的每个人。我认为，可以从下面三个视角思考，以期找到答案。

新时代深入研究孙子兵学，要从军事哲学视角。

《孙子兵法》是举世公认的现存最早和影响最为久远的战略理论著作。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这样评价：“它是古代一部优秀的兵书，也是一部出色的哲学著作。”《孙子兵法》不仅阐发了深刻的军事思想，更是揭示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战争环境下，这些深刻凝练的文字依然散发出具有强大穿透力的思想光芒。

审视《孙子兵法》超越时空的魅力，其核心的价值支撑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结于它蕴含的朴素而深邃的军事哲学，主要表现在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在兵学领域的展开与升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战争形态的演变，尽管某些篇章中具有冷兵器时代特征的具体战术战法已经不适用，但孙子对战争观念、战略战术、军队管理等诸多层面军事认知的探索、把握和创造却沉淀下来，常学常新越用越灵，日知日进。伴随着《孙子兵法》的后世传承，这些科学精神以文化的形式逐渐成为中华民族2500年来斗争哲学的主导特质。孙中山就曾说过：“就中国历史来考究，两千多年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书，便成立中国的军事哲学。”

当前，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科学突飞猛进，战争形态发生显著变化，军事领域竞争更加激烈，世界新军事变革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加速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军事智能化发展，提高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全域作战能力。”在信息化战争向智能化战争加速演变的过程中，《孙子兵法》提出的观点也正在一一实现或得到印证。譬如，“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这与现代的“一体化联合作战”不是如出一辙吗？又如，“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这不正是我们发展隐形技术所要追求的目标吗？再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战争各方不也都在极力发展智能化系统渗透对手，剖析自己，掌控战场，把握主动，以达到信息制胜吗？虽然孙子并不是能掐会算，预知千年，但是孙子彼时理想化的军事观点都是从作战实际提出来的，客观展示了军事斗争的总体需求和总体趋向，并对军事技术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新时代深入研究孙子兵学，要从超越兵学视角。

毛泽东曾一针见血指出，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双方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进行力量、意志和智慧的最为激烈的斗争。《孙子兵法》就是从揭示战争普遍规律入手，论述用兵的谋略、方法、手段以及治军的用人、管理、教育等内容的一部兵书。但在其他的一些社会活动形态中，同样存在着力量、意志和智慧的竞争，同样需要研究达到行为目的的谋略、方法、手段以及用人、管理、教育等问题。虽然这些并不是战争的流血暴力行为，不是你死我活、彼亡己存的相互残杀，但其博弈的激烈程度，运用各种要素的力度丝毫不比军事斗争差，有的是惊心动魂的。人们在不断学习、研究《孙子兵法》的过程中，在实践运用时发现了《孙子兵法》对军事以外的其他社会领域具有重大的借鉴、通用意义。

《孙子兵法》如果究其实质，论述的无外乎军事的两个核心问题——作战与治军，如果反映到社会其他领域中对应的也是两个核心问题——竞争与管理。当今时代，竞争和对抗向多领域拓展，《孙子兵法》走出了军事殿堂，走入了其他社会领域，特别是一些富有竞争性、挑战性、斗争性的领域。因此，《孙子兵法》研究除了继续以军事领域为主体外，还要兼顾其在国际博弈、治国理政、企管经营、体育竞技甚至养生治病等领域的现实指导意义，尤其是信息时代给这些领域也带来深刻变化，为我们紧跟时代，联系实际创新性研究提供了崭新舞台和广阔空间。

现实是最为生动的大课堂，只有紧密联系现代社会竞争和管理丰富、生动、活跃的实践，并从中找到打开解决现实困惑的钥匙，才是《孙子兵法》研究最终的目的，也是对孙子思想和智慧最好的继承。在这一点上，上个世纪，日本人、美国人做得要好些。日本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自觉运用《孙子兵法》指导商业经营，佳绩迭出；美国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将《孙子兵法》作为思想“催化剂”，催生了一系列作战新概念和新理论，受益匪浅。我们也欣喜地看到，进入新世纪，在国内已经有诸多专家学者对在一些具体的领域中《孙子兵法》的实际运用和指导有了相当多的思考和研究，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注重创新汲取孙子智慧，注重灵活运用孙子思想，不断拓展《孙子兵法》研究的宽度和深度，这就是《孙子兵法》研究的永久热点所在，主流所在。

新时代深入研究孙子兵学，要从人本主义视角。

《孙子兵法》研究除了在军事哲学和实用主义范畴外，还有一个视角也是非常值得深入关注和挖掘的，那就是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学思想。虽然在春秋时期，业已出现对商周时期泛滥的唯心主义天命论的质疑，一些进步思想家提出“重民轻神”“天人相分”的思想命题，认为民为本，神为末，也有人提出“吉凶由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等进步观点，但这些仅是只言片语地反映在一些语录体的著作中。而孙子的十三篇中却篇篇都论述“人”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战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为了人民利益和国家发展。

孙子旗帜鲜明地在首篇《计篇》就提出“五事七计”对于战争胜负的重要性，“五事”中除了“天”和“地”之外，其中的“道”“ 将”“法”都是以人为主体，其中处于首位、起主导作用的是“令民与上同意”的“道”；“七计”更是如此，其中的“主孰有道？”“将孰有能？”“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主要是比较敌我双方在这六种条件上的对比，论述作为战争主体的君主、将帅、士卒之间的关系和职责。即使是“天地孰得？”也是着重在于“得”，即哪方能够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谋势造势，从而使“天”“地”等自然要素为我所得、为我所用。《孙子兵法》如此强调人的重要性，却并不是唯心论，它并不一味强调人的精神，而是将人的精神（意识）与兵力军备（物质）统一起来。在孙子看来，军备物资、兵士数量、战略战术地形都是可见的或可量化确定的，而唯有人的心理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人的主观能动性对战争胜败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恰恰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体现。

《孙子兵法》的人本主义思想可以归结为两点：正义的战争必须依靠“人”，也应该是为了“人”。前者的含义在于：战争胜利依赖于人的主体性发挥；处理好“主”“将”“卒”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胜战必需；人的精神作用对于战争胜负具有重要的影响。后者的含义在于：战争胜利不是目的，获得“合于利”的胜利才是目的；获得战争胜利是重要的，战后的“修功”则是更重要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分表明，国家昌盛则人民幸福，国家衰败则人民生活于水火。从古至今，只有秉承“保民”“富民”是战争的政治价值取向，才能赢得人民的支持。习主席曾在2017年新年贺词时讲到“上下同欲者胜”，而在2019年新年贺词中强调“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两种语体，一样内涵，体现了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深情厚意和饱满绵长的为民情怀。

时代在以我们想象不到的速度飞速发展。新时代、新使命、新梦想，要求我们有大智慧、大视野、大战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无论是智慧的增长，视野的拓宽，还是格局的提升，都需要我们“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方可引领新时代，完成新使命，实现新梦想。我们必须认识到，《孙子兵法》研究需要进入以承担时代责任而进行创新性研究的阶段，把孙子兵学智慧、前人经世方略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方可熔古人谋略之剑，锻造出开辟未来的思想武器。

李殿仁，原国防大学副政治委员兼纪委书记，教授，中将军衔。1945年11月出生，山东省滨县人。1964年1月入伍，历任战士、班长、干事、秘书、副科长、办公室副主任、军校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等职。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曾任上海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山东省委党校特聘教授，中国二战史学会、中国军事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中国军事文化研究会顾问等；现任中国国史学会副会长，野草诗社、红叶诗社社长。著有《军旅中的思考》、《实践与思考》、《思考与解读》、《学解孙子兵法》等著作，并有多部诗集出版。主编《跨世纪旋律》、《文图并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聚焦》、《世界军事形势分析》、《孙子兵法通论》、《我与改革开放三十年》、《孙子兵法谋略新解》、《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研究》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