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平原（六十四）|故乡何事又重来

故乡何事又重来

马士明

镰刀呢？为了防蛇和野狗从没离开手的，怎么就丢了呢？把大竹筐撂在地界，顺来路回找。这季节的青纱帐很是有了气象，苍苍茫茫，散发着复杂的味道。长长的水沟走到头，也没找见。那可是父亲专为我买的一把新镰刀，磨得雪亮锋利，很是得心应手。再拐进另一条沟渠，有一段几十米长的沟底积了水，可见水里鱼群往来游弋。甩掉鞋子，下到水里，挖泥筑坝，双手并拢做簸箕状向坝外泼水，随着坝内水面降低，鱼儿惊慌地奔跃。跑着去拎回草筐，倒出草来，镰刀也随着落地。一手攥了筐提系，一手把着筐底边，将筐侧倒追赶着那一条脊背青黑宽厚的大鱼，瞅准了一下抄起，离开水的大鲫鱼在筐内翻跳了几下后安静下来。一大片黑沉沉的阴云压着林梢飘过来，闪电划过天空，隆隆的一阵雷声中，铜钱大的雨点落下来，打在庄稼上，噼噼啪啪的，青纱帐上空弥漫起一层白茫茫的雾气。赶忙把草复装入筐背起，找避雨的地方。跑出十几步，回首看时，刚才截住的那一段水沟中一条更大的红鱼跃出水面。脚下一滑，身子摆晃几下才稳住。

哦，又做梦了，情境那么的真实。梦境中的事，少年时是不是真的发生过？那块地儿，那条水沟，是最熟悉的，打草打菜最常去的地方。拉回飘忽的思绪，窗外微亮，“唰唰”声忽临，下雨了，再也无了睡意。

我的故乡——小泊头镇乔家庄，那是鲁冀交界一个极普通的自然村落，在两河之间，北是四女寺减河，南是马颊河，车泊路穿村而过。村史载村名之来历：“明永乐二年，乔姓从山西洪洞县迁此立村，以姓氏取村名。”传说有一老者在村东为方便行人修了一座桥，为纪念修桥老人，取村名为桥庄，后演变为乔家庄。

高一辍学后进到一个厂子务工，只算是一种暂时性的外出，在二老年事渐高，母亲的一亩多责任田退回村里，房屋也易了主，那就是另一种情境了。父母在哪里，哪里就是家。自此，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园渐行渐远，“家”随着父母迁移到小城。

至此，故乡村中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除了堂叔和父亲的两个表兄弟，再也没有亲人，联系一年年的愈加少了。故乡于我好像也变得有点陌生，陌生不等于淡漠。老家村中有婚丧嫁娶的，父亲就会打发我和弟弟回去上礼。再是春节期间是一定要回去到各长辈家拜年，老辈儿的人们叫着我和弟弟的乳名，说一些我俩小时调皮捣蛋的事儿，仿佛一下回到儿时。村中还有几个发小同学，都有着相同的或痛苦或快乐的少时记忆，那是贫瘠岁月中偶然泛起的浪花。

每到清明，我和弟弟带着孩子们回乡扫墓祭祖。墓地在村西四里，很多年前，那块地是曾祖置下的，总有十来亩，土改入社后划归邻村。先从曾祖墓开始祭拜，依次伯祖父、祖父、堂婶，在坟前摆开祭品，上三炷香，焚化纸钱，然后磕三个头，起身。那一方墓田，终将也是我的归宿地。

大概每个人都有寻根的意识，潜意识中是一种自我肯定和认知。“我是谁？从何处来？要到何处去？”柏拉图提出的这个形而上的哲学命题，每个人都在探求、想解决却无处寻找答案。其实，一言以蔽之，就是人生终极意义究竟是什么？这没有绝对一致的答案。

曾读过一篇关于山西移民的文章。文中提到，判断是否山西移民，要观察三点：一是院中或大门外多有古槐；二是习惯背手走路；三是小脚趾甲分成两瓣。以此推定，我当是移民的后代无疑了。祖父和村里一些高龄老人大都有背着手走路的习惯，提了马扎也是背手拿着。伯祖父的院内有一棵百年古槐，小时的我搂不过来，祖父宅院门外两边各有两颗大槐树，树干挺直高耸，各分五股粗壮枝杈，树冠庞大圆浑如盖，即使炎热的夏季，树下也能感受到一股清凉。两瓣的小脚趾甲，小时还以为是发育畸形。

据《马氏族谱》载：无棣马氏起家于本邑马谷山西北，鬲津河南岸夹河里，距城三十五公里。明永乐二年始祖芳辉率二子从山西平阳府洪洞县马家村迁此，取名马道门。后二世长子分迁大山道口立村，因村东有一大道口，直通大山街，故取村名马家道口。曾祖又在百年前迁居小泊头镇乔家庄。“诗书继世，耕读传家，行善济人”的家风至今仍被村人津津乐道。曾、祖一世务农，却喜读圣贤书，家父、叔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考入师范院校，一生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家父教书之余，自学中医，给四邻八乡的患者针灸开草药方子解其病痛。

那年堂妹出嫁，开车载了父母回去，我担心母亲看到付出那么多年心血营造起来的院落会伤心，没有从自家老宅前经过，直接去了堂叔家。她还像以前那样，大着嗓门与婶子大娘们拉着手说话。父母家的电话是在未搬来之前就安装好了，这是故乡的亲友与父母保持联系的渠道。待我们几个去父母家，母亲就会把刚获悉的村中的大事小情向我们转述，一些人名我也有些模糊了。

一次从老家回后，母亲问我，“咱家那房子咋了？门口的槐树呢？”“房子还挺结实，槐树也老么旺相呢。”她听后一点头，“看来梦都是反着的。”其实，新房主住了不到一年就搬走了，准备翻建新房，有一间的屋顶漏了天，槐树也都卖了。

关于老家，其实也就是关于人的记忆。村里十一姓一千几百人，脾性各不同，都不乏情趣。最有学问的一个老先生，在分田到户后也参加劳动，有一块地与我家相邻。他捋着胡子看着我锄地，“小小年纪，还真是一个锄地的好把式。”弄不明白他的话，是夸我呢，还是说我也只能营务庄稼。一个大我两岁的，有异食癖，时常用指甲揭下墙皮表层的麦秸草，把麦秸的结节在口中嚼后吃下。也有看起来憨拙的，却是一个巧手；也有大字不识的，说唱没人能比。有几个做着不起眼的小买卖，却都挣下了大钱，给孩子在大城市买了楼房。

少时，常到一个伙伴家去玩，在他家东偏屋有一口棺材，那是他爷爷给自己备下的寿材。地上摞起两块青砖，再垫了木板，那棺材就放在上面。我们要躲开他爷爷的眼目才能进去玩，木格窗棂斜射进一缕太阳，光晕把这口硕大的棺木烘托出朦胧之象，像要随时飞腾而去。曾想掀开那棺盖，我俩合力也不能动其丝毫。弄出的响动惊到一只白鼠，跳上棺盖，“吱”一声逃开。每到六月，他爷爷就很隆重的叫儿孙们把寿材抬到天井里，日头下，亲手上一遍桐油，粗糙的手掌摩挲着榫卯，指节叩击，发出厚重沉闷之声。这时，他一脸的褶皱舒展开来，就有了一种满足适意的神态。

村中的传统戏剧河北梆子远近闻名，有百多年的历史，曾代表县上参加全省汇演。一入冬，大队部就腾出屋子排练，演员上至六七十，小到十来岁，都能露一手，每晚咿咿呀呀的到半夜。排练结束，戏台早有人张罗着搭好，卖小吃和小玩意儿的消息灵通，早早来到戏台下占地儿。在四邻八乡，我村的年最红火，从腊月一直唱到过了十五，吸引了外村的年轻人和真正的戏迷。外村的高跷队、舞狮队也都主动地来村里演艺助兴，那时就成为全村人的荣耀时刻。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仍有人热心张罗演戏，只是因为演员青黄不接，那演出的热火也就一年不如一年。最后年轻人就很不客气的开始拒绝，他们更热衷的是迪斯科、霹雳舞、港台影视剧。1989年春节的那次成为“封箱”演出，那些装了行头和道具的戏箱终是弃置在一间库房里，蒙上厚厚的一层尘埃。

夏日街灯下，再也没有了挥着蒲扇围着棋盘厮杀的场面。清净的水湾曾是天然的浴场，也已干涸龟裂，苇荡野鸭也就再不可见。那条土路还在，弯弯曲曲的通向西大洼，那里是一大片盐碱地，长成树的柽柳也被砍伐贻尽。唯有那一棵比村子还要老的酸枣树，依然每年抽枝发芽，为人们奉上酸酸甜甜的果子，关于树洞中居住的红狐，偶尔还有老人讲述一番。

梦里花落知多少，谁人不起故园情。生在农村的人是幸运的，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是富有的。故乡是我们的根脉所系，无论走到多远，离开多久，血液中流淌着同样浓热的乡情乡恋乡愁。面对人生的迷惘，面对中年的孤独，无法排解的时候，那就回一趟老家吧。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远远望见那一座小桥，村头那一株老槐树，夕阳下袅袅的炊烟，驻下脚步，一种饱满温馨的氤氲气息裹紧我们，如回到襁褓的婴孩枕在母亲的臂弯。当听到年轻的母亲呼唤着孩子土得掉渣的乳名，儿时情景频频重现，心底的最后一点坚硬，瞬间融化，盈满泪水的双眼回望来时之路，人也就变得如醉如痴。

草木有荣枯，人世有更替。一个村庄也是有生命的，也在日渐老去。曾经熟悉的老宅早就无了踪影，街道也变了模样，曲折逼仄的巷子，也无处寻找旧时的影子，一切都变了。当看到十字街头的那一口老井还在，老槐树下的那一盘石磨还在，这就行了，尽管井栏朽腐，磨道生了杂草，起码它们还保留着曾经的记忆，还能引发我们的怀念。

每一个人都是他故土灵魂的歌唱者。正如，鲁迅小说常以绍兴为背景，沈从文的文字处处印着湘西的标识，莫言则以高密东北乡为一切叙事的底色。我当然也不例外，故乡永远是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我就想用手中的笔对故乡做一个描摹，但是，面对故乡的厚重恢弘，我无处下笔。

故乡，早已蒙上一层岁月的包浆，渐变成为一个寄托，一缕血脉，地域的时空的乡村也不过成了一个模糊概念。从中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回溯，便可寻到自己想要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