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平原（六十八）|闲话家乡之埕口工会

老埕口水陆并行，商贾云集。各行各业风生水起，生意做得那叫个红火。 商铺做大，门路做广，也就应运而生了一些活计营生，比如给商店卖货的站台伙计，算账管钱的记账先生、酒饭馆里拉客上菜的小二、还有海洋码头上扛麻袋的装卸工。为了保护商贩和工人利益，当时的埕口街除了机关单位还有一些民间组织，像埕口商会，埕口工会。埕口商会听说以前就在十字街向东我家老宅的对面，可能我记事时就撤销了，我个人对此是一点印象也没有，只说说熟悉的埕口工会。

河坝下我们经常在那捉兔羔鱼，挖小毛蟹的河叫漳卫新河，古时候称鬲津河，为当年禹治九河之一，从德州起至埕口北入渤海。 清雍正年间在埕口建码头，此后埕口码头成为仅次于烟台港的山东第二大港，有船抵天津、大连、宁波、上海。当地的渤海海盐，小枣、红砖、粮食等农副产品运往外地，以及外地运回的货物都要在这个码头周转交接，所以，早期工会的工人基本就是码头的装卸工。

装卸这活儿要扛着麻袋走陡坡，过跳板，上码垛，没胆儿没劲儿是做不了的。所以干这个活计的大都有把子力气，胆子也得大。也有那种胆小瘦弱的，都是家里境况不好不得不干。据说当时埕口街有个叫王九常的装卸工，他生得人高马大，力气也异于常人，别人都是扛一麻袋黄豆，但他能扛两袋，肩上横一袋竖一袋，好家伙，一麻袋200斤两麻袋就是400斤呢！自古福祸相依，好事有时候也会变成坏事，他块头大，能干，所以吃得就多，在1960年自然灾害时他先饿死了。

我记事时海洋码头的船很少了，印象里工会的装卸工也就是供销社来了化肥啥的卸一卸，卸完了就围在一起分钱，然后叼着烟卷数着钞票散了。工会的院子却是我的童年乐园之一，它在十字街往西路南，大门朝着河坝的方向。 工会跟大路之间的流水沟上，架着一块特别厚特别大的水泥板，每次下雨后，沟里的水都溢到水泥板上，我们就站在上面相互扶着肩膀洗脚，直到把脚洗得泛白。

记得工会的院子很宽敞，两扇木头门很大，门槛也比一般户家的高。大门左边是一排房子，最西边的房间里放着一台电视，那应该是当时埕口街上唯一的一台电视机。有个姓吴的住在这里，个子不高，总是乐呵呵的，我们在院子里爬上爬下到处蹿他也不撵我们出去。他不但脾气好手还特别巧，那时候街上人兴起了用捆纸箱的绳匹编篮子，他编的花样多，所以都去求他帮助。我们去工会时，常见他坐在大炕上鼓捣，地上堆着各种颜色的绳匹子，靠墙放着替别人编好的篮子，篮子的图案都很特别，有方格的，长条的、菱形的、还有波浪形的，估计费了不少的工夫。那时候好像只有他常年住在工会，每次供销社来了活儿，也都是他带着卸货。

供销社来货的车都停在十字街上，我对他们卸货的情景印象深刻。工会的一帮人大声说笑着呼呼走来，他们每个人头上都披着一块蓝色大布斗蓬，一直从头顶垂到快到腰的地方，前面有个像帽檐的东西，两个边用牙咬着遮住脸，只露出两只眼睛。  现在想想那个大布斗蓬有点像日本鬼子的帽子，只不过下面更长，能搭到肩部以下，盖住身上的衣服不致太脏。

先是有人把车厢打开，接着跳上去两个壮汉，一人抓一个麻袋角轻轻一托就放在了等在下面人的肩上，就这么一袋一袋，一大车货一会儿就卸完了。有时候货多装得高，人够不到，就搭一块跳板依次上去扛，人一走，跳板一颤一颤的。他们都是一个姿势，歪着脖子，一手叉腰，一手扶着肩上的麻袋，随着木板的颤动有节奏地走下来。每次看他们在上面走我都觉得害怕，害怕那个跳板咔嚓一下断了。

工会院子里放着很多东西，能记着的有靠东墙摞的木板，还有几个大铁桶和墙角竖着的铁锨扫帚之类的工具。南边有个敞开式的檐棚，面对河坝的墙开了个方形的小窗口，每天晚上电视就搬到这小窗口来放节目。天刚一擦黑这里就开始热闹起来，有抬条凳的，有搬马扎的，有衣服穿到一半的，有拿着窝头蘸着虾酱胳肢窝夹着大葱的，不一会儿外面的空地和上河坝的整个斜坡，全挤满了人。

上河坝的斜坡很陡，坡上下雨时被冲出了一条条小土沟，沟里沟外长着一些草和黄蓿菜，还有坝上的小卖部扔下来的垃圾和杂物。那时候我们最爱在这个陡坡上玩儿，爬到最高处蹲下，两脚用力，双手一撑，哧溜哧溜往下滑，一滑坡上的土全扬起来，来回几次，基本就看不出人样了。

好像工会前的这个大空场还搭过戏台唱过戏，那时埕口有自己的戏班，随地搭台都能唱上几出。后来我家也买了电视，街上的人家也陆续买了电视，就不去工会看了。

跟埕口街的其他机关单位一样，工会后来也卖给了个人。以前爸妈在老家时，每次回去从河坝下来都会看到它，原来的土房翻盖得很是气派，大铁门，大院落，墙壁好像还画着一些色彩鲜艳的图案，大门前的空地也都铺上了红砖。

想想，这也是八九年前的记忆，现在它变成什么样子，其实我也不知道了。

作者简介：秦辉 山东无棣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崇尚自然，喜欢真实。作品多次入选各类文学选本。2012年出版小小说集《酒心巧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