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志愿军报》编辑的自传（节选）

近日，在庆祝建国七十周年之际，老岳母打开了一个紫红漆斑驳的老箱子，拿出了一本珍藏了多年的她父亲王健华的《自传》，自传里还夹杂着一摞泛黄的老照片。

于是，她向我说起了她的父亲和这本《自传》。

早就听岳母说起过她有个当过八路和抗美援朝的老革命父亲。从小就崇拜革命前辈的我，看到这些珍贵的资料如获至宝，捧在手里如饥似渴地翻阅着，瞬间，那些硝烟弥漫的历史画面就鲜活起来……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7月15日，我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从广州奉命北上，参加建立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

1950年8月我随十五兵团政治部《连队生活报》编辑部一起，与同在十五兵团政治部工作的爱人彭克馨从广州北上至丹东十三兵团政治部宣传部报到。

我们到达东北，住在安东（今丹东）的一个中学里。部队立即进行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工作、生活节奏十分紧张，全体指战员思想上统一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高度，军事上全面开展打靶、练兵、夜行军。半夜起来，摸黑穿衣、打背包、集合行军，要求不许有一点火光，不许出一点声响。行军数十里，天亮以后返回驻地，紧接着还要挖防空洞、防空壕。

1950年10月，我随中国人民志愿军从丹东跨过鸭绿江，出国到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参加抗美援朝战争。部队任命我为志愿军政治部《志愿军报》社编辑。那时美帝国主义的战火已经烧到鸭绿江边，敌人的侦察机三番五次地沿鸭绿江飞行侦查，丹东市的上空已经弥漫着战争的硝烟了。部队机关的女同志等勤杂人员全部留下，当日，这些留守人员都到丹东的乡下去。

我预感到部队就要出发，10月22日，我在爱人彭克馨的日记本上写到：“亲爱的克馨同志：祝你健康、坚强、振奋、愉快地生活，今晨鲜红的太阳，象征着光辉的胜利和幸福美丽的未来。”

一股抗美援朝的激动情绪冲击着我，虽然将要离开我的祖国，离开我的亲人，但情绪是高涨的、愉快的，由于真理正义所在，保家卫国义不容辞。当时已是副团职干部的我，经历了十几年的战斗洗礼，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并没有那种生死别离的情绪。

1950年10月23日上午10时，我们乘车由丹东向朝鲜进发。

我们坐的是辆六轮中卡，一共6人，有我和顾雷、吴少奇、陈伯坚（《辽宁日报》、新华社记者）等同志。

长长的汽车列队挤在山中的公路上，由宽甸转至长甸河口宿营。

10月24日下午5时25分，汽车通过鸭绿江大桥，我们告别了可爱的祖国，踏上了朝鲜的国土。我频频回首，再望一望祖国美丽的河山。正是为了保卫你啊，我才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行列，向您作亲切的告别，再见时，我们一定唱着欢乐的凯歌。

进入了战斗的北朝鲜，整个行进路上，有种庄严肃穆的感觉，我们肩负着一种神圣的使命，一种为国家为人民为和平而战的光荣自豪感。公路上的汽车更加拥挤了，一夜仅仅走了60公里。数十名难民相随着在公路上走过去，想是要到什么地方去避难。拂晓前，我们在昌城县山村一个小学教员的家里住了下来。这家门牌上写着“许仁之”字样，这个许仁之起初躲在屋子里不敢出来，后来看到我们的部队的言行确实是一支仁义之师，便与我们同行的志愿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孟方同志下起围棋来了。他说：“打王八美国，打王八李承晚，四十岁以下的统统都去了，我几天后也要去。”“有你们在，我们能打败他们，谢谢你们啊！”在他的校舍、教室里，挂着金日成和斯大林的画像。后来看见两个小学生直向我笑着伸出大姆指，但我用汉语问他们话，他们就直摇头，表示听不懂。

10月25日晚子时我们又出发了，崎岖的山路，上下坡路窄，汽车挤在一起，有时堵在一个地方一两个小时都过不去，幸而敌机未至。途中我们同行的一辆汽车坏了，部队不能前行，我们车上的几个人便在就近一家人的厨房地下，铺了两捆柴草，互相枕着，靠着，打着，闹着，说着，笑着，不知不觉大家都睡过去了。战友之谊，使我们几个相识不久的同志立刻融合在一起了。

夜渐渐静下来，我久久不能入睡。忆起我的家，我的十几年的战斗生涯。

我出生在山东沾化县黄升镇，从小生长在一个革命家庭。父亲王鸿文，山东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在校时就笃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加入了同盟会， 1912年秋加入国民党，并由济南回家乡创建国民党组织。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父亲遭通缉，从此，父亲矢志革新教育，后来父亲应邀去惠民县城山东省立第四中学任教兼任教导主任，深得全校师生爱戴。后来父亲因割痔疮去世，山东省长公署特给抚恤金，在校师生也自动募捐自助我上学。我从小学、中学后来考入聊城第三师范学习，至三年后完成学业，无论在中学还是在师范，我酷爱语文和音乐。为我后来参加革命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抗击日本侵略者，1938年7月，我投笔从戎。记得给肖华司令员当秘书时，他出战斗思路，我拟就战斗命令，一般他看过后，一字不改地就发出了。十几年来，从家乡到乐陵，从东北打到广州，上百次的战斗，无数战友和同志都在自己的身边牺牲了，自己也先后两次被捕，后经组织、家庭和群众的大力营救，才一次次获得新生。真是所谓的九死一生啊。而现在新中国刚建立，我和爱人结婚才七个月，我们的幸福生活刚刚开始，美帝又挑起朝鲜战争，作为一名革命军人，保家卫国就要义无反顾……

10月26日，天亮了，天空布满了乌云，汽车在云雾里里继续行驶。突然，一架敌机在云上面飞过，我们立即下车防空。10时许到达了大榆洞，我们住在山下的一所学校里。为活跃气氛，我还弹了一段风琴，引得战友们跟着吟唱起来，一时竟忘记饥饿和疲劳。我们安排好吃睡的地方后，又分配防空地区，上午11时后才吃上早饭。饭碗还没放下就发现了敌机，大家急忙登山隐蔽，原来是一架侦察机，沿公路往返侦察飞行。

下午3时，我带4名同志到山沟里看房子，刚看了六家房子准备回学校时，4架喷气式敌机轰隆而至，它们先是低飞盘旋，然后侧翅俯冲。我立即伏倒在屋檐下，看着低飞的飞机的疯狂姿态。这4架敌机不断俯冲扫射和轰炸，随着啸叫、炸响和哒哒哒哒的响声，公路上瞬间腾起阵阵尘土。敌机走后，我们急忙返回学校，在公路上查看着被打坏、烧毁的七辆汽车及汽车附近密密麻麻的弹痕。在这次空袭中，我们乘坐的那辆中卡被烧毁，与我们一起同行的那位活泼幽默的司机同志不幸牺牲，这更增加了我们对美帝的仇恨。我们发誓，这笔血债一定要让美帝偿还！当晚我们开会，决定加强防空、防奸、保密，遵守纪律、严格管制灯火。

10月27日早晨，我正在缝补撕破的棉裤，轰鸣的敌机就光临了，连忙穿衣起床，这算是给我们吹了起床号。

敌机走后，我编出昨夜收听到的广播消息第一期，由孟方同志核阅后交一区队付印。

一上午，敌机来盘旋侦察了6次，我们就坐在山下的大树下隐蔽，一面写稿，一面说着笑话，没人把敌机频繁来往当回事。下午，敌机又来了一次。全天的空袭中有两间民房被扫射起火。这里离前线仅有五十公里左右。

初到朝鲜，敌机狂轰滥炸，我们就在防空洞洞口工作，以便发现敌机空袭立即进防空洞。后来为了便于工作，直接住进了山洞，工作就在洞口的办公室里，每天审稿、编辑、校对一刻不闲，有时为了赶时间，经常忙个通宵。有时还要下部队到基层采访编写干部战士英勇杀敌的战斗事迹，为他们拍一些战场实景照片。

我在大渝洞的山洞口编写稿子

出国作战的第一战役结束后，1950年11月，我随政治部组织部曹德明副部长到120师去检查工作，顺便采访了几个战斗故事，回来后很快写出稿子，由新华社电发回国，题为《朝鲜北战场上的战斗故事》，这是抗美援朝第一篇战地通讯，刊登在《人民日报》第4版。

初冬，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这些可爱指战员们

入朝后的第二年冬，我和新入伍不久的小战友在朝鲜老乡门前合影

我每次下去采访都被前线指战员的英勇事迹感动着、鞭策着。

我在采访时拍摄的照片。此张照片背面上写着：守卫在朝鲜前线大风雪的山岭上的某部志愿军战士。一九五二年冬。

朝鲜战争开始时十分艰苦，白天不能做饭，怕炊烟暴露目标，只能吃炒面和少量的罐头菜，住的山洞非常潮湿，而工作又十分紧张忙碌。出国后不久，我就病了，我知道这是第一次被捕时，被匪徒连续三天三夜关押在盛满虾酱的船舱里而造成的病根，加之这次工作繁忙又长期住在黑暗潮湿的山洞里，在朝鲜久治不愈。虽然我一直咬牙坚持工作，但最后连站立都十分困难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组织上让我于1951年11月返回祖国治疗。经检查，我患了风湿性关节炎及痢疾肠炎，在沈阳陆军总医院及鞍山汤岗子疗养院治疗。病情有好转后，我又申请于1952年7月返回《志愿军报》报社工作。1953年1月我被任命为志愿军西海政治部宣传部副科长，负责领导七八个同志编辑《西海杂志》。

这样，我又投入到新的紧张的战斗中……

细读着革命前辈的自传，虽没写有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但仍然被那种面对战争，面对死亡，面对困苦，他们呈现出无所畏惧，谈笑风生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面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们呈现出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大无畏革命精神。那些风雪中前线战士放哨的照片，初冬那些身着棉上衣穿着单裤的女战士的照片和那个瘦小的新战士稚嫩的笑脸，都深深地打动了我。是啊，共和国成立七十年里，只有他们流血牺牲的付出，才换来了我们和平建设的辉煌。

国庆之际，我们不会忘记他们。

2019年9月24日

作者：王健华   整理：崔胜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