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生与伏生祠

尘嚣其上竟焚书，劫后壁藏方有余。皓首传经众人叹，蓬门积德万年欤？当年博识胸中授，今日观花网内锄。但得流光霎时老，何妨一笑曳青裾。

——《无双谱·伏生》

唐朝著名诗人王维，不仅诗写得好，画也画得好。宋代大文豪苏轼在评论王维作品时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不过，王维的画作存世极少，人物画存世则更少，其中有一幅人物作品便是描写伏生的，画作名称为《伏生授经图》。这在唐代流行佛教壁画和帝王将相人物画的情况下，实属难得。

那伏生是谁呢，王维为什么会专门为其作像？不仅是王维，后世还有更多的画家为伏生作像。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 正式刊刻的《无双谱》（又名《南陵无双谱》），绘者从汉代至宋1400多年间，挑选了40位广为称道的名人，绘成绣像并题诗文。由于这些人物事迹举世无双，故此图册称为《无双谱》。绘画者是擅长人物画的绍兴人金古良，镌刻者朱圭则是康熙时期的御殿刻工，因刻《凌烟阁功臣图》和《行迹图》等闻名。《无双谱》中，伏生因传《尚书》列第三位。

王维《伏生授经图》

伏生籍贯滨州邹平

伏生的籍贯，《汉书•儒林列传》记载说：“伏生者，济南人也。”邹平在西汉属于济南管辖，说伏生是济南人，当是举其郡。嘉靖《山东通志•祠祀》“伏生祠”下记载说，“在邹平县东北，祀秦博士伏胜……济南邹平县治东北十余里，号伏生乡，其墓在焉。”此后的邹平县志承续这个说法，民国《邹平县志•古迹考》：“伏生墓，在城东北一十八里。”民国《齐东县志•地理志》“伏徵君墓”下记载：“在今城西偏北三十里寄驾塜庄西。查邹平亦有伏生墓，《邹平县志》谓伏生墓在城东北十八里，与本县伏生墓相距约八十里。《续山东考古录》认为齐东寄驾塜是在邹平者，疑塜也。”现邹平、齐东合为一县，伏生故里当在邹平境内则无疑矣。

现今邹平县境内，尚有两处与伏生有关的遗迹：一处在魏桥镇冢子村西南，为伏徵君墓。解放初期，墓址很大，封土直径达三十余米，高约六米，并建有享堂、书院。新中国成立后被拆毁，现为一片平地，存有“徵君伏生墓”和“伏生墓序”石碑两通；另一处在韩店镇苏家村西首，有伏生祠，是后人为纪念伏生而建的。该祠始建年代无考。解放之前，祠旁还曾有伏生墓，封土颇为壮观，直径约二十米，高十米左右，石碑数通，春秋祭祀，香火一直很盛。祠旁还有祭田八十余亩。该墓也已被推平。元至正十五年，县尹陈野仙在此建伏生书院，为当地培养了不少人才。据道光《邹平县志》记载，伏生祠前立有石碑数通，其中有晁错亲书小篆汉碑一块。最后一次大修是清嘉庆年间，占地5亩有余，增修大门、祭厅、东西厢房和大殿共计30余间。

伏生祠至新中国成立时尚保存完整，“文化大革命”时期祠堂被毁，但遗迹留存尚完整，现存大殿基石、柱基、西偏房的残墙及西厢房两间、石狮两尊。明清时期，邹平总共有六个乡，其中最大的一个乡就叫“伏生乡”，后来又分为“伏生南乡”和“伏生北乡”，就是为了纪念伏生而设的。王渔洋《伏生祠》诗：“祖龙枉以吏为师，牵犬东门笑相斯。转盼阿房化焦土，千秋人拜伏生祠。” 

伏生祠赑屃

伏生凿壁藏《尚书》

伏生也被叫作伏胜，字子贱，是儒家圣人孔子的弟子轌子贱的后裔。秦朝朝廷设置了一共70人的博士顾问团，方便解答典籍史册中的一系列政治问题。伏生有幸，入选其中，从此成为了一名兢兢业业钻研学问的博士。

秦始皇推行“焚书坑儒”，此后陈胜吴广起义，秦朝统治已是风雨飘摇。为了将珍贵的典籍《尚书》保存下来，伏生在自己家中的墙壁中开凿了一个夹层，将书藏了起来。秦朝末期，各地叛乱，楚汉相争。伏生一介儒生，又上了年纪，只能在这兵荒马乱的乱世中不停地流亡。

公元前191年，汉惠帝刘盈下令，废除从秦朝继承下来的《挟书律》。伏生听闻此消息，大为高兴，赶紧回到老家，打开墙壁，发现《尚书》已经损毁了好几十篇，只剩下了仅有的29篇。

汉文帝刘恒很欣赏儒学，听闻伏生的事迹后惊喜万分，立刻就要召见伏生。可伏生当时已经是一位白发苍苍的九十岁老人，无法赶路。于是，汉文帝就派了太常掌故晁错前往济南邹平。伏生年迈体衰，口齿不清，便由女儿羲娥转述，晁错得《尚书》二十九篇，因全用当时通行的汉隶写出，称《今文尚书》。

后人对于伏生做的这件私藏书籍的事，有这样的评价：“汉无伏生，则《尚书》不传；传而无伏生，亦不明其义。”可见，在整件事中，伏生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伏生之功意义重大，所以后人也将他和发扬光大了儒家的董仲舒并列，史称“董伏”。

伏生及其影响

在中国经学史和学术史上，伏生作出极其重要的贡献。西汉一代的《尚书》学者都出自他的门下，历代《今文尚书》学者也无一不在学术上以他为宗师，高度赞誉伏生为“尚书再造”和《尚书》第一传人。伏生被追封为乘氏伯，尊为圣人，进文庙，享受万民祭祀。清代经学家皮锡瑞甚至将自己所居住的书屋署名为“师伏堂”，表达对这位今文经学学派开山祖师的敬仰。

在经学传承中，伏生可谓是五经之一《尚书》学的开创者。他的弟子中，最为出色的有两个，一个是千乘（今山东高青）人欧阳生（字和伯），另一个是济南人张生。

欧阳生传同乡倪宽，倪宽又传给了欧阳生的儿子。以后欧阳氏世世相传，至其曾孙欧阳高时为博士，《尚书》开始有了“欧阳氏之学”。欧阳生的后人有许多都以治家学而为博士和高官，其弟子中更是有很多杰出学者。欧阳高的弟子济南人林尊，为博士，历官少府、太子太傅。林尊的弟子平当官至丞相，另一个弟子陈翁生官至信都太傅，世号“平陈之学”。以后，平当又传九江朱普、上党鲍宣；陈翁生又传给琅琊（今山东诸城）殷崇和楚人龚胜。到东汉，欧阳生八世孙欧阳歙以通《尚书》，官至司徒，封夜（掖）侯。欧阳氏一支的著名学者有济阴（今山东定陶）人曹曾，官至谏议大夫，有门徒三千人。沛国龙亢（今安徽怀远）人桓荣，为明帝师，历官博士、太子少傅、太常，赐爵关内侯。桓荣的弟子丁鸿官至司徒，张酾为章帝师，历官太尉、司徒。桓荣的儿子桓郁，官至太常，曾经做过章帝、和帝师。桓郁的中子桓焉官至太尉，曾为安帝、顺帝师。桓郁的弟子京兆朱宠官至太尉，另一弟子弘农（今河南灵宝北）人杨震更是名重一时。桓郁的孙子桓典以《尚书》教授颍川，有门徒数百人，献帝时官拜御史丞，赐爵关内侯。此外，东汉时，以传习“欧阳尚书”著名的还有乐安临济（今山东高青）人牟长、京兆长安宋登、南阳堵阳尹敏等人。牟长有门徒千人，著录前后万人；宋登有门徒数千人，都是当时的名儒。

伏生的另一个弟子济南张生，是《尚书》大小夏侯之学共同的始祖。张生为博士，传鲁（曲阜）人夏侯都尉。夏侯都尉传给族子夏侯始昌，夏侯始昌官至太傅。夏侯始昌又传给族子夏侯胜。夏侯胜（史称大夏侯）官至长信少府、太子太傅。夏侯胜传给从兄之子夏侯建（史称小夏侯），夏侯建又师事欧阳高，官至太子少傅。后来，夏侯胜与夏侯建在治学方法上产生分歧，二人分立学派，从此《尚书》又有了“大、小夏侯之学”。两派的弟子中，也出现了很多博士、高官，封侯拜相、贵为帝师者不在少数。大、小夏侯两派虽有分歧，但与欧阳氏的《尚书》之学一样，都属于传承自伏生的《今文尚书》学派的分支。经过数传，形成西汉的《尚书》学三家，即欧阳高的“欧阳氏学”、夏侯胜的“大夏侯氏学”、夏侯建的“小夏侯氏学”，都立于学官，形成尚书学之大观。

伏生后裔世袭五经博士，承继家学，多为一代名儒，自从修建伏生祠后，历代皆设奉祀生，最初由伏氏直系长孙担任，主持祭礼。唐贞观二十一年（647），下诏让伏生从祀文庙。宋咸平三年（1000）封为“乘氏伯”。历代为伏生赋诗作词的文人不胜枚举，王维、展子虔、赵孟頫、唐伯虎等都曾以“伏生传书”为主题作画。清康熙后，奉祀生则从圣贤后裔俊秀的子孙中补充，要由地方官考试，经礼部审查注册才能任命。到民国三年（1914）二月，奉祀生更名为奉祀官。伏生的子孙后代也多封官荫爵，有的还成为皇后贵戚，在两千年间蒙受着福泽。     

（作者单位：滨州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