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平原（一百）|不平凡的第五年

不平凡的第五年

郑涵颖

一

“请46号患者，王**，到2号诊室就诊。”

机械的叫号声响起，诊室的门把手迟疑着转动。

患者拘谨地走到我面前，我点头示意她坐下，旋即抛出一个简短的问句：“体温量过了吗？”

患者没开口。我不耐烦地瞥了一眼。她约摸四十来岁，裹着一件臃肿的藏蓝色羽绒服，头发油腻地一缕缕披散下来，廉价的一次性口罩遮盖着大半张脸，眼神里流露着惊惧和焦急。                终于，她悲悲切切地开了腔：“大夫，我不会害了新冠肺炎吧？”

我叹了口气，安慰道：“大姐，别怕啊，我得先给你做检查。体温量过了吗？”我重复。

“三十八度一。”她稍微平复了情绪，颤抖着回答。

“有没有干咳，胸闷，全身乏力的症状？”

“这……今天早上咳醒了，感觉喘不上气。”她努力克制着低声的啜泣。

“先去二楼放射科拍个胸片，再去一楼验个血。”我娴熟地开出检查单，正准备叫下一位患者，忽然注意到她是孤零零一个人：“家属呢？”

“去停车了，根本停不下……”她又开始呜咽，“大夫，你说……”

我及时打断了她：“你尽管放心，等结果出来咱再治疗，新冠肺炎也不是无药可救，明白吗？”

她半信半疑地离开了。诊室有些闷热，汗水成片地浸湿了防护服，口罩严丝合缝地箍着我的鼻梁和下颌，我几乎窒息。我刚刚向她撒谎了。疫情爆发一个多月，我们依然对何种药物能有效治疗肺炎一头雾水。

所以，每一次抢救都在和死神下赌，我们唯一的筹码就是病人的免疫力。如若是个精壮的年轻人，我们或许能赢得盆钵体满；如若是个风烛残年的老者——基本上，就是无药可救。

二

我是一名医生，刚过三十二岁生日，在武汉S市医院上班。今年是我从业第五年。在这次疫情爆发之前，我的生活颇为幸福，看着病人在我的精湛医术下慢慢康复，我的心里总会漾起一股暖流；我有一个爱我的丈夫，一个活泼的小女儿，家庭也很美满。每年春节，我们一家三口会去黄鹤楼游览，再去旁边的餐厅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热干面。

我很怀念。

我缓缓地闭上眼睛，妄图在这短暂的安静中重拾一缕过年的温暖，却被一声亲切的“张姐”唤醒。

睁开眼。是我的同事刘大夫。“张姐，你去吃饭吧，你刚值了个大夜班，我怕你身体吃不消。”她麻利地戴上手套。我颇为感激地动身去了食堂，盘算着趁吃饭的间隙还能给自己在家的女儿打个电话。我沉浸在甜蜜的梦里，甚至有些飘飘然。

路过一楼大厅，我才被拉回冰冷的现实中。发热门诊熙熙攘攘，充斥着撕心裂肺的咳嗽声，绝望的哭泣声和体温测量仪“滴滴”的读数声。有颤颤巍巍的老妪，有蹒跚学步的婴儿，有脸色黯然的青年男女。我尽量快步穿过人流，悲悯地喃喃自语：“可怜的人们。”

本来是张灯结彩喜气洋洋的春节，这些人却被锁进了狰狞可怖的囚笼，这囚笼里到处飘浮着病毒，死神随时来光顾。这里不同于盎然生机的池塘，这里是一潭死水，是一汪沼泽，医生是垂钓者，我们拼命拽住鱼竿，不想眼睁睁看着他们溺死。

幸好不分昼夜的问诊把我麻木，面对人世间的悲喜我已不再倾注大量的感情，我才能专心对付细菌和病毒。否则，我会咒骂，会谴责，会痛哭，会疾呼，尽管社会舆论和医患关系早教会我少说多做，我还是无法抑制我在与一条条生命交手时产生的万千思绪。

现在的疫情容不得我想太多了。医生不允许表现出一分一毫的懦弱，我们永远要冲在前线，尽管这看不见光的黑夜，谁也不知道还要撑多久。从那天院长将我们科的医务人员聚在一起，严肃地表明要打一场“持久战”起，直到此刻，我每天只做三件事。治病、电话关照年幼的孩子、以及日复一日的祈祷。

我加快步子走向食堂。

三

现在是凌晨两点整，我很高兴自己还精力充沛地坐着。“我不会倒下的。”我暗暗说道，“我不会倒下的，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何况我早已经习惯了昼夜颠倒。我就是新时代的女强人！”

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年前丈夫去了德国出差，现在武汉封城他回不来，我过两份时间。现在柏林晚上七点，他该吃饭了。我得发条微信提醒他别喝冰果汁，他有胃炎。

现在诊室空空荡荡，我却倍感温馨。恍惚间，我竟感觉疫情已然过去。窗外夜朗星稀，门诊楼外墙的一隅还散落了星星点点的鞭炮屑，红彤彤的，不是试管里的血样，不是患者痰里的血丝，而是过年的标志。

久违了。

老天爷也该放过我们了吧，这次教训也该足够深切了吧，我眯上眼，确认没有患者在候诊，疲倦感这才潮水般袭来。寂静的房间里只剩下秒针流转的微弱声响。一潭死水也该有春天降临了。

……

刺耳的电话声打破了静默。我睡眼朦胧地接起电话。

十秒钟后，我浑身颤栗着放下听筒，冲向抢救室。

四

“患者于两点零七分突发剧烈咳嗽，血氧饱和度骤降，现已昏迷。”一位老医生沉着地向抢救室里的医护人员说，每一个字都铿锵而短促，击打着我孱弱的心脏。没错，我已经慌了，从业五年一直一帆风顺，这下新冠病毒狠狠地扇我一巴掌，火辣辣的，让刚刚还自诩女强人的我，一时间茫然无措了。

“小张，你还好吧？”老医生关切地喊，“快来配合抢救啊！”

我如梦初醒般冲向病人。他的胸脯剧烈地起伏，脸颊烫得像烧红的火炭，原来濒死的人的绝望是无声的。肾上腺素注射、电流的刺激、大量的吸氧，都无法挽救他了。护士密切注视着心电监测仪上的数据，看着那条蕴含着希望的曲线一点点拉直，最后趋于无限的平坦。

“抢救无效。”

遗体被盖上白单。我好像刚从冷水里挣扎出来，软绵绵地瘫倒在地上。这是我手下的病人，第一次奔向死亡。

为什么，死神这样轻而易举地攫取一个人的生命。我猜他最多四十来岁，像那天我接待过的那个患者，那个大姐。他一定有妻儿，有年迈的父母，再过几分钟，这个家庭就将宣告破裂。

我好害怕，医生的努力在瘟疫面前就是这样微不足道；我好愧疚，我见证了死亡，我感觉自己罪恶滔天。泪水在我快要呲裂的眼眶里奔涌，我和他不过一面之缘，哪来这样无法弥补的亏欠。

老医生不忍地对我说，别自责了，孩子，在死亡面前，一切挽留都是徒然。

他的话语不再铿锵了，很奇怪。我听见科主任在老医生旁边耳语：“看来疫情还要持续很久了，让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这“大家”指的是医生，疫情面前我们最接近真相。我泪眼朦胧地告诉自己，要挺住。

五

接到女儿的电话是在抢救过后的六小时。仿佛晴天霹雳般，她恹恹地嘟囔说，妈妈，我感觉好冷，嗓子也痛。我揪心地握紧手机，叮嘱女儿自己量好体温，倒杯热水，回床上睡觉。她想让我回家陪，我拒绝了。

一整天我都惶恐不安。我承认我心甘情愿地认输了，尽管大家称赞我们是“最美逆行者”，尽管国家全力供应物资，尽管整个中国都沉浸在战疫情的热潮之中。时针指向凌晨一点，却仍有患者在候诊厅急切地等待。有一瞬间我想一走了之，我只想我女儿平平安安，医生也是人，医生也有家，凭什么医生要不徇私情？

我收拾好手提包，掏出车钥匙，正准备解开防护服动身回家时，叫号叫到我的诊室了。我条件反射般坐下了，带好听诊器准备问诊。推门而入的是张熟悉的面孔。我有些讶异地看到，这是昨天那个忧心忡忡的大姐，她诚惶诚恐地将手中的检查报告交给我。

打印纸的边缘被紧攥得起了褶皱，“阴性”两个字映入眼帘。我长舒一口气，抽出钢笔飞快地作了标记。展开X光片，肺部并没有见到触目惊心的片片灰白，而是一片清楚明朗的黑。我欣慰地望向她：“不是新冠肺炎，你可能就是普通的呼吸道感染。”

我清楚地看见，她的双眼泛起了泪花。

“医生，谢谢你。”她伸出布满老茧的双手，想要握住我的手，“能活下去，真好。”

我轻轻缩回双手，微笑着说：“还是别握手吧，我手上有病菌。你的症状跟我女儿很像，我给你开些药就好了。”

“你闺女肯定没事的。明天过十五，好好回去陪陪闺女吧，你们也够累的。”她关切道。

我突然哽咽。怎也没料到，病人的关照成了拯救我于水深火热中的一缕光。昨天凌晨我哭得肝肠寸断，今天凌晨又要哭么？这就是医生的意义吧，能捱过死的痛苦，能分享生的喜悦。我们每天品尝着最由衷、最纯粹的情感，这些情感从生命中迸发，鼓励着我们冲在防疫最前线。

医生多幸福。

生活多美好。

六

“妈妈，我好像没事啦，”女儿稚嫩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可能是前两天我没穿袜子，又吃了那么多巧克力，才不舒服的。”

“自讨苦吃！”我嗔怪道，心里却无比舒畅。今天门诊人流量稍减，科主任准了我们小组的医生半天假。漆黑的夜幕飘起了雪，晶莹，洁白，纯美。灯笼闪着暖融融的火红，在黑暗里撑起一片通明。街边有“武汉加油”的横幅，我拐进一家超市，挑了两袋汤圆。黑芝麻馅的，又香又甜，女儿最喜欢。

我是一名医生。这是我从业第五年——有些不平凡。我不知道这次疫情还要多久才能平息，但我想我会永远冲在前线。

加油，中国。加油，武汉。

我在心底默念。

作者简介：郑涵颖，系滨州实验学校2018级11班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