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平原（一百零八）| 打捞文学海洋中的“救生圈”

打捞文学海洋中的“救生圈”

最清欢

有人说，“幽默是生活波涛中的救生圈。”在文学作品中，同样处处可见幽默的存在。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霍乱时期的爱情》里有这样一段话：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想起了从小听家庭医生、也就是他的教父，就他的长期便秘发表的一句言论：‘世上的人分两种，大便通畅的和大便不通畅的。’……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随着阅历的丰富，从另一个角度改写了这个理论：‘世上的人分两种，会勾搭的和不会勾搭的。’”

这句话如果由我来续接的话，我会说：“世上的人分两种，有趣的和无趣的。”

马尔克斯是幽默大师。单是一部《霍乱时期的爱情》，充满智慧哲理的幽默语句随处可见：

“社交生活的关键在于学会控制恐惧，夫妻生活的关键在于学会控制厌恶。”     

这句话可以跟当今流行的“再幸福的婚姻，一生中也总会有一百次想离婚的念头，五十次想掐死对方的冲动”互作注脚。

“三十多年平静的夫妻生活中，乌尔比诺医生曾多次在公众面前夸耀，他就像瑞典火柴，只能在自己的盒子上擦燃。”

鬼都知道，他夸大了自己的忠贞。

幽默让作者高超的见地余味悠长。                    

英国作家洛根皮尔索斯·史密斯也是我喜欢的。他的《琐事集》、《琐事集续篇》都是随感类的文字，读来轻松愉快，回味无穷。

“因为每天下午我的灵魂和我总穿过乡间小路走到那儿（指邮局）去，向那位博览群书的年轻女士索取我的信件。”

不知怎的，这句话总让我想起《围城》里面的侯营长，换作是他，可以这么写：“每天下午我的鼻子和我总穿过乡间小路走到那儿去……”

因为钱钟书是这么写他的相貌的：“侯营长有个桔皮大鼻子，鼻子上附带一张脸。”这只壮硕的鼻子给人无穷无尽想象的乐趣。

还是史密斯的话：

“我的灵魂多么时常光顾国家美术馆，同时我本人又多么难得上那儿去！”

每个年代的人遭遇的困扰是不同的，但遭遇困扰时的心境却依然类似：我的灵魂时常在阅读，可我本人却是多么经常地在看手机啊！                               

“头发秃光具有青年人无法想象的幸福。”

作家们好像挺喜欢拿头发少这件事开涮：

“他唯一的安慰是如此风卷残云的谢顶让他不用眼瞅着自己的头发变白。”（《霍乱时期的爱情》）

“据说古希腊有一位名作家，名叫伊索克拉底斯，他有一副学者和作家共有的脑袋，意思就是秃头。”（夏目漱石《我是猫》）

幽默让每一个细微的感受体验都得到放大，让读者同情共感。

夏目漱石也是个幽默的家伙。自云“余少时即喜学汉籍……尚能体会其精妙”，《我是猫》里经常会提到中国的文化——儒教道教佛教，几乎信手拈来，这也是我欣赏他的另一个原因。

“然而，主人哪里知道，自从女娲补天以来，就总是事与愿违。”

“虽然卡莱尔也害过胃病，但害过胃病的，未必都能成为卡莱尔。”

“有的专业，上火十分重要；如不上火，便一事无成。其中最需要上火的是诗人。诗人之需要火气，犹如轮船之不可缺煤。……诗人们不以“上火”称之，经商定，煞有介事称之为“灵感”……其实，就是上火。”

鲁迅先生这样评价夏目漱石的作品：“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湖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周作人则云鲁迅的文风“嘲讽之中的轻妙笔致，”也是受了夏氏的影响。就如“吐半口血看秋海棠”，这样的人设，不知那些酸腐文人愿不愿意接受呢？

作为一个英国作家，彼得·梅尔却用他的作品为法国的普罗旺斯做足了广告，也真无愧于他的广告公司主管出身了：《普罗旺斯的一年》，《永远的普罗旺斯》，《重返普罗旺斯》自成系列。在《普罗旺斯的一年》中，他对英国人的自黑很是下得了嘴：

“据一位法国朋友观察，‘英国人生来有拉肚子的天赋。即使现在没有，迟早也会表露。’”

“大家都知道英国人宰羊要宰两次：第一次是一刀毙命，第二次则是烹饪得滋味全无。”

看下面这位小天使，多么有人间烟火气息：

“整体阳台装饰着滴水兽和石雕小天使，天使足有壮硕成人大小，咧着嘴的样子像是患了腮腺炎。”

“有人就不无恶意地调侃说，想做好乡下的公证人，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只当瞎则瞎的眼睛和一个机灵的膀胱。”

在渎职的猫腻面前，彼得·梅尔用幽默射出正义之箭。

美国“黑色幽默”文学的代表人物小库尔特·冯尼格，年轻时曾做过瑞典汽车的销售代理，为此诋毁过瑞典工程师的技术水准，而后果就是：“为此，我就与诺贝尔文学奖绝缘了，瑞典人阴茎短，记性长。”

他损起人来真是又准又狠，杀伤力赛过一支军队。看他在《五号屠宰场》里的句子：

“小旅馆里有个瞎眼老板和睁眼老板娘。”

这是多么般配的一对，无论是在修辞上还是为人的分量上。

《五号屠宰场》是一部反战体裁的小说，作者曾亲身参加二战，在德累斯顿大轰炸中因为被关押在一家屠宰场而侥幸活命。战后他以这次大轰炸为素材，反思人类的战争罪恶和和在困境中该如何应对死亡的命运。如此，行文犀利便是自然的了：

“在你杀死某个人时，要绝对有把握他没有富有的亲戚。”

海明威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他在《永别了，武器》里写道：

“冬季一开始，雨便下个不停，而霍乱也跟着雨来了。瘟疫得到了控制，结果部队里只死了七千人。”

一个“只”字，承载了多少无言的愤怒和谴责。

就讽刺的力道而言，幽默好比是中国武术里的太极。

有的作家性格内向，孤僻，沉默寡言，但他们的幽默水准并不逊色，只是苦涩的成分更多一些。比如卡夫卡，在他的书信日记中这样写道：

“他（医生）禁止我吃水果，但有一个保留：我不一定听他的。”

“那个太太年轻、肥胖，只有服装式样表明她有腰部。”

面对写作的苦闷，他自我安慰道：

“总有东西可以从我这个稻草堆中拍打出来。”

写作是件苦差事，哪怕对是大作家而言。写不出来痛苦，写出来得不到发表就更难过。杰克·伦敦在《马丁·伊登》中便表露了这种心迹，相信很多写作者会有共鸣：

“假如这些退稿单上附有一句话，哪怕一句私人的话，也会使他感到振奋。可是没有一个编辑显露出生命的迹象。”

“我在窗前站了很久，脸贴在玻璃上，好多次觉得这个念头挺合适：通过我的坠落把桥上的养路费征收员吓一跳。”

卡夫卡一直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抹杀人的个性而烦恼，又无力抗争，与商人父亲隔膜很深，感情生活也不顺利，这种轻生的感觉也许会帮他缓解现实里的痛苦，获得虚幻短暂的解脱。

卡夫卡曾经给作家定义为：人类的替罪羊。

而幽默，很多时候是这只替罪羊批判嘲讽的软着陆，是不需要见血的刀刃。

作者简介：原名蔡银环，中学高级教师，滨州市作协会员。浸润于语言文字中，修行于尘世江湖间，笃信“文学是照亮人生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