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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平原(一百二十五)|那些年,那些人

发布时间:2020-06-02 15:01:37    作者:邢翠东 来源:滨州日报/滨州网

那些年,那些人

邢翠东

岁月在无情流逝,但岁月中那些淳朴、善良、正直、可亲的前辈永远闪亮在我的记忆中,激励着我一路拼搏,一路前行——

雪村伯

雪村伯是上世纪70年代末省里的离休干部,本来省委大院有分给他的住房,离休后完全可以住在省委大院享受待遇,但他毅然选择了回农村老家。他说:“叶落归根,国家发给工资就知足了,我不能老占着公家的房子,必须给后来的腾出住处来,也算替国家分忧解难。”

记忆中,雪村伯又高又瘦,大耳朵,眉毛又黑又长,总是穿一身蓝灰色的中山装,洗得早已发白,袖口等处已经破损,还补了补丁,但穿在他身上很整洁,就连领口也总是扣得很紧;雪村伯说话时声音略带沙哑,但很认真,总是那么一字一顿。现在想想,我总觉得他像极了相声大师马三立。

雪村伯几乎天天早上去我家找我父亲聊天。他每天很早推开我家大门,顺手从门后抄起大扫帚,开始仔细地打扫院子,顺时针扫一圈,再逆时针扫一圈,并将孩子们乱扔的杂物分门别类放到应放的地方。打扫完院子,又将大扫帚认真地放在门后,还摸两下,看看放得稳不稳;然后雪村伯进北屋,又顺手拿过小笤帚打扫两间房的地面,一边打扫一边清点我父亲扔掉的烟头。此刻我父亲已经起床,习惯地给雪村伯倒一杯开水。雪村伯总对我父亲说那句话:“看看,又抽了这么多,抽烟有害呀,还是少抽的好……”雪村伯打扫院子和房间的时候,母亲正在厨房忙着准备做饭,我们这些孩子,则习以为常地透过窗缝和门帘缝“偷看”这个“怪老头”多管闲事。

打扫完房间,雪村伯时而坐在椅子上,时而站起身,还挥着手臂,开始了与我父亲的聊天。声音忽高忽低,上到国家大事,下到村里的事。聊到村干部存在的问题时,雪村伯还从口袋里掏出已经写好的纸稿,站直身子,开会一样的念起稿来……有一回,我从一旁偷看了他写的稿,觉得那字迹虽一笔一划,但歪歪扭扭的。听父亲说,雪村伯文化虽不高,但他是老党员、老革命,思想觉悟很高,对老百姓的感情深厚。快到吃早饭的时候了,雪村伯和我父亲的聊天也结束了,他从不在我家吃饭,习惯地一两口喝了那杯水,将杯子倒扣进茶盘,整理一下中山装,立马起身就走。“快吃饭吧,不耽误你们时间了。吃了饭,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雪村伯一边习惯地重复着这几句话,一边迈着轻盈的步子走远了……

雪村伯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老党员、老革命、老干部。

老菅伯

老菅伯是当时的小公社(后来改为管区)书记,和我父亲是同事。小公社的办公室兼宿舍全是青砖瓦房,院墙也是青砖垒的,青砖墙、白石灰勾缝,紫红大漆木门,处处散发着古典韵味。儿时的意识中,我总觉得我父亲和老菅伯他们在那样的院子和房子里办公,是神圣的事儿。

听父亲说,老菅伯脾气急,开会时经常拍桌子,说到紧要关头总会满脸通红地站起身、瞪起眼、握紧拳,还在主席台上边说边来回走几圈。老菅伯干工作总是雷厉风行,谁的工作拖拉或干不好总会被他臭骂一通,但他对事不对人,过后人们也不怪他。老菅伯经常到村里走访调查,了解群众生产和生活状况,经常到田地里查看庄稼的长势,还经常加入到群众的劳动中,与群众一起耕地、施肥、收庄稼……回到办公室还要将一天的情况整理成文字,以便日后进一步分析研究。

老菅伯水性好。夏天,星期天休息时,为改善大家的伙食,老菅伯总喜欢去河边撒网捕鱼,或者游泳到有水草的河底赤手抓大鱼,每次都有很大收获,但奇怪的是他从来不吃鱼。他将捕来的鱼交给我父亲,父亲和厨房的师傅一起动手杀鱼做菜,当散发着清香味的清炖鱼、鲜鱼汤端上饭桌时,大家一边乐滋滋地品尝着美味佳肴,一边劝老菅伯也尝尝鲜鱼汤,但无论大家怎么劝,老菅伯总说他怕吃鱼吐刺麻烦,再说也吃不了这鱼味。大家一起吃鱼喝汤时,老菅伯则独自在一旁美滋滋地吃着辣椒蘸酱……每当听父亲讲老菅伯捕鱼但不吃鱼时,我总在想,也许当时老菅伯作为领导为了改善大家的伙食,一定是自己舍不得吃鱼,而是故意编了个不吃鱼的原因吧。

记得我刚上小学三年级时,老师让写作文,我跑到管区找父亲要了钱,在管区供销社买了平生第一个作文本,见到我捧着、闻着作文本的样子,老菅伯一面拍着我的头,一面笑着说道:“这么贵的作文本,可不要屈材哟!可要好好写呀!”那刻,我发现老菅伯笑着时,露出了几颗金牙。也许从那时起,我喜欢上了写作。回到村里,母亲正在给生产队看场,我趴在场院的草屋子里,写下了平生第一篇作文——《难忘的一件事》,内容就是我买作文本得到老菅伯鼓励写作的事儿。

“高高的个儿,身板直直的,头发已经花白稀少,红红的脸庞,很关心人,说话时爱激动,还露出几颗金牙……”这似乎是我文章中老菅伯永远的印象。    

迷糊伯

迷糊伯是我们童年的“玩伴”,是那个在大过道口站在青砖老墙根或老榆树下,给我们讲故事的老人。迷糊伯个头不高,瘦瘦的,花白的须发,满脸的皱纹,一年四季总是眯着眼,乐呵呵的;他夏天穿蓝背心、黑短裤,春秋穿一身青色单布衣,冬天穿一身黑棉衣,腰里扎着黑布带。迷糊伯像极了金庸笔下的“老顽童”——周伯通。

上世纪70年代,我们的童年没有电视,甚至很少有收音机,连环画本是一传十,十传百翻看得残缺不全,由长方形变成圆形的那种。幸运的是,我们有一个乐呵呵地讲故事的迷糊伯。那时候,迷糊伯70多岁,讲起故事来却声音洪亮,异常有精神。后来我想,这也许是他有一个快乐心态的原因。

迷糊伯和我家走一个大过道,那是全村最宽大的过道,马车可以顺畅地来回走。我家在大过道南头,大门朝东,邻着东西大街。迷糊伯家在过道最北头,大门朝西,他家后面就是高高的土围子,土围子后面是很深的围子壕。土围子和围子壕长满了杂树,酸枣树和杜梨树居多。土围子和围子壕在我的记忆中很神秘,所以我总觉得迷糊伯也很神秘。

记得每天晚上,全村的孩子们会准时聚集到我家附近的大过道口,那里有青砖老墙,旁边还有一棵老榆树。迷糊伯站在老墙根或老榆树下大吼一声:书接上回,话说……就这样,童年的我们最安静的时候开始了,大家屏住呼吸,不敢出大声,伸长了脖子和耳朵,生怕哪一句听不清,因为第二天小伙伴们还要在一起学着迷糊伯的样子“大展口才”“一决上下”——轮着讲从迷糊伯那里听来的故事。现在回想,迷糊伯当时讲的故事类似《三侠五义》《水浒传》中的情节,最吸引我们的情节是:夜晚,马车队拉着货物经过一处险要道路时被劫匪拦住,车主与劫匪打斗……我记忆最深的是:一个劫匪手持白花花的长枪似的兵器,“呼呼呼呼”招式奇特,让人难以招架,不敢靠近,赶车的纷纷弃车马和财物而逃……正当我们瞪大眼睛想知道这劫匪何许人也,使用的何种兵器时,只听迷糊伯高声说道:“这劫匪是劫富济贫之人,您若问这劫匪用的何等兵刃,哈哈,原来是一根白高粱秫秸……”于是,第二天我们这些小伙伴便每人从家里修剪一根结实的高粱秸,跑到村口或者沟边,按着迷糊伯的说法“呼呼呼呼”地打斗起来……现在想想,那时用高粱秸的“打斗”,也许正好锻炼了我们的身体。

迷糊伯讲的还有一个《馋老婆吃鸡蛋》的故事,总是让我记忆犹新。这个故事在我们这些小伙伴心里的印象是:鸡蛋是不可以偷吃的,否则,下场就会像那个馋老婆被噎死一样……

迷糊伯在接近百岁的时候去世了,但迷糊伯“老顽童”的样子以及他讲的故事永远印在我们的记忆里。

连庆舅

连庆舅是一位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教师,他是上世纪60年代初正规师范学校毕业的,刚参加工作时在河北省孟村,后来举家回到了故乡。他是我的初中老师,是我的亲叔伯舅,是我的亲人,我们是一个村的。

连庆舅身材魁伟,双目炯炯,英俊潇洒,和蔼中不失威严,是学生最敬佩的老师,也是调皮捣蛋学生最害怕的老师。连庆舅教过我语文、书法、音乐。我最喜欢听连庆舅朗读课文,那是“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声音,有磁性,有感染力。我觉得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学习普通话,是从跟连庆舅学习时开始的。从那时起,我学会了有感情地朗读。我最喜欢看连庆舅的板书和毛笔字,清秀而英气、隽永而洒脱,他写的每一个字,我都极力地反复地去模仿书写。记得我用粉连纸蒙在名家字帖上进行双钩、描红,并装订了两本厚厚的本子,连庆舅看了多次拿到课堂上展示给学生们看,还极力地表扬我。现在想想,那真是我一辈子的荣幸。连庆舅上音乐弹唱课时能充分调动我们的精气神,他示范弹唱时,我们屏住呼吸,不出半点声响,生怕哪个音符听不准。连庆舅示范弹唱两遍后,开始边弹琴边领唱,我们一句一句跟他唱,校园里荡漾着我们快乐的歌声……

后来,连庆舅光荣退休了,我师范毕业也当上了光荣的人民教师。工作后,每周六下午我都要骑自行车赶20多里路回家,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水井挑水。水井就在连庆舅家附近,也许那是一个没有约定的约定吧,当我穿过大街走出巷子绕过树林时,连庆舅已准时在家门口等着来挑水的外甥了。远远的,我看见连庆舅站在灿烂的夕阳中,身材依然挺拔魁伟,脸色依然红润,举止依然潇洒。

连庆舅一声招呼加一个手势,我加快脚步将水桶和扁担放在水井边,叫一声“舅”的同时,跟着进屋。此刻,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周来连庆舅的书法作品。每当此时,连庆舅谦虚地问我:“看看,有进步吗?”我哪里能评判,只是说:“舅,写得太好啦!胜过杨再春了……”我们一边说着,连庆舅一边拿过笔墨铺好纸让我写几个字,待我写完后,他总是认真地审视一番,然后指出优缺点,我总是用心地记着他的教导。等我们爷儿俩切磋完了,不用我开口,连庆舅总会大方地送我一两幅墨宝。于是我一路挑着水,一路将墨宝紧紧踹在怀里……父母从来没有责怪我挑水耽误时间,因为他们知道我和连庆舅的“约定”。连庆舅知道我会篆刻,还让我给他刻了一枚书画篆书印章,当然是我选了最好的石料,花了最多的时间,精雕细刻完成的,当连庆舅对我刻的印章连连称赞时,我还有点自豪。

连庆舅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他是我人生路上的榜样和力量。

岁月在无情流逝,难忘那些年,那些人。

作者简介:邢翠东,阳信县人,高级教师,县作协副主席。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发表教学论文多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学语文教与学》转载;在省级以上报刊、媒体发表诗文数十首(篇),诗文多次获省市奖,诗歌在市县电视台、电台播送,诗歌入编鲁教版《新课程小学语文读本》。

责任编辑:杨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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