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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范仲淹“民本思想”的成因

发布时间:2021-01-11 10:50:23    作者:朱振波 来源:滨州日报/滨州网

试论范仲淹“民本思想”的成因

朱振波

 范仲淹,北宋著名“庆历新政”代表人物,一篇《岳阳楼记》传诵近千年。范仲淹“忧乐天下”,其“民本思想”何时形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其青少年时代生活的山东故乡长白山,究竟有没有对他民本思想的形成产生影响呢?答案是肯定的。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古代民本思想经历了从敬天重神到敬德保民,再从重民轻天到民贵君轻。范仲淹民本思想的核心是为民,它包含着重民、爱民、养民、顺民、济民以及乐民等基本要素,其思想形成即有后期应天书院的影响,也有前期多方面原因。

一、母亲谢氏对范仲淹的影响

范仲淹的母亲谢氏,是一位身世坎坷的人物。范仲淹不到两岁时,丈夫范墉便去世了,其扶着丈夫的灵柩,带着襁褓中的范仲淹,远赴丈夫的故乡江苏平江府(现苏州)。在安葬丈夫后,由于家族不对其认可,无奈寄泊于墓地附近咒钵庵中,靠替人浆洗缝补勉强糊口度日,直到平江府推官朱文翰的出现。朱文翰,字苑文,山东淄州长山县人,太宗端拱二年进士。江南平江府(今江苏吴县)推官。召试馆职,授秘阁校理。真宗即位,拜户部郎中。景德初出为淄州(今山东淄川县)长史。历盐铁度支判官,知宿州(今安徽宿县),摄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事,迁平江府刺史,后解组归。

朱文翰知平江府推官时,原配初氏去世,遗一子,生活需人照顾。经人介绍认识了谢氏。值谢氏守服已满,贫而无所依,遂改嫁朱文翰,待朱文翰任满后,归山东老家居住。谢母至朱家后,上顺翁姑,下抚幼子,还要照顾朱文翰的衣食住行。范仲淹在范母去世后,上书朝廷的《求追赠考妣状》中说的非常明白:“窃年臣襁褓之中,已丁何怙,鞠养在母,慈爱过人,恤臣幼孤,悯臣多病,夜扣星象,食断荤茹,愈二十载,至于其终。又臣游学之初,违离者久,率常殒泣,几至丧明。而臣仕未及荣,亲已不待,既育之仁则重,罔极之报曾无,夙夜永怀,死生何及!”

范母谢氏去世后,朝廷曾封赠范母“惠婉存诚,柔嘉秉性,腾敦断机之风、早着择邻之训”。其中的“断机之风”和“择邻之训”,均为古代孟母的故事,而孟子的名句正是“乐民之乐者,亦乐其;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范仲淹在此基础上又予升华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千古名句。

孟母和范母都是中国母亲的典范,她们不但培养孩子成人,更为天下育才。巡按山东监察御史钟化民在《祭孟母文中》说:“子之圣即母之圣,妻之圣即夫之圣。不有三迁之教,孰开浩然之圣。人生教子,志在青紫。夫人教子,志在孔子。古今以来,一人而已。为丈夫者,瞻对慈颜,安可不愤然独往,必求至于孔子。尚享!”其中的“志在孔子”与范仲淹少时“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远大抱负异曲同工。

“闺阃乃圣贤所出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儿童少时的教育,大部为母教,这是每个人一生的基础,是人生最重要的“三观”成长期,每一位母亲都在默默的用自己的方式来影响孩子,帮助孩子健康向上的成长。而范仲淹“民本思想”的形成,与谢氏的教育分不开,她用自己的善良、慈爱、勤劳、奉献、节俭、坚强,默默地影响着少年范仲淹,成就了他“见金不取”的高尚品格和“施爱予人”的优良品质。

(范仲淹画像,来源网络,侵删)

二、进士家庭文化对范仲淹的影响

很多人在强调范仲淹成就时,鲜有人提到进士家庭对范仲淹的影响,主要原因为尊者讳,为圣贤讳,不愿提及范仲淹随母改嫁的这段历史,而从范仲淹这些成就的取得来看,又离不开朱文翰进士家庭文化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家庭文化的熏陶及师资方面的支持

宋朝,因重文轻武,科举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并成为朝廷官员的主要来源。宋太祖更是放宽了进士的录取限制,并亲自主持殿试。天下文人士子欢欣鼓舞,刻苦读书,以进仕迹。朱文翰进士出身,其自身文化素质之高和对后代的期望,都促成了对朱说(范仲淹29岁前用名)和朱氏兄弟们的严格要求。《涑水记闻》曾有“与朱氏兄弟俱举学究””句,可见在求学方面,朱文翰给予了少年朱说(范仲淹)和朱说同母异父弟兄们同样的支持。

(二)名人名士们的接触、影响

在淄州长山期间,范仲淹接触的名人有记载的主要有崔遵度、张蕴、姜遵等人,朱文翰与崔遵度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与张蕴同州为吏。而与姜遵是相去十里的老乡,姜遵比朱文翰早中进士十一年。

崔遵度,原籍淄州人,曾任忠州知州,后被贬归乡,乃当时著名的音乐家,善操琴。 《渑水燕谈录》记载:“崔遵度清节纯德,泊于荣利。事太宗为右史十余年,每侍殿陛,侧身轩楹以自屏蔽,不欲当上顾盼。其恬晦如此。琴德尤高,尝著琴静室,往往通夕,妻、子罕见其面”。《东轩笔录》载:“真宗为寿春郡王开府,太宗诏宰执,为朕选端方纯明、有德学无过阙臣僚二人为王友。佥择累日,惟得崔遵度、张士逊尔。遵度与物无竞,口未尝言是非,清洁宇靖,不喜名势。掌右史十年,每立殿墀,身楹槛之外,以避顾眄。善琴,得古人深趣,着琴笺十篇,鸣琴于室,妻子殆不得见,通夕只闻琴声”。在父亲朱文翰的推荐下,范仲淹拜在崔遵度的门下学习,在名师指导下,他的琴技日益精进,并对《履霜操》情有独钟,后世人称其为“范履霜”。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记:“咸平中,契丹举国入寇,南至淄、青。淄川小郡,城垒不完,刺史吏民皆欲弃城奔于南山,兵马监押张蕴按剑厉声曰:‘奈何去城隍,委府库大众一溃,更相剿夺,狄未至而吾已残矣。刺史若出,吾当斩以徇’。由是无敢动者。后,君为环州马岭镇监押,虽处穷塞,犹建孔子祠,刻石为之记。庆历中,范文正公过其地,书其碑阴以美之。其子揆、倓以文学才行有名于世,皆登侍从”。在淄州期间,朱说认识了淄州兵马监押张蕴的两个儿子张揆、张倓,范仲淹与张揆同龄,渐成知己好友,因父辈同州为官的原因,范仲淹有幸向张蕴学习剑术。后范仲淹携琴剑游历关中,便是在两位老师教导下,所习技艺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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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公堤遗址)

宋史《姜遵传》记载:“姜遵字从式,淄州长山人。进士及第,为蓬莱尉,就辟登州司理参军,开封府右军巡判官。有疑狱,将抵死,遵辨出之。迁太常博士,王曾荐为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开封府判官。知吉州高惠连与遵有隙,发遵在庐陵时赃事,按验无状,犹降通判延州。复入为侍御史、判户部勾院。利州路饥,以遵为体量安抚,迁知邢州。仁宗即位,徙滑州,为京东转运使,徙京西。未几,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建言三司、开封府日接宾客,废事,有诏禁止。历三司副使,再迁右谏议大夫、知永兴军。奏罢咸阳富民元氏岁贡梨。召拜枢密副使,迁给事中,卒。赠吏部侍郎”。

范仲淹考取学究后,曾赴十里外姜家村拜访姜遵。据司马光等人编撰的(涑水记闻)卷十记载:“范仲淹字希文,早孤,从其母适朱氏,因冒其姓,与朱氏兄弟俱举学究。少尪瘠,尝与众客同见谏议大夫姜遵,遵素以刚严著名,与人不款曲,众客退,独留仲淹,引入中堂,谓其夫人曰:‘朱学究年虽少,奇士也。他日不唯为显官,当立盛名于世’。遂参坐置酒,待之如骨肉,人莫测其何以知之也。年二十余,始改科举进士”。如果不是父辈的友情,同为朝廷尽职,姜遵这位朝廷大员又岂会会见一名年轻学究,并置酒相待呢?

(三)资金和举荐方面的支持

读书,需要资金的支持。不论是邹平醴泉寺的励志苦读,划粥断齑,还是应天书院的和衣而眠,都需一定的基本生活费用支持。而这些费用的来源只能出自朱氏家族。《事实类苑》中曾有“范文正公仲淹少贫悴,依睢阳朱氏家”之句,可见在应天读书时,亦有同宗宗亲予以照顾。

长山知县韩泽,于范仲淹去世后十三年,倡修了全国第一座奉祀范公祠,在他写的《新修范文正公祠记中》:“夫公家世姑苏,幼则孤弱,无父所怙,而后随其母来居兹土,留而不去,遂为邑人。及其长也,卓有所立,乡人奇之,尝庐于长白,日自讽诵,虽刻苦不暇,每患其寡友,一日超然遐举,四走方外,求老师巨儒,以成就其业,不数日间大通六籍,声名倾动世。祥符中会明天子诏天下举贤能者,公素擅乡间之誉,为乡大夫之所宾兴,一上而中殊科”。如非范仲淹在“乡间”有一定名声,何来为乡大夫所推荐,而考中进士,这与地方举荐人才是分不开的。

三、齐鲁地方文化对范仲淹的影响

(位于邹平长山的范公祠,来源网络,侵删)

范仲淹青少年时期成长的长山县,位于山东省的腹地,距“稷下学宫”齐国故都临淄不足百里,距鲁国故都曲阜亦不过三百多里。而历史上的孔子、孟子、管子、孙子……等等圣贤对山东文化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而陈仲子墓、祠距朱家一河之隔,伏生、董永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处在这样的环境中,范仲淹自然会有更深刻的认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始于道德学问之外,兼取经济非常之才。“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在范仲淹后来的执政中,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四、佛教文化对范仲淹的影响

在山东期间,范仲淹亦受到了佛教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第一,与母亲有关。范母谢氏当年寄居于咒钵庵中,身处困境,自然常叩拜于佛前。而再嫁山东,生活安定后,自然感恩观音救助,长期诵佛当在情理之中。第二,与寺院有关。宋代对寺院持保护态度,而范仲淹青少年时代与寺院有缘。16岁时,朱文翰任淄州长史,母亲去博山照顾,范仲淹也到博山荆山寺读书。21岁时前往邹平青阳醴泉寺书。如果把范仲淹在长山县的官学,称为小学,那淄州荆山寺读书及崔遵度、张蕴的教导可以称为初中,而醴泉苦读当为高中阶段。范仲淹为什么去寺院中读书?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范仲淹读书刻苦,长山县的官学及个人存书已无法满足他的需要,据说范仲淹在醴泉寺读书时,不但学习六经,还把所有佛学书籍通读了三遍。二是唐末五代,很多读书人为避战火,大量迁徒到偏僻山野之中,并依附于寺庙观堂之中。这些人自发组织起来,研习经文,建舍讲学。而寺庙中的僧人,看中这些文人墨客的影响力,为更好的促进人文资源将来的利用,为他们建立了或书院、或经室等建筑。而荆山寺和醴泉寺恰具备此功能,这也就有了范仲淹和刘姓同学共同读书醴泉寺的说法。三是在醴泉寺的范仲淹,已得知自己的身世,他崇尚孟子之学,用身体的磨砺,来锻炼自己,以备将来“天降大任于斯人”。

综合以上四条,不难看出,范仲淹“民本思想”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既有身边人的影响,又有环境的原因,更有自已的奋进。而后来的捍海堤,灾年大兴土木带动经济,青州命吏博州买粮……等等政绩,无不透着“以民为本”的思想,也成为历代名宦学习的榜样。

作者简介:朱振波,中国范仲淹研究会理事。

责任编辑:杨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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