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平原（二百一十三）|大姐

大姐

马光增 

深秋的风一阵紧似一阵,摇落满树的黄叶簌簌而下,落入泥土,有似不可逆转的熵增定律一样。我知道,沉寂的生命已经不再。然而,萧瑟的秋风,却令人隐隐作痛。

大姐离开我们已有整整七个年头了,在这深秋的季节里,我又一次想起大姐。不同于往常烧纸燃香的祭奠,只想写一段文字纪念和告慰大姐的在天之灵。

大姐马光芹出生于一九四三年十月廿七日(公历1943年11月24日)。她乳名叫幸倌,是母亲起的。不同年代父母为孩子起名,往往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浓厚的祈求意愿。而大姐的乳名还包含着不幸之中的万幸之意,寄寓了母亲对大姐生活及命运一顺百顺、幸福圆满的希冀。

在我还年幼的时候,就听村里大人们说:“你大姐不是你的亲姐,她是你舅舅家的表姐,从小来到你们家,跟你父母长大的。”我疑惑不解,回到家试探着问及母亲。昏暗的煤油灯下,母亲不停地落泪哀叹。手中剥着的棉花桃子掉落在地上,羸弱的身子随着呜咽的哭泣声不停地抖动。看得出母亲的极度伤心,但我并不知道个中缘由。自此以后,再也不敢在母亲面前提及大姐的身世了。

母亲越是不说,我越是内心纳闷,就越想知道事情的原委。最终从邻居口中,我才获知了事情的真相。

那是1945年夏天,东乡打磨张村外祖父家发生了一起灭门之灾。外祖父、外祖母、舅父、舅母一夜之间被人杀害,剩下不满两岁的大姐,还有大姐的弟弟--襁褓中刚刚满月的小表哥两条幼小活命。究其原因、经过,好像没有人说得清。外祖一家忠厚老实,本分守规,不可能惹来仇杀之恨。而其家境也不富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尽管牲畜、粮食有盗走的痕迹,也不至于杀人灭口啊!可是,那年月,兵荒马乱,盗贼四起,老百姓告状无门,到哪里去喊冤说理呢?!掩埋完外祖父一家的当天,母亲含泪把刚刚学会走路、牙牙学语的大姐和小表哥抱到我们家中。遗憾的是,小表哥因年幼生病不久夭折。从此,父母亲将这个无依无靠的娘家侄女视如己出,含辛茹苦,拉扯长大。

大姐天资聪颖。从村里的初级小学,考到商店区完全小学上高级小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由于年龄小,离家远,大姐借住在商店北街的一个女同学安淑芳家里,这是阳信县大名鼎鼎的安琴堂家。日伪时期,安琴堂大伯在县城开过当铺,当铺也是地下党的联络站。1939年,安琴堂大伯曾担任棣阳沾(无棣、阳信、沾化)地区工委组织部长。安家孩子多,有两女五男。大女儿叫淑芳,与我大姐同龄同学。后来大姐还拜安琴堂大伯、大妈为干爸干妈,与淑芳姐也成了干姊妹。

别看大姐当时年纪不大,可非常知道顾家。在我参加工作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曾听大姐上完小时的班主任牛老师聊起过一个关于大姐的故事:大姐在商店完小上学的时候,学校在夏末秋初组织勤工俭学活动,让学生割草一周。劳动结束后评出一、二、三等奖。一等奖一名:奖品一支圆珠笔、一支铅笔、一块橡皮;二等奖十名:奖品一支圆珠笔、一支铅笔;其余都是三等奖,奖品一支圆珠笔。大姐能吃苦受累,割草累计数量最多,夺得第一名。班会上,班主任老师让大姐讲讲这次勤工俭学的劳动体会。大姐站在讲台上,对着老师同学们说:“我下了决心,这次一定要拿一等奖!因为我家里还有个妹妹,她想要一根玻璃丝头绳扎头发!” “哈哈哈!”全班同学一阵哄堂大笑。笑过之后,她又当着同学们的面问老师:“橡皮、玻璃丝绳都是二分钱。老师,上次你不是说,如果我获了一等奖,帮我把橡皮换成玻璃丝绳吗?”说着,她还捏着手里的半块橡皮示意给老师和同学们,意思是我这半块橡皮还能凑合用一段时间。老师点着头应允了。第二天,全校勤工俭学表彰大会上,大姐真的领到了一支圆珠笔、一支铅笔、一根绿色玻璃丝绳。周末回家,把“礼物”送给妹妹,并亲自用“绿玻璃丝绳”给妹妹把头发扎起来。

1958年大姐高小毕业,那一年阳信县第三中学初级中学第一次招生。尽管大姐满有把握考上初中,但因家境贫困,实在无力供养她继续初中学业。后来,大姐曾跟我说起她多么想继续学业一事,但深知父母和家境的艰难,毅然辍学了。大姐曾不无自豪地对我说:“父母供养我到高小毕业,我已经很知足了。就如同你成为咱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一样,那个年代,我这个高小毕业生,在农村也算是‘高学历’的了”。

1959年初,正值人民公社、大跃进铺天盖地地开展,“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天旋地转地刮。大姐凭着她的高小学历接手担任村里公共大食堂的司务长。尽管她年纪小,但记账清楚,不沾不贪,深得村领导和群众信任。1961年夏天,按照《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这一试验型的“共产主义大锅饭”闹剧宣告终结,大姐不再管食堂了。这年秋天开始,大姐又在村里小学当起代课教师,直到1963年出嫁。

大姐婆家是无棣县城西南郊的棣南宋村。1958年12月阳信县与无棣县合并称无棣县,到1961年10月又恢复阳信县建制后,姐夫姜风岐分配留在阳信县商业系统工作,大姐则带着俩儿一女在无棣县农村。尽管生活拮据,但大姐还是时常接济娘家,不忘孝敬父母,一直关心着弟妹的成长。还在我刚刚记事的时候,正值“文革”初期,父亲从外地购来几包(十盒一包)火柴,分盒卖,每盒赚1分钱的差价。结果被市管盯上了,大队革委会给我们家大门上贴了大字报,内容是:坚决打击投机倒把分子马振河。屡经生活磨难,加之受到这次刺激,母亲精神失常,在北镇(现滨州市)住进精神病院。母亲住院的第三天,大姐就赶到了医院。大姐知道住院治病要花很多钱,她也知道娘家是没有钱的。她从兜里掏出40元钱,交给了父亲。父亲问大姐:“哪来的这么多钱啊?”大姐说自己攒的。直到母亲出院后,全家人才知道,大姐是将自己结婚时的唯一嫁妆、一对红漆柏木衣物箱低价卖出去了。大姐“卖箱救母”,一时在当地传为佳话。

大姐比我大十八岁,大事小事,时时想着我这个小弟,对我付出了很多的关爱。知道我要上小学了,大姐比我还要重视。那是1969年刚过年快要开学的前几天,大姐来了。她递给我一个崭新的草绿色的帆布书包,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几个红色大字,书包里还放了三个写字本、一支铅笔、一块橡皮。大姐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看啊,你两个姐姐都没有念好书,咱全家都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了,可要好好读书啊!”开学的当天,大姐左手提着书包,右手牵着我的手,连拉带拽,把我送进了村小学。五十年过去了,直到现在,大姐的谆谆教诲还时常在我耳边响起,送我上学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或许是大姐的叮嘱起了作用,从小学到高中,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在班级名列前茅。那时,我有一个愿望,我一定要努力学习,考上大学,像我的大姐一样,有更大的能力、更多的爱心去孝敬我的老爹老娘,帮助我的姐姐们。的确,这些年来,我始终没有忘记关照逐年老去的大姐,让大姐从弟弟身上也能感受到亲情的回馈!

天有不测风云。1999年春节刚过,大姐不幸中风,起初尚能料理家务,并期盼着病好以后,让我带她去一辈子都没到过的北京转转,看看大都市景致。但后来大姐的“中风病”断断续续复发几次,2012年抱病卧床,直至 2014年10月1日去世。

回想大姐的一生,再普通平常不过,没有什么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她的勤劳、善良、俭朴、孝敬、关爱的品格,却始终影响着我们姐弟几个。她在我们家庭中的作用和影响无人能及,不可替代。如果说,没有我的父母关爱和养育,大姐的后来不堪设想;同样,没有大姐的付出和帮衬,我们全家的生活亦会更加艰辛。这也许就是我在大姐面前言听计从,大姐对我“张口”有求必应的缘由吧!

有人说,疼痛的往事可以选择忘记。可纵算是忘记了,并不意味着真的不存在,真的没经历过。在这霜染枫林、落叶飘零、万物萧索的深秋,更加思念大姐,哀叹她生不逢时,痛惜她盛年早逝。但我此刻更加明白:世间季节从来都是在不断地转化,看惯了草木荣枯,阴晴圆缺,或许会有浓浓的惆怅,但终究无力回天!    

我为天堂里的大姐鞠躬祈祷,愿她来世再无苦难,永世安好!

作者简介:马光增,阳信县商店镇马腾霄村人,现居北京。毕业于山东教育学院(齐鲁师范学院)中文系,山东大学古典文学硕士研究生;先任阳信三中、阳信一中教师、县委新闻科长,后供职于新华社山东分社、人民日报海外版,现创办北京今日采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地方史志等古籍史学方面有所研究,其散文等文学作品散见于各种文学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