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宋诗选注》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著就，到去世前的四十年间，不断修订补充。但无论怎么修改，我们家这位老夫子就是不选文天祥的《正气歌》，这成了学界的一个“梗”。
不选《正气歌》，不代表钱钟书对文天祥有什么成见，而恰恰是因为对他有全面和精深的研究。钱钟书把文天祥的诗分作前后两个时期：一是元兵打破杭州，宋帝被俘虏以前，认为“他在这个时期里的作品可以说全部都草率平庸”；二是文天祥从元兵的监禁里逃出来，直到再度被捕被杀，这一时期的诗歌“大多是直书胸臆，不讲究修词，然而有极沉痛的好作品。”（《宋诗选注·文天祥》）
《宋诗选注》共选了文天祥四首诗，《扬子江》一首属前期作品，《南安军》、《除夜》和《金陵驿》三首属后期作品。钱钟书评《南安军》“出岭同谁出，归乡如此归”一句点破说，“这种对仗原是唐人五律里搬弄字面的伎俩，如贯休‘怀周朴、张为’：‘白发应全白，生涯作么生’”，但他也同时赞许“文天祥向纤巧的句型里注入了新内容，精彩顿异。”
钱钟书《宋诗选注》自序“四不选”
不选《正气歌》，是因为钱钟书最反对“偏重形式的古典主义”流弊，正如他在《宋诗选注》序言所写的：
偏重形式的古典主义有个流弊：把诗人变得像个写学位论文的未来硕士博士，“抄书当作诗”，要自己的作品能够收列在图书馆的书里，就得先把图书馆的书安放在自己的作品里。偏重形式的古典主义还有个流弊：把诗人变成领有营业执照的盗贼，不管是巧取还是豪夺，是江洋大盗还是偷鸡贼，是西昆体那样认准了一家去打劫，还是像江西派那样挨门排户大大小小人家都去光顾。这可以说是宋诗——不妨还添上宋词——给我们的大教训，也可以说是整个旧诗词的演变里包含的大教训。
读者如果将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和石介《击蛇笏铭》相关语句同文天祥《正气歌》稍作比对，便不难看出《正气歌》和前人两篇文章的源流关系。文天祥连续列举了齐太史、董狐、张良、苏武、严颜、嵇绍、张巡、颜杲卿、管宁、诸葛亮、祖逖、段秀实12位所谓忠义之士，用以自况。这正属于钱钟书最反对的那种“偏重形式的古典主义”流弊。
所以，根据钱氏《宋诗选注》的取舍标准：一、“押韵的文件”不选；二、“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也不选；三、“大模大样的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四、“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也不选，《正气歌》的落榜，当是正常结果。
1981年4月6日，钱钟书接受某记者采访时曾说，选诗很像有些学会之类选举会长、理事等，有“终身制”、“分身制”。一首诗是历来选本都选进的，你若不选，就惹起是非；一首诗是近年来其他选本都选的，要是你不选，人家也找岔子。正像上届的会长和理事，这届得保留名位；兄弟组织的会长和理事，本会也得拉上几个作为装点或“统战”。所以老是那几首诗在历代和同时各种选本里出现。评选者的懒惰和懦怯或势利，巩固和扩大了作者的文名和诗名。
槐聚诗存
钱钟书不但是杰出的古典诗词研究者、编选注释者，同时也是优秀的古典诗人。我们翻开他的《槐聚诗存》，可以说是走进了古典诗歌的艺术殿堂。
还有，我们多数读者爱读的《围城》中，也有不少钱钟书借小说人物发表的“绝妙好辞”：
如第三章中那位“气概飞扬，鼻子直而高，侧望像脸上斜搁了一张梯，颈下打的领结饱满齐整得使鸿渐绝望地企羡”的擅作旧诗的原任捷克中国公使馆军事参赞董斜川，宴会上向朋友炫耀自己的诗词——辞军事参赞回国那首诗有：“好赋归来看妇靥，大惭名字止儿啼”；愤慨中日战事的诗有：“直疑天尚醉，欲与日偕亡”；此外还有：“清风不必一钱买，快雨端宜万户封”；“石齿漱寒濑，松涛泻夕风”；“未许避人思避世，独扶残醉赏残花”……大家照例称好，“因为只有做旧诗的人敢说不看新诗，做新诗的人从不肯说不懂旧诗的”。斜川客气地淡漠，仿佛领袖受民众欢迎时的表情。
第七章：“何况汪处厚虽然做官，骨子里只是个文人，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周年逝世纪念’和‘三百年祭’，一样的好题目。死掉太太——或者死掉丈夫，因为有女作家——这题目尤其好；旁人尽管有文才，太太或丈夫只是你的，这是注册专利的题目。汪处厚在新丧里做‘亡妻事略’和‘悼亡’诗的时候，早想到古人的好句：‘眼前新妇新儿女，已是人生第二回’，只恨一时用不上，希望续弦生了孩子，再来一首‘先室人忌辰泫然有作’的诗，把这两句改头换面嵌过去。这首诗至现在还没有做。第二位汪太太过了门没生孩子，只生病。”
钱钟书先生治学、为文、做人的渊博、幽默、睿智、独立的风格，已成绝唱。
作者：钱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