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的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就巨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坚持了正确的改革原则。对于改革原则,可以从不同角度予以总结,在此重点强调以下几点。
持续推进思想解放:思维方式的变革特别难,但思维方式的变革又特别重要,新时代改革的全面深化需要更为深入的思想解放
在改革推进的这40年中,有两重阻碍性因素:一重阻碍性因素是现实的利益因素,再一重阻碍性因素就是思想因素,即“左”的或右的观念,特别是传统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观。
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站在今天的高度进行反思,其根本问题就是形而上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书本为出发点,而不是从客观实际条件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教条化严重。这种教条化、形而上学的理解方式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特别是条件论的基本观点。唯物论要求我们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条件论则表明任何事物都是处于特定的具体的时空条件之中,都是有条件而不是无条件的,我们不能脱离具体的时空条件来分析事物。改革开放以来,在对马克思主义重新理解的基础上,依据解放思想的理论精髓,我们党深刻批判传统的教条主义思维,努力打破束缚人们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的实质,就是在批判教条主义的基础上,让人们树立一种面向现实、敢闯敢试、发展变革的新的思维方式。
不论对于一个人来说,还是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思维方式的变革特别难,但思维方式的变革又特别重要。思维改变行为,观念决定命运。如果没有这一理论精髓,也就没有今天中国改革与发展的伟大成就。新时代改革的全面深化仍然需要更为深入的思想解放。这是因为,相比于不断发展的实践,理论本身总有相对的滞后性,特别是某些传统的思想观念与不合时宜的思维方式根深蒂固,仍可能作为一种无意识与潜意识支配着人们的头脑。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指出:“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
坚持正确道路选择: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要始终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
对于中国改革来说,道路问题至为根本、至为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道路决定命运。”“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30多年来,我们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发展成就,走出了正确道路是根本原因。现在,最关键的是坚定不移走这条道路、与时俱进拓展这条道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实行改革是为了打破封闭僵化的苏联模式,在老路不通的情况下探索一条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人民富裕和国家富强的新路。但是改革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道路,而是必须牢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新时代的中国改革,尤其要坚定道路自信,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40年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植根传统文化、立足基本国情、总结历史经验、顺应发展规律,是我们自己通过艰辛探索才开辟形成的。换言之,这条道路对于中国而言,具有内在的生长逻辑与产生、发展必然性,既不是照抄照搬,也不是外部强加给我们的。对于这种符合自己历史、现实与国情的道路,我们应该具有自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我们的立场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新时代,只要坚持正确的改革道路,没有任何势力能够阻挡中国的发展与民族的复兴。
保障人民主体地位:不断打破束缚性的条条框框,赋予民众足够的权利、自由、空间与平台,充分调动民众的自主性、能动性与创造热情
中国改革的开启在意识形态领域以思想解放为先导,在实践领域则以对民众的实践赋权为鲜明特色。
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权力高度集中,民众自主经济权利缺失,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长期缺乏,这不仅使得民众的温饱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普遍有效解决,而且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不可持续。问题倒逼改革、危机倒逼改革,针对现实问题,邓小平在改革之初多次强调要权力下放,赋予社会成员经济自主权,实行经济民主。没有这种经济的分权、放权和赋权,思想解放就缺乏实质性内容,社会成员就缺乏自由探索与自主创新的空间与平台。这种改革最初的分权、放权与赋权,体现了邓小平对于改革方向与原则的深入思考:改革必须打破束缚性的条条框框,必须切实尊重民众的改革主体地位,赋予民众足够的权利、自由、空间与平台,充分激发调动民众的自主性、能动性与创造热情。这既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改革中的生动体现,也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公民经济权利的必然要求。也正是因为有效有序的赋权于民,民众的激情与能量被充分激发调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上下齐心、官民合力、活力迸射,成为中国改革的黄金时期。一定意义上,一部中国的改革史,就是一部确认和保障群众的创造权,使群众的创造合法化、普遍化和常态化的历史。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依靠人民推进改革,“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及时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充分调动群众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最广大人民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上来,同人民一道把改革推向前进。”今天的改革攻坚面临严峻的形势和复杂的挑战,我们必须更为注重依靠人、解放人与开发人,持续激发潜藏于13亿民众之中的无穷智慧和创造热情,切实解决发展的活力问题,才能实现宏伟的目标使命。
优化权力治理结构:既保证中央有足够权威以做到令行禁止,又保证地方与基层有充分的探索空间与创新自由以形成有效激励
如何处理中央、地方与基层的关系,推动形成合理的权力间关系架构,始终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这么大一个国家,形势复杂、任务艰巨,必要的权力集中与全局统筹自然是不可缺少的,但是经济自主权力的有效有序下放同样极为重要。在改革之初,邓小平就已经在改革与完善整个国家治理体制的宏观视野下思考经济改革特别是经济民主问题。他一方面强调必要的集中,尤其是中央财权的集中;另一方面更为强调向地方与基层的分权与赋权。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特别强调:“恐怕再过三十年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这一整套的制度当然包括作为现代国家制度之重点的中央、地方与基层的关系制度架构。也正是因为对地方与基层的有效放权让利,极大增强了地方与基层经济发展的自主性与积极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地方竞争式蓬勃发展的态势,经济发展成效巨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接续邓小平这一战略思路,进一步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问题。确实,在今天全面深化改革的语境下,如何既保证中央的足够权威以做到令行禁止,又保证地方与基层有充分的探索空间与创新自由以形成有效激励,是我们的治理体制迫切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总结以往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问题的关键恐怕在于逐步合理地划分中央、地方与基层的责、权、利,推动相互之间责、权、利的明确化、规范化、法治化,使权力系统的各个层级各行其权、各负其责、各履其职、各得其利。如果相互之间责、权、利划分不合理不明确,不仅会导致相互扯皮、互相推卸责任,而且会导致地方与基层或者由于权力无边界而乱为,或者由于责任不清晰怕承担责任而不敢为。新时代的改革应着力推进这一问题的解决。
积极推进对外开放:一方面,在进一步的开放中更好地发展自己;另一方面,逐步改变不合理的世界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外开放本身就是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但我们习惯上往往将两者并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外开放具有不同于一般国内改革的独特地位与重大作用。
从四十年的历程来看,如果没有对外开放,如果没有对整个世界大潮的融入,如果没有向发达国家的学习与借鉴,如果没有开放对国内改革的倒逼,中国就不会有今天的发展成就。理论上讲,对外开放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在存在状态上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想社会,本来就是以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为基础的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就此而言,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对外的开放、借鉴、交往是社会主义的内在属性与必然要求。实践来看,改革之初的开放战略是决策者思想解放、审时度势的伟大抉择。之所以说“思想解放”,是因为按照传统两极对立的意识形态观念,资本主义在一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在一天天好起来;资本主义只在斗争与消灭之类,并不在交往与借鉴之列。但是当时的现实是,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实现,总体落后的状态短期内并没有根本性改变,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我们摘掉有色眼镜之后也远非最初之预想。现实不能不使我们对既有的意识形态观念进行反思。之所以说“审时度势”,是因为当时的决策者敏锐地意识到了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变,意识到整个世界形势有利于打破自身封闭状况的变化。意识形态的思想解放加上战略眼光上的审时度势,最终催生出承认差距、注重交往、超越意识形态差别的开放战略。
40年对外开放的成就巨大。新时代,我们更应该具有全球眼光、世界视野:一方面,在进一步的开放中更好地发展自己;另一方面,逐步改变近现代以来随着世界市场的开辟而形成的由资本主导的全球秩序,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一种更为公正合理的全球化方案,从而引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整体渐进局部突进:应在保持改革整体渐进节奏的前提下,适时在某些领域与环节推进强力改革,化量变为质变,切实推动改革深化与破旧立新
新时代,在改革的全面深化与攻坚阶段,面对长期以来存留下来的改革难题,应在保持改革整体渐进节奏的前提下,适时在某些领域与环节推进强力改革。只有如此,才能在多年来改革量变积累的基础之上,突破度的幅度节点,化量变为质变,把中国现代化的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与层次。整体渐进中的部分突进,适时推动量变到质变,是当前改革中尤应注意运用的一个重要原则。
之所以强调要把整体渐进中的部分突进作为当前改革一个重要原则,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当前改革已行至深水区,难啃的硬骨头已无法回避。在这种情况下,面临攻坚克难的形势,四平八稳的常规性改革措施往往难以奏效,所谓突进性改革也就在所难免。只有有针对性地在某些领域、环节采取强有力的、带有突破性的措施,才能在量的积累基础之上,有效推动改革实现由量变到部分质变的跨越,积多年之功切实推动改革深化与破旧立新。在此意义上,随着改革的推进与深化,有力度的、突进性的改革举措相较于以往,出台恐怕会更为频繁。另一方面,随着改革推进到全面深化阶段,相关支持因素在不断增强,使得突进性改革能够获得足够的动力支持。纵观中国改革历程,民众对经济权利与自由的执着追求,对提高自身生活水平的强烈渴望,对国家基本制度架构与中央高层的认同;社会成员利益意识与权利观念的不断启蒙,现代文明素质的不断增强;中国对于全球化进程更深更广的融入所导致的国家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深度变迁;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领域相对独立性与协调治理功能的不断增强;大众传媒特别是迅速发展的网络媒体作用的日益显现等等,都是改革深化的有利支持因素、改革深化的动力所在。实际上,改革越推进,难题固然会愈益凸显,难度固然会不断增大,但长期改革也会积聚巨大的改革势能,形成巨大的改革惯性,强化已有的改革思维。
当然,仅仅具备以上动力因素也未必会促成改革形成大的突破,以上动力因素要更为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一个关键因素还要取决于改革主导者与决策者对之如何整合利用。只要改革主导者与决策者具有足够的改革权威,能够充分考虑到改革的支持条件,善于把握改革的有利时机,具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各方面的改革支持因素就会得到较为有效的整合利用,改革的动力因素就有可能产生连锁反应与共振效应,共同汇聚成推动改革的合力与正能量。在这种情况下,体制内外的改革动力相互支持,原本存在的改革动力不仅得到保持,而且还会得到进一步的激发增强,突进性改革就会获得足够的动力支持。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说明,在改革进程中,当难题与硬骨头凸显而改革又具有足够的动力支持时,化量变为质变的突进性改革的条件就具备了。而新时代的中国改革就正处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上。也正是通过这种把握时机的突进性改革,面临各种阻碍的新时代中国改革方能得以切实深化。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