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经济活跃、环境优美、气候宜人，是典型的山水江南、鱼米之乡。其中温州、丽水两市，虽与我们滨州相距上千公里，却有着深厚的友谊。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滨州5000多名干部响应号召，告别妻儿，南下浙江温州、丽水，在新的战场上为创建新中国再建功勋，成为渤海革命历史上一个耀眼的英雄群体。
据史料记载，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全国的滚滚洪流中，从渤海老区滨州市辖区先后走出2支南下干部队伍，一支是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第三支队，其中第三大队由渤海三地委所辖的博兴、齐东、邹平、长山等县的南下干部组成，第四大队由渤海四地委所辖的无棣、阳信、惠民、沾化、滨县、蒲台、垦利、利津八个县的南下干部组成；另一支是西南服务团第三支队，该支队由渤海区第三、第四地委组建的支前民工团队带队干部组成。
1948年，中共中央于9月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准备五万三千干部”随军南下接管新解放区工作的决定，华东地区负责抽调1.5万人南下干部。根据华东局的指示，渤海区党委立即积极部署，确定第一批南下干部先从一地委抽调，组成渤海三支队第一大队，于1949年1月8日从阳信县道门王村出发，到达益都县大陈家华东局党校学习。1949年春节前后，渤海区党委又从二、三、四地委抽调第二批干部南下，编为第二、三、四大队。
渤海区四地委各县抽调的南下干部为第四大队，于1949年2月在地委驻地阳信县何坊（何坊今属惠民县）集结。党委书记兼政委彭瑞林，大队长李铁锋（原名李俊明，博兴县西关村人，南下后曾任温州地委书记、浙江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浙江省文化教育卫生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副大队长傅光汉。该大队有9个中队共1200余人，每个中队一百多人。一中队来自惠民县，二中队来自阳信县，三中队来自无棣县，四中队来自沾化县，五中队是由滨县、惠民、阳信3个县组成，六中队来自蒲台县，七中队来自利津县，八中队来自垦利县，另外还有直属九中队。经过10天的整训，于2月27日依次列队踏上南下的征程。从阳信出发，于3月1日到达济南近郊，然后乘火车抵达临城以南的沙沟一带，集中进行整训学习。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任务的需要，渤海区按照华东局组织部指示又组建了第五、六两个大队，周抗任六大队大队长兼政委，后由冯乐进（阳信县商店镇冯店村人）任政委。至此，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下辖六个大队，干部人数已达5000多名。周贯五任支队长、刘格平任政委。
3月22日，四大队全体南下干部到达沙沟火车站，登车南行，途径徐州、蚌埠，到达合肥。在合肥进行了短期休整后出发，步行进驻巢县城，全力开展了渡江战役前的筹粮工作。4月16日，到达长江北岸的无为县姚沟四州闸待命，准备渡江。四大队是唯一直接随军渡江的南下干部队伍。
4月20日晚，四大队全体同志在敌人猛烈的炮火和弹雨中随军过江之后，兵分两路，彭瑞林政委带领400余人随二十七军直取上海，李铁峰大队长带领400余人随二十五军兵进皖南。5月3日，上级指示兵进皖南的四大队全体人员北上镇江接受新任务。大家一路步行，在丹阳县与跟随二十七军兵进上海的四大队另外400余人员会师。从新丰车站乘火车经无锡到达苏州。经短暂休整后，于6月6日到达温州地区。经中共浙江省委分配，四大队惠民、无棣、利津、蒲台等县中队干部到温州地区工作；阳信、沾化、滨县、垦利等县中队干部到丽水地区工作。
从1949年2月13日离开渤海老区南下，到1949年7月在浙江温州、丽水走上新的工作岗位，第四大队南下干部冒着硝烟，艰苦行军，完成了一段历时153天、行程2500余公里的光辉征程。
三支队部分干部也参与接管上海。1949年5月上旬，华东局在丹阳附近新丰镇决定筹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以华东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为校长，以“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三支队政委刘格平为副校长。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由华东局党校的干部、渤海区南下党政军直属机关和下属部分干部、随同南下的华东大学毕业生、上海地下党市委派来的少数干部共同组建。上海解放后，学校迁入上海市区办学。另外三大队的高青中队、齐东中队、益寿中队（与部分广饶县干部组成）在上海解放后随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十兵团进军福建。三个中队大部分干部与十兵团的转业干部组成永安地委、专署机关及下属8个县的架子，少数干部留福建省委机关工作。
此外，中共渤海区党委还抽调了渤海区500多名支前干部组成西南服务团，该支队由渤海区第三、第四地委组建的支前民工团队带队干部组成。他们南下四川，分配在万县地委、专署及下属县市、川东区党委、重庆市及西南局工作。
这些南下干部在新的地区、新的工作岗位上，克服一切困难，坚强不屈、英勇奋斗，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其中部分同志为了革命事业将鲜血洒在了异乡的土地。这是我党的骄傲，是渤海区人民的光荣。
渤海区全体随军南下干部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创下的光辉业绩将永垂史册，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当年为迎接全国解放、随军南下征途中奋勇前进的脚步和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