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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国庆观感】父亲与国庆 ,难舍的情缘

2019-10-15 18:37:43 作者:李伟伟 来源:滨州日报/滨州网 滨州市新闻传媒中心出品

今年的国庆节,对于我们来说意义非凡——共庆新中国70华诞,齐声唱响献给祖国母亲的赞歌,“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成为这个秋天最感动而难忘的记忆。

10月1日上午,我们全家人早早地守在电视机前,期待着国庆盛典的直播。阅兵式上大国实力和气度的展示,让我心情澎湃。国庆期间,我与父亲反复交流这些感受,听他讲述人生际遇变化,感受时代的发展变迁和日益浓烈的家国情怀。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我的一生经历和共和国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兴旺,个人才有希望。”父亲说。

父亲出生在利津县集贤乡蒋合村。祖辈是明代从山西移民后代,因黄河泛滥,灾民逃难,祖上来到南岭村以东二十多里的洼里开荒种地。

老开荒户的房子,多数是盖在自己的地头上。起先是挖地屋子或扎窝棚,后来逐渐盖上土屋。在父亲童年的记忆中,祖屋都是用高粱秫秸扎的篱笆墙,构成了洼里人一种特殊的生活风景线。

新成国成立前,利津洼虽然穷人好生存,但时有“三大害”:兔子、蚂蚱和“老缺”。“老缺”是当地土匪的别名。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十分重视对蝗虫的灭杀,调集大量人力拉网式喷撒农药,也用飞机喷撒灭蝗,现在已基本杜绝了蝗虫大面积暴发的灾害。

利津洼人的繁衍生存,感恩于黄河,也灾难于黄河。由于黄河尾的不停摆动,造成黄河水的不断泛滥,一年四季都是汛期。利津县城以下,就有宫家、王家、杆草窝子等多处经常决口的险工段。特别是杆草窝子,离我家二十多里路,因经常开口子,五十年前冲的大坝下有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湾。

1958年的夏季,黄河迎来新中华成立以来最大的汛情。在父亲的记忆中,当时沿黄的男女老少都上大坝加固和建仔坝,硬是堆起一米多高的仔坝挡住了滔滔黄河水。

父亲说:那次的黄河夏汛,形成了一大奇观:在离黄河大坝数里远,看到帆船就像在天上飘着走;只有看到那个场景才能体会到黄河是“地上悬河”的真正含义,可惜那时没有照相机更没有智能手机,不能记录难得一见的奇观。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和人民彻底治理了黄河。不仅黄河一次也没有泛滥,而且黄河水供给人畜用水、灌溉着农田,使盐碱地也变成了丰产田,黄河真正变成了幸福河。

过去,利津洼种地是广种薄收,但盛产大豆高粱。说起利津洼里的高粱,父亲是念念不忘,情有独钟。

高粱的品种很多,有红高粱、粘高粱、白高粱,还有芝白高粱。白高粱掺上三分之一的豆子,磨面蒸的窝头很香,尤其是用橛子蒸的更香。“橛子”是一种专门蒸窝头的工具。就是选茶碗粗的木料,长十五公分左右,安在一块厚木墩上。面和的要比平时硬,拍在橛子上,做成长长的窝头型,然后放在锅里蒸。橛子窝头,又薄、又硬、又均匀,加上大葱蘸虾酱,那是美食一绝。

1968年国庆节,父亲当时在乐陵县工作,回家探亲时,才知道爷爷在利津县北宋乡出河工。他去工地看爷爷,吃的就是芝白高粱窝头。他没吃够,临走要了几个,出民工的乡亲们都笑着说:“一个国家干部看中了家里的高粱窝头。”

利津洼种、收高粱的工艺也是一绝。燎高粱叶时,会有成群的燕子飞来飞去。老人们说:“燕子吃了高粱叶灰,就有劲飞过江去过冬,春天回来时也能想着路。”

对1949年前后出生的那一代人来说,1966年是一个不能忘却的年份。那一年,毛主席8次接见来京大串连的全国各地红卫兵。那年国庆节前后,父亲和母亲分别从山东、辽宁与同学前往北京,两个素昧平生的年轻人,为了崇高的理想和共同的信仰,相识并结下了一生的情缘。

父亲对解放军格外崇拜。他常说,“解放军是个大熔炉,是所大学校。”他参加工作之后,一心想到部队生活和锻炼,因此有了三年的军旅生活。

父亲在部队期间,正是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备占、备荒、为人民”,全国人民准备打大仗的时期。当时国家穷,又准备打仗,部队的生活十分艰苦。父亲经历了三次生与死的考验,第一次生死,是生活不习惯和疾病的折磨;第二次生死,是在泅渡训练时,险遭不测;第三次生死,是在野营拉练中,骑马训练遇险。

三年部队艰苦生活,让父亲锻炼得更有毅力和更加坚强,也落下了一个后遗症,就是不吃土豆和早晨不能喝米汤。一见了这两种东西,胃肠就翻滚,他说,这可能就是巴甫洛夫学说中的条件反射。

1975年春,父亲被派到公社任副书记,成了乐陵县当时最年轻和文化程度最高的公社副书记。父亲告诉我,在农村基层工作,有苦有累,也有烦恼,更有一些难以忘怀的趣事。当时,占用人力、物力和精力最大的工作难点,是计划生育和水利工程。随着年龄增大,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他决定回原籍惠民地区工作。

1980年的国庆节,父亲带着我回老家探望祖父母,回程的时候路过北镇。当时北镇的马路上到处尘土飞扬,但黄河三路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路过滨州医学院,我被它气派的大门吸引并驻足;路过老北中,父亲告诉我这是北镇最好的学校。父亲低下头问我,咱们以后到这里来生活好不好?懵懂地我,深深地点了点头。

1980年底,父亲到北镇镇委报到。1981年1月2日,我们全家搬往北镇。父亲说,我们启程那天,走时天还很黑,但已经聚集了上百人前来送行,那一刻深深地体会到老百姓心中有杆秤,我们的干部帮他们做点好事,他们都会想着、感激着。后来,父亲曾任过彭李乡党委书记。

“感谢新时代拓宽我的人生宽度”,父亲对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变化感慨万千。如今,他退休之后的生活丰富多彩,写书、看报、养花,怡然自得,乐在其中。

责任编辑:宋静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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