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康生与“渤海区土地会议”

1947年10月8日，渤海区土改整党会议又称“渤海区土地会议”，在阳信县曹集区李家桥（后移到何坊区）开幕，参加会议的有渤海区党委、渤海区行署、渤海军区的负责人和区党委机关科以上干部，有各地委委员、专署专员，各县委书记、县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和各救会长，另外，阳信、惠民两县县委全体委员参加，共550余人。

邓子恢以华东局副书记、华东局工委书记身份主持会议，张云逸、舒同等华东局领导出席会议，至1948年2月25日结束，历时138天。

会议开始阶段，华东局民运部长张晔传达了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和《中国土地法大纲》，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前一阶段渤海区土改中存在的问题。从10月20日开始，大会主席团改组，渤海区党委书记景晓村等被排除在大会主席团之外，会议转入集中检查区党委的领导问题，着重检查、揭发、批判区党委在土改中的“富农路线”、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和剿匪反特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11月5日，经华东局领导申请，中央工委派参加完中央土改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土改工作团”团长康生带领工作团成员徐冰、张琴秋、张晓梅、张勃川、曾彦修、于光远、史敬堂、毛岸英、曹轶欧等人到达渤海区，出席并领导渤海区土改整党会议。

在听取邓子恢等汇报后，在康生等的主持下，经过一段时间的揭发、批判之后，经华东局确定，中央工委同意，渤海区党委、行署和公安局领导班子被改组，区党委书记景晓村被撤职，区党委副书记王卓如被免职，公安局长李震、行署主任李人凤被撤职。与此同时，各地委、县委和区委的部分主要领导人有的被撤职，有的被免职，有的被调出。

上述就是“渤海区土地会议”的基本情况。渤海区的干部群众都把这次会议的恶果归咎于康生，其实，历史事实未必是人人以为的那样。

第一，华东局领导对渤海区的不信任早有苗头。早在1947年夏天，华东局领导舒同、张鼎丞和华东局社会部长梁国斌到渤海区各地检查镇压反革命工作，针对渤海区的“赵寄舟事件”以及土匪泛滥严重等情况，认为渤海区工作右倾化。首先是渤海区第三军分区司令赵寄舟率部保护自己的被批斗的姐姐，以致发生枪杀当地村支书事件，影响极大；其次是土匪横行，社会不安定，有目共睹。

第二，是华东局领导改组渤海区的领导班子，不是康生。渤海区土地会议上，华东局领导与渤海区领导之间产生了意见分歧，本来属于正常范畴，但是因渤海区领导占有地利之便，华东局领导感到渤海区领导有离心倾向，于是在会议上将渤海区领导班子改组。必须首先明确的是，这是华东局集体的决定。

第三，是华东局领导亲自向中央请求派要员来渤海区的，是刘少奇代表中央工委派康生到渤海区亲自坐镇领导的。渤海区土地会议上，华东局领导邓子恢、张云逸、舒同感到自己身份、地位份量不足，惟恐出现意外，于是联名向华东局、中央工委发报，指出渤海区问题严重，特请中央派人到渤海主持工作。康生是山东人，又是政治局委员，更是中央特科、社会部长出身，动用康生带着毛岸英与徐冰、张琴秋、张晓梅等革命元老到渤海区，起码说明中央对于华东局对渤海区的判断是非常重视的。

第四，康生到达渤海区后，景晓村等渤海区领导早就被华东局领导定性了，早就被排除领导班子了，康生只是作为中央领导，将法定的程序履行完。当然，康生自己没有做深入的调查研究，有些偏听偏信，把渤海区的工作全盘否定，也是应当承担责任的。

 

侯玉杰

2017年4月5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