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日寇铁窗下的一百个日夜

我心里装着一份沉重的苦难记忆，身上还留着永远褪不掉的斑斑伤痕。时隔五十年之久，至今每到阴天下雨伤口处还阵阵作痛，刑场上敌人那狰狞的面目还历历在目。每每回忆起那惨烈的一幕还浑身打颤，我很难想象那时一个才十六七岁的年轻人是怎样熬过来的……

 

利用春节秘密进村，宣传抗日禁止“资敌”

 

那是1943年初冬，我刚从鲁南参加山东军区民兵代表大会回到清河军区，正遇上敌人“二十一天大扫荡”。反扫荡结束后，我回到了广北六区工作。转眼到了1944年春节，此时正是我们对敌开展政治攻势的大好时机。利用春节这个传统节日，我们以贴标语、撒传单、向敌据点喊话等形式开展对敌斗争，唤起伪军的良知，涣散日伪军心，要比平时效果好得多。

春节后的一个夜晚，区委书记陈准堤（当时称指导员）、宣传科长万景亮、区中队干部张振文和我（区青救会长）到广北六区南部离敌据点五里路的百户张村去做敌工工作，任务是宣传抗日，禁止“资敌”。

记得那夜月明星稀近似白昼，我们四人沿着羊肠小道，踏着月色，秘密进入了百户张村。在百户张村完成一部分工作任务后，我们又进行了分工：陈、万二人到离百户张村三里地的陈官庄去布置任务，我与张振文继续留在百户张村开展工作。

任务完成后，已是深夜，因张振文同志是本村人，他便回家住宿。我就住在村积极分子张东才家。我们打算，天一亮，“资敌”的车一离村，便扔两个手榴弹。再由村里两面政权的村长去应付敌人：“东西被八路截下了。”这是那时常用的方法，名曰：“假资敌。”

 

叛徒告密不幸被捕，机智回答帮助战友逃脱

 

但是，我们这次行动却被敌人埋在村里的地下线“橛老四”发觉了，他报告了梯门据点的日伪军。天不亮，敌人就把村子围了个水泄不通，原计划一下子全部落空了。

突然，一阵嗥叫和砸门声把我和张东才惊醒。我马上觉察到，我们被敌人包围了。张东才也几乎和我同时爬了起来。这时，住房的周围和房顶上已经站满了敌人，想要冲出去已经不可能了。敌人破门而入，我们正要反抗，敌人一阵拳打脚踢，又用匣枪打破我的头，接着把我俩五花大绑押出院门。

敌人把我们押到一个很大的场院内。这时，场院四周已是层层的人群，鬼子举着明晃晃的刺刀，驱赶着人们围成一个大圆圈。敌人把我和张东才押进圈内，用刺刀逼着我认人。从额头上流下来的黏糊糊的血模糊了我的视线，我依然看到了张振文和张振武兄弟二人在人群中那焦急的面色。

我还看到我的老战友（后任地区公安处副处长）、当时还是儿童团长的张文考就站在张乔年的背后。这村的青抗先队员我都认识，但不管敌人用什么酷刑，我的嘴像铁铸的一样闭而不开。最后敌人为了打开我的嘴巴，把张乔年押到我的面前（这时张乔年身穿灰军装）。

敌人拳脚相加地逼问：“他是不是八路？不说，死了死了的。”我灵机一动，毫不迟疑地回答：“他早已开小差不干了。”由于我给他开脱，敌人又问不出什么，只好把张乔年释放了。

但敌人并不死心，押着我绕场院一圈圈地转。人群中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在我眼前一一闪过。敌人见我不开口，就一阵拳打脚踢，枪口捣，鞭子抽，施尽了酷刑。我心想，就是死也不能暴露组织和青抗先队员。我紧闭嘴，咬住牙关，忍住剧痛，绕场院转了好几圈，也没有招认一个人。

围成圈的群众，个个双手握拳，怒瞪双眼，却敢怒不敢言。我分明看到人们脸上露出了对敌人的愤慨和对我怜悯的复杂表情。

敌人无计可施，只好从人群中拉出十几个面带惧色的青年人，连同我和张东才，一块押着向据点走去。在半路上，敌人看到被押的人中有两个十二三岁的儿童团员，把他们当成孩子放了。

 

谎称孙铁民的勤务兵迷惑敌人，保住广北县我党机密

 

敌人把我们押到据点后，就一块关到一间黑屋子里。由于“橛老四”的报告，又加上我不是本地人，敌人虽不知我的确切身份，但能确定是真八路无疑。所以，敌人决定从我身上开刀。

一场审讯开始了。刑堂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刑具，一座火炉冒着蓝色的火苗，像鬼火一样，一把烙铁在炉中烧得红红的。敌人声嘶力竭地喊，要我说出八路军的去向，招认谁是青抗先队员。

这时，我头上的血还在继续流，流下来的血和袄粘在一起。我想，我个子矮，年龄像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敌人不会认为我是大干部，也不会知道八路的重要事情。这些都是同敌人周旋的有利条件。同时我也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任凭敌人耍什么花招，也不能暴露任何组织和个人。

想到此，我神色镇定地站在院子中间，一副不在乎的样子。敌人恼羞成怒，二话没说，把烧得红红的炭火放到了我的双手上。顿时，一阵钻心的疼痛，好像全身都在燃烧。我一声惨叫，简直是痛不欲生。

一个汉奸恶狠狠地问：“你是干什么的？”我知道这些敌人是驻扎在桓台县的顽二十四旅的，对著名的孙铁民（孙铁民曾任中共桓台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怕得要死，就乱编说是孙铁民的勤务员，并说干够了，孙铁民调走时我开小差不干了，因路远回不了家。

一提孙铁民，他们大吃一惊，信以为真。巧的很，这些敌人正是桓台县的汉奸二十四旅，抗战初期我党曾对其搞过统战。孙铁民是桓台县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曾参加过黑铁山起义，所以孙铁民这个名字在这些汉奸耳朵里如雷贯耳。

敌人一听说我是孙铁民的勤务员，就加紧追问：“孙铁民到哪里去了？”我一看敌人怕孙铁民，就说：“他又调回桓台去了。”于是我顺着孙铁民这条线乱编下去，转移了敌人的视线，保住了广北县我党机密。这就是我被捕后广饶县党组织没受任何损失的根本原因。

 

烙铁烙烫身体各处疼得死去活来，连敌人都不敢直视

 

敌人从我嘴里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就又生一计，他们突然把区中队干部张振文押了上来。张振文一看我的惨状，又气又急，但又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我怕暴露了张振文同志，立即咬紧牙关说不认识他。张振文一看我坚决说不认识，也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是良民百姓。

被捕的十二三人里，除了我和张振文是真八路外，其余都是本村青年抗日积极分子。他们一看我把张振文保下来后，也都大胆了，异口同声地说自己是良民百姓。

但穷凶极恶的敌人并不甘心，他们气急败坏地吼叫着把我的衣服脱掉，又用烧红的烙铁按在我的肩背和胳膊上，顿时，“哧哧”地发出了炼油时的声音，一股焦臭味充满了整个院子。

见状，平时杀人如麻的敌人也吓得闭上了眼睛。一种难以言状的剧烈疼痛把我折磨地死去活来。当烙铁烙到我脖子上时，我再也支撑不住了，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后，摔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已躺在监狱内冰冷的地上，开始了难熬的“烙饼”生活（“烙饼”指身上被烙后在地上翻来覆去像在鏊子上烙饼一样）。寒冬腊月的天气，监狱阴冷潮湿。因双手、胳膊和后背都是烙伤，只好肚皮贴在地上，用地面那点凉气减轻伤口的痛苦。

但被烙的脊背上又疼痛难忍，于是又艰难地翻过身来面朝天使脊背着地，然而一会前胸又疼得钻心。这样反过来、正过去，简直就像在鏊子上“煎鱼”，实在疼煞人。我如何渡过的那一关，现在回想起来，仍浑身打颤，不寒而栗。

 

利用为敌人打水机会，冒险涉水逃回根据地

 

时间已到了1944年3月，抗日战争已进入尾声，整个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些不是死心塌地、罪恶多端的汉奸也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对我们的态度较前有些缓和。

一天，敌人突然撤防，把我和张东才押到了顽二十四旅驻地桓台县。当时清河地区桓台县是敌占区的中心，周围数十里全是敌人，到处碉堡林立，封锁沟纵横。敌人料想我们插翅也难飞出敌占区，就把我俩从原来的单独关押变成了在士兵的监督下从事一些劳动。

于是，我俩在这里开始了牛马式的生活。时令已过清明，我俩还穿着那身被捕时的烂棉袄，身上的伤疤化脓后粘在棉袄上和肉长到一块，脱袄时又揭下一层皮，露出活鲜鲜的肉来。敌人为了干活利索，给我们一人发了一身旧军装。

敌人又一次换防，由桓台县搬到了当时的长山县陶塘口小清河南岸的一个据点。我一听说小清河北就是陶塘口，喜出望外。1943年秋我去山东军区开民兵代表大会时，就是从这里渡过的小清河，我清楚小清河北就是插花式的抗日根据地，只要跑过河去就能找到八路军，回到组织的怀抱。

于是，我为了给逃跑创造条件，显得格外“殷勤”，给敌人打水、扫地、洗衣服一声不吭。每到小清河打水时，就仔细地查看地形、地貌，观察哪里水深水浅。五月中旬，天气闷热，把敌人热坏了，每天都派我和张东才到小清河打水给他们洗澡。

开始挑水时，敌人还看着我们，我俩便装“老实”迷惑敌人，使敌人放松了对我们的看管。后来，去小清河打水，敌人也不派人看管我们了，这给我们逃跑创造了机会。

一天中午，汉奸们正在睡午觉，我和张东才又挑着水桶到小清河去担水。下了河堤，我俩便向下游疾走。因事先未和张东才商量，他一再追问，我却一声不吭，拉着他直向下游走。走出离据点一里开外，我一撂担子对张东才说了声“跑哇！”衣服也没脱就跳下水向北岸游去。那种既紧张又喜悦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

后来回忆起来，那时仿佛浑身是胆，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掉脑袋也要跑过河去。我们两人水性都不算好，因求生的强烈欲望和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支撑着我们互相拉拽着渡过不算窄的河面。河边种着成片的庄稼，青纱帐是天然的屏障。

渡过小清河后，我俩猫着腰爬上岸来，打着滚钻进了高粱地。当敌人发觉时，两个人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

 

枣树底下巧遇部队首长，惊喜交集激动地嚎啕大哭

 

来到抗日根据地，两个人简直像小鸟飞出囚笼似的高兴，感觉河北岸的天也格外晴朗，空气中充满着自由的气息。

我们到处找八路军，爬沟越壕一整天一点也不觉得累。在一个周围都是枣树的村子，我们终于找到了八路军清西司令部。当时清西地委正在开会，因为天气炎热会议地址就在村西头的树底下。我们两人突然从高粱地里钻出来，出乎意料的是，首长李曼村、马晓云和赵国栋同志都在现场。

老战友一见面，我俩“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说到底，那时我俩也就是十六七岁的孩子，经受了大半年的非人折磨与残害，在敌人面前树立起来的坚强外壳，遇见亲人后轰然瓦解了。

首长们也激动地流下眼泪，待心情平静后，我便把敌人据点的情况向首长做了详细的汇报（这些情况对以后攻克据点起了重要作用）。

首长们为了给我俩压惊，特意给我们改善生活，并安排休息两天。我们哪里休息得下去，就找到从1940年开始就是我的老上级、老战友的赵国栋同志。国栋同志给清河区青救会负责人夏戎、朱永顺写了一封介绍信。

我拿着介绍信，从清西出发，避过敌人的层层封锁，越过一个个日伪据点，步行5天到达了渤海区各救会驻地垦利。张东才回到了老家——百户张村。就这样，我结束了铁窗生活，终于回到了组织的怀抱。

 

作者介绍

 

王兴，1926年出生于淄博临淄，1940年参加革命，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任广北县第六区青救会会长，兼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1948年任广饶县青年主任，同时被任命为广饶县民兵营营长。参加济南、淮海两大战役，荣立集体二等功，载誉归来。

1949年，任清河团地委少儿部长。1950年，渤海区建制撤销，分配到蒲台县任团县委书记，并任团惠民地委委员。1951年，调任团惠民地委宣传部长（代）。1952年，调惠民地区工会，任办公室主任。1980年，第一次落实政策，恢复原职级（县级）调地区图书馆任副馆长。1988年，全面落实政策，重新认定从1952年起为正县级干部，乘车、医疗享受厅局级待遇。2014年去世，享年89岁。

 （王兴先生像）

（本文原载于《东营党史》1995年第一期，稍有删改，原题《日寇铁窗里的百日生活》，图片由王弘女士提供）

附记

永远磨灭不掉的印记

 

王弘

 

我的公公王兴，原名王心诚，抗战时期为避敌人杀害便于开展地下斗争而改。“兴者”，振兴中华之意。1926年出生于齐国故都——临淄，1940年参加革命，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结婚前，就听说公公是个老革命，戎马一生，受了很多磨难。第一次见到他，眼前的老人身材瘦小、银发稀疏，眼窝深陷，目光炯炯有神。宽亮的脑门，彰显出睿智，面相和善。我有些愕然，这样一位老人竟然征战沙场十几年，历经腥风血雨、出生入死，多次闯过鬼门关？

老人非常健谈，知识面很广，似乎和谁交流都没有障碍。和作家飞雪谈文学，与画家赵先闻谈书画，更甚者和来家安装暖气的工人师傅谈焦耳、大卡等，聊得师傅们佩服得五体投地，连说：“这个大爷太有文化了。”

（著名诗人飞雪为王兴作品集作序）

其实，他只上过4年本村小学，因日寇侵略被迫辍学，回家从事农耕。1938年受到共产党教育，任村乡儿童团长。1940年，14岁加入革命队伍，参加清河区抗日救国总会青救会工作，是当年的小八路。

结婚后，我接受的第一堂课就是听公公痛说革命家史。刚开始就像听故事，感觉很有意思。人老了，总爱述说以前的过往，有些故事听了很多遍。讲的多了有时候觉得唠叨，就打断他说：“这个故事听过了，再换一个吧。”其实，换过的也听了很多遍了。

对他的这些故事，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老人的“百日铁窗生活”。每当看到他背上碗口大的一块疤痕，我的心总会生疼，却也无法体会到，火红的烙铁烫在肩背上滋滋冒烟，烫熟的皮肉随烙铁飞溅的惨烈。

他经常指着腿上一块两个硬币大小的明净疤痕，告诉我们“人之发肤受之父母，一辈子只生一次，破坏了，就再也长不出来了。”那是被日本鬼子用刺刀削去皮肉后留下的伤痕性疤痕，永远长不出汗毛。

（1951年，时年25岁的王兴在读书）

老人一生风霜雪雨、历经坎坷，但一直孜孜不倦，笔耕不辍。从1943年在清河区《群众报》一版发表处女作《可怜的孩子》开始，在险恶的对敌作战环境下，边工作边学习，大量的文章发表于《渤海日报》《山东青年》《新观察》等报刊。

1986年离休后，更是勇攀文学殿堂的高峰。在山东大学耿建华教授、飞雪等老一辈作家的帮助下，先后有散文、小说、革命回忆录、读史札记、诗歌等多体裁作品发表并获奖。1996年出版《王兴作品集》，2000年出版《王兴作品选》。

（山东大学耿建华教授为王兴作品集作序）

老人勤奋好学受到很多人的交口称赞，我见到的最多场景也是他或手捧书卷沉吟细读，或是伏案疾书写手稿。不管什么时候，他的手边总离不了字典、辞海等工具书。他说，他的老师就是字典。

每每去书店都是买各种辞海、词典等大部头书籍，孩子们上学时的工具书都去爷爷那里借阅。他一生最爱干的事就是买书，别的省吃俭用，买书从不怕花钱，而且只买书店的正版读物。

有一次，他去颐园的地摊书市逛了一圈回来后，自己生气得嘟囔了半天。我们后来才听明白，原来是嫌书是盗版的。

从1982年开始，他一直订阅《散文》《山东青年》等书刊，直至耄耋之年躺在病床上，还是时常拿《求是》《党员干部之友》在看。单位为老干部订阅的《齐鲁晚报》《鲁北晚报》等也是每期必看，各种新闻事件比我们年轻人知道得都早。

（2010年生日宴会上，王兴老先生即兴演讲，声情并茂）

老人家八九十岁耳不聋眼不花，牙齿整齐，思维敏捷，令人称奇。他一生非常勤俭，虽然爱好写作，却从不用信纸，都是写在一种较薄的白纸上，而且是一张大纸自己裁开。他认为，写作是自己的爱好，不能占用公家的东西。

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我先生就曾对小时候用单位为父亲配备的大金鹿自行车学骑车而被打的事一直耿耿于怀。在老人心里，自行车是为他工作方便而配备，子女使用超越了公车的适用范围，因而除他之外，子女家属一律不准使用。

老人一生淳朴善良，历经诸多常人难以承受的磨难，仍葆有积极向上、阳光乐观的心态，对生活充满了向往。

（与原国家文物局长孙铁青（左）在一起探讨）

他经常说自己这一生很幸运，遇上很多良师益友，并怀着感恩的心，真诚对待每个人。由于他是小八路，他的战友大多年龄比他大，他把每个人的情况都详细了解，时常送去关心和问候。对当时滨州市最后一位老红军刘作衡老人，更是时常嘘寒问暖，谈心交流。上了岁数后，每到年节就让儿女代为看望。

2014年5月，老人安详地走完了89年的人生。为他多彩、传奇也甚为普通的一生划上了完满的句号，为后人留下了深切的怀念。

老人走了，带着他一生的故事，也带走了诸多宝贵的革命史料。直到现在才想起，很多事情还没有请教明白，而想再找这部活字典却再也找不到了。往往事情失去后方知珍贵，也为以前的少不更事和自以为是而感到惭愧。

如今再翻看老人家留下的书籍，重新感受他当年的那些经历，那些真实岁月留下的难以磨灭的足迹，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浮现眼前，述说新中国成立地诸多不易。

坚强的信念铸就无悔的青春，流逝的经年饱含了生活的酸甜。老人用自己的一生感悟，为后人留下了一盏前进的明灯。

      

王弘简介：

 

滨州市民主促进会会员，滨州市作家协会会员。业余爱好摄影、旅行。自小喜欢文学，随笔记录身边的点滴，多篇文章获奖并在省、市书报刊登。

责任编辑：王光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