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飞机制造师鲁超：“我这辈子，可热闹了”

花白的头发梳理得纹丝不乱，慈祥中显现坚毅的面容，三十八九码的大脚……虽已是耄耋之年，但眼前的鲁超大娘精神矍铄、思维清晰，回忆过往点滴，她乐呵呵地说，“我这一辈子，可热闹了！”

（历经人生种种波折，如今80多岁的鲁超开朗乐观，一切看淡）

从小性子野，奶奶说“这孩子没个女孩样儿，干脆让她上学吧”

1931年，鲁超出生于原菏泽地区牡丹区大阎家村。

“我12岁才上学，一上就是三年级。”鲁超说。

“您那个年代，女孩子能上学的可不多。您的家庭应该很殷实也很开明吧？”记者问。

鲁超和二女儿孔慧、小女儿孔艳一起，细细道起了自己的家史。

鲁超的爷爷是村里的教书先生，结婚时奶奶家陪嫁了80亩地。“奶奶虽然没上过一天学，但算账持家很有一套，省吃俭用供三个儿子都上了学。我记事时起，每人每顿饭就切一小块萝卜咸菜吃。给长工吃的咸菜还切成细条放点香油呢。”鲁超笑呵呵地说，“虽说后来被划成了地主，还因此受到牵连，我可真没享过一天地主的福。”

到现在，鲁超都感激奶奶的是，当年奶奶没有逼着她缠脚。高高壮壮的奶奶受够了小脚带来的不便，“我就这一个孙女，决不能让她再受这个罪。找不到婆家？我养她一辈子！”

更让人惊奇的是，鲁超的母亲也是大脚。当时，鲁超的姥爷是菏泽商会会长，家境殷实，而且十分开明和乐善好施。因为看中鲁超父亲的才气，决定把女儿“下嫁”。结婚时，鲁超母亲的嫁妆排了足有二里地，而四里八乡的群众也争相“围观”大脚。

幼时的鲁超胆子特别大，听说哪里有鬼怪，非要大半夜跑去看看，还曾一个人走进迷宫般的坟墓，差点因缺氧走不出来。“我一直就不相信有什么鬼神，到现在都是。”鲁超笑着说。那时小鲁超两岁的弟弟白天上学，晚上回来就教她，上过女中的母亲也在一旁指点一二。

转眼间鲁超长到了12岁，奶奶说，这孩子性子野，不愿做饭干活，也不愿穿女孩子衣服，干脆叫她上学吧。

而说到上学，鲁超笑称自己是沾了迷信的光。那日，奶奶在外面遇到了一个牵着骆驼的相面人，对奶奶说：“老太太，我免费给你算一卦，你虽然有仨儿子，但将来是得闺女的好。”鲁超的奶奶没有女儿，家中惟一的“闺女”就是鲁超。

或许正是算卦人一番话让奶奶觉得，这个没半点女孩样的孙女可能将来会有一番出息。

一上学就是三年级，经历了到城里上学的惬意与学校南迁的颠沛流离

在村中办学的鲁超的爷爷特意办了个女子班，又找了位“女老师”。1944年，12岁的鲁超“正式”上学，一上就是三年级，而且两年后考入初中，比一直都在上学的弟弟考得还好。

姥爷听说后，说，“要上学干脆就到城里来。”在鲁超的记忆中，姥爷是出了名的爱才之人，不但自己的孩子无论男女都上学，而且几个儿媳妇即便有了孩子后，也去读完女中。姥娘家是五进五出的院落，比魏氏庄园还要大，当年鲁超的母亲上下学都是坐着带篷子的轿车或马车出入，路上从不见人。

在初中上了七八天后，鲁超觉得学英语又难又无用，自己也不想上大学，干脆自作主张转到简师班，这样不但不用跟家里要钱，还开始领“豆子钱”（成绩越好领得越多）。鲁超开心地把这一消息告诉家里人，姥爷听后却大不高兴，说，“你以后当个小学老师有啥出息！”那时还流行一种说法，叫“好铁不打钉，好孩子不当兵，好学生不当师范生”，但凡家境好些的都不愿意当老师，也因此，鲁超从初中转入简师班属于“顺茬”。

在菏泽城里上学的一年多时间里，领着“豆子钱”，还有姥娘一家人疼着，不上学的时候常跟随在戏园工作的舅舅听听戏，鲁超的日子过得充实而惬意，学习成绩也属上游。

到了1948年8月间，菏泽解放前夕，鲁超所在的学校决定南迁（当时还是国民党所办学校）。“不跟着走就没学上了，我死活要去，家里人只好同意。”鲁超说，“我们最后来到了无锡，在一个面粉厂内打地铺，睡觉上课都在地铺上，自己做饭。后来，国民党跑了没人管我们，我们就搭伙到农村去要了二十几天的饭。”

到了1949年4月，解放军打过长江，学校由解放军接管，鲁超和她的同学们面临三条路，一个是回家，再就是初中水平上师范，高中学历上华东军大。铁定心继续上学的鲁超便来到了临沂师范（后来并入曲阜师范）。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吃共产党的饭了。”鲁超说。

上学期间自作主张参军，在十二步兵学校，第一节课是许世友讲的

1950年春节前，几个年轻人来到鲁超家贴上写有“当兵光荣”的对联，并送来年货等慰问品。鲁超的家人愣住了，“我们家没有军人啊。”来人说：“你们家有个叫鲁超的，不参军了吗？”家里人更是疑惑，“我们家没人叫鲁超啊！”

原来，鲁超原名阎蕴环。抗美援朝前夕，部队去学校号召有志青年保家卫国，正在曲阜师范上学的她没和家人商量便报名参军。到部队后，同志们常开玩笑称她“阎锡山”“阎王”，她于1950年元旦这天改名为鲁超（鲁是因为她是山东人，超则是顺应当时的赶帮超形势）。因为当时通讯不发达，偶尔写信她也没告诉家人此事，所以这一切家人都无从知晓。

听说女儿当了兵，鲁超的母亲当时就急了。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菏泽一所中学当校长的鲁超的父亲抱着一腔爱国热忱与弟弟一起报名参军，于黄埔军校六期毕业后参加了冯玉祥部队，此后音讯全无，直到1947年才回来。

好不容易盼着一家人团聚，五个孩子中惟一的女儿又去参军，且正逢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担心女儿安危，鲁超的母亲疯了一般，常常爬到房顶盼女归来，并时不时地对小儿子说：“你姐姐从那边回来了，快接你姐姐去。”

“当时批的空军，还是伞兵。但部队下令叫我上前线时，我正随抗美援朝宣传队去乡村做宣传，没接到通知。”回来后“没地方可去”的鲁超，听从部队命令去了十二步兵学校。

“当时第一节课就是许世友给我们讲的！”鲁超颇有些得意地说，具体讲的什么内容已记不太清了，大概意思是，你们是进步学生，能听从祖国召唤参军，虽然未能上前线，但在十二步校照样可以保家卫国。

在部队主要学政治军事，完全军事化管理，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进行两个半小时的操练，各种枪的打法也都学。“两个月后我就当上了班长，还扛了十个月的枪。我一辈子脾气急，可能和军事生活经历有关。”鲁超笑着说。

十二步兵学校毕业后，鲁超被分配到位于德州的渤海军区司令部下面的一个教导大队，任文化教员，教连以上干部扫盲。

在渤海军区当文化教员的她通过严格选拔，成为新中国首批飞机制造师之一

1952年，苏联派专家来中国培养第一批飞机制造师（技术员），我国组建了北京航空工业学校，并从各军区调干，选派一批政治军事过硬、文化水平较高的年轻人前去学习。

“当时选拔要求很高，一批批的人去考试通不过再打回来，在渤海军区我是第六批也是最后一批。临去济南参加考试时，领导对我说‘考上了别得意，考不上也别沮丧’。大概领导也是觉得希望不大吧。”“想不到还真考上了。这可能与我这么多年一直没忘记学习有关，无论走到哪里，就是要饭那段时间，书也一直带在身边”。鲁超笑着说。

虽说上学时一直成绩不错，但其他人大都是大学程度，而鲁超是初中起点上的师范，微积分之类从没接触过，所以一入学算是成绩最差的。好在当时的互帮互学气氛很好，加之自己努力，一年后鲁超就成了中等，到了临近毕业的第三年成了前几名的优等生。当时的北航完全是军事化管理，专业知识从理论到实践完全由苏联专家授课，什么材料力学、理论力学，各种零部件加工，车铣磨刨钳等都学，还学俄语，像下什么材料，经过什么手续加工，这个零件在飞机哪个地方等都去现场看，并亲自动手安装。

据鲁超回忆，首批学飞机制造的学生共6个班，二百六七十个人。“当时学习非常严格，平常见了老师要用俄语打招呼，学完后给你个零件要能自己设计、制作出来，毕业要有自己设计的作品，由国家审核资格委员会考核，进行现场答辩，当时有好几个学生因没通过毕业答辩而拿不到毕业证。”鲁超告诉记者，她毕业后被审定为国家十三级技术员。

也是在这里，鲁超与虽不同班但同样学习飞机制造的丈夫孔祥琛相识、相知。“毕业前实习，我们两个班分在一起，同是班干部经常在一起商量些事情，就这样逐渐熟悉了。”鲁超说。

1955年8月毕业后，孔祥琛分到了沈阳飞机制造厂，鲁超则分到哈尔滨飞机制造厂，一边从事飞机零部件加工一边培养飞机制造领域技术工人。

1958年元旦鲁超结婚，当年年底大儿子出生后，鲁超调入沈阳第二航校任教师，专门从事技术人才培养。“因为奶奶会过日子，她老人家陪嫁的80亩地到解放前达到了两顷，被划为‘地主’。我虽然从小离开家，但参加工作后也因此‘享受到地主的待遇’，不能接触核心的飞机制造技术，多数时候是教学生，”鲁超回忆道，“这样也挺好，教会了学生比我自个儿生产得还多，贡献可能还更大呢。”

文革中挨批斗被调离技术部门，但照样兢兢业业，管理的仓库成了全地区样板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下放风潮也影响到了鲁超。1962年，成分不好的鲁超与丈夫孔祥琛（祖籍桓台，在青岛出生、长大）一起来到桓台县，临时在一所小学教书。女儿孔艳告诉记者，下放前父亲在沈阳飞机制造厂已身兼工会主席、调度室主任等多个职务，管理着1万多人的车间生产，属高级技术、管理人员。

1967年，经向上级反映，国家有关部门承认当时的下放是错误的，让鲁超和孔祥琛回山东老家等待分配，省有关部门告诉他们，“九二三厂”（即胜利油田滨南采油厂）有名额。就在鲁超和丈夫住在招待所等待分配期间，北镇化肥厂筹建，地区领导来到招待所，希望他们进厂工作。

“就这样阴差阳错地来到了北镇化肥厂，当时觉得有个工作就很好了，总比在老家待着强。”鲁超感慨道。

同样曾在北镇化肥厂工作的孔艳解释说，化肥厂的设备一转型改造就可以生产军工产品，有些机器设备是相通的，当时他们算是作为技术人才被地方截留了。

建厂之初，北镇化肥厂缺少技术人员，当时厂里整套设备都是鲁超和丈夫带领工人们安装、调试的。“以我老伴为主，他算是总设计安装人员，学飞机制造的那些技术我们能用上的还不少。之后老孔一直都在技术科工作，直到1990年离休。”鲁超说，到了2006年，老伴老孔因病去世。

而鲁超，因为成分问题，文革时被定了个历史反革命，挂着牌子挨批斗。很多人担心她想不开，鲁超说，“我又没做啥坏事，没什么想不开的，放心，我能坚持住。”挨批斗厉害时，鲁超为了不拖累丈夫、孩子，甚至动过离婚的念头，却被丈夫坚决回绝了。

那段时间，鲁超调离技术部门，被派去煤场工作，1975年平反后又被派去看管仓库。结果，她所管理的仓库作为惠民地区的样板仓库，吸引了很多人前来参观。过去，仓库里面各式物品都杂乱地堆积在那里，找个东西要大半天，鲁超就利用上货架分类摆放，并写上卡片，这样，即使晚上，不用开灯都能摸到想要的东西。当时，偌大一个仓库被鲁超一个人管理得井井有条。

“别看我有四个孩子，也没有老人帮着看，但我和老伴从没因家事和孩子耽误过一天班，加班更是常有的事。现在的人看来，俺们就是俩傻子。”鲁超笑道。

无论在沈阳、哈尔滨，还是回到惠民地区，甚至因成分问题受到不公平待遇，鲁超和丈夫都任劳任怨地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也因而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家中摆满了一摞摞的奖状、荣誉证书。

女儿孔慧清楚地记得，化肥厂日夜不停工，生产过程中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到仓库取东西，为了不耽误生产，母亲干脆带着只有两三个月大的小妹妹住进了化肥厂的仓库。到妹妹稍大一点，母亲也是按点上下班，从不会提前给孩子喂奶，别人都说，“看，都把孩子给饿坏了。”

教给孩子们工作敬业、公私分明、孝顺老人、乐于助人等做人基本品质

鲁超说，自己和丈夫这辈子没留给孩子们什么财产，但从小就教会了他们工作敬业、公私分明、孝顺老人、乐于助人等做人的基本品质。

孔慧记得，小时候做饭用柴火，母亲看管着煤场，但没往家里拿过一块煤炭，经常是他们姊妹几个去搂树叶、捡柴火；父亲属离休，用药完全报销，但家里人从没用他的卡私自拿过药。他们知道，父母是绝对不会允许的。

在化肥厂，偶尔会发生燃气、化学物品中毒事件，鲁超和丈夫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冷静科学地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公婆、父母年龄大后，鲁超和丈夫常把老人们接来尽心侍候，什么好东西都尽着老人吃、用，为老人养老送终。

结婚前十几年间，鲁超每月都把绝大部分工资寄给家里，婚后因公婆身体不好又将大部分钱寄给婆家。“在菏泽老家我是有名的孝顺闺女，全村老少都学我，前段时间回去，全村人都去看我，都没时间睡觉了。”

鲁超说，她经常教育孩子们说，人一出生就有两个父母，对象的父母也是你的父母，要同样孝顺，一碗水端平。在她的影响教育下，如今儿女们的小家庭都和谐美满，其乐融融。

上世纪70年代末，孔祥琛的原工作单位沈阳飞机制造厂曾想将孔祥琛召回去，但那时其两个大孩子已经工作，再回去的话只能带走两个小女儿。鲁超和丈夫商量后觉得，他们自己的兄弟姊妹都分散在全国各地，聚一次很不容易，回去的话一家人又要分开，思忖之下还是留在了惠民地区。

如今80多岁的鲁超生活规律，思路清晰，还自己订了好几份报纸，浏览时事政治，关注健康知识，保持着从年轻时就有的读报看新闻的习惯。

（本文作者：李淑霞，发表于2014年12月16日滨州日报5版，略有改动）

责任编辑：王光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