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耘生在国民党中央无线电台机关建起共产党的支部

编者按：近日，从渤海区走出的革命烈士李耘生事迹陈列室落成仪式在东营市广饶县西李村举行。西李村位于广饶县大王镇西侧，村口一座牌坊式的红色门楼雕刻建筑格外引人瞩目。李耘生就是从这个村里走出去的传奇人物。李耘生陈列室展现了李耘生革命生涯的事迹。李耘生，原名李殿龙，1905年生于广饶县大王镇西李村，曾任中共南京特委书记，革命烈士。1920年，李耘生考入青州山东省立第十中学。期间，参加反日爱国游行示威和盘查日货等活动。1923年10月，经王翔千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2月由党的创始人之一的王尽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组织部主任。1925年1月，作为山东团组织的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曾先后在青岛、济南、武昌和南京担任党的地下领导工作。1932年在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27岁。

李耘生的妻子章蕴，一九O五年生，湖南长沙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新四军和华东地区担任领导职务。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一九八二年九月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李耘生的英雄事迹在渤海革命老区纪念园展厅重要位置也有介绍。下面全文转发由中共滨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渤海革命老区纪念园编纂的《永远的怀念——渤海区著名烈士、党史人物纪念文集》著名烈士篇《雨花台上英雄花——李耘生烈士传略》一文（作者署名砚山），以此表达对这位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与无限哀思。

肃穆壮观的南京雨花台，在腥风血雨的年代里，是许多革命先烈英勇献身的地方。他们的英雄业绩和崇高气节，犹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与世并存。多少年来，它鼓舞、激烈着千百万人民群众踏着先烈们的足迹，去继续他们未竟的壮丽事业。

此文记述的，就是雨花台著名烈士之一——李耘生同志的英雄事迹。

 

在青州

 

李耘生，原名李殿龙，字云生，曾用名李立章，李涤尘。1905年6月3日，出生在广饶县西李村一个中产家庭里。

1920年，刚满15岁的李耘生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省立青州十中。在学校里，他除了认真刻苦地学习功课外，还满怀激情地鼓励同学们投入到拯救中国命运的洪流之中。他对人谦虚、诚恳，说话很有说服力。虽然年轻，但是显得那么成熟、干练。

寒假里，他回到家乡多次组织数十名回乡的学生聚会，努力向他们宣传革命救国的道理。

回到学校后，李耘生积极参加了青州府各界人士的万人大会和游行示威。在街头巷尾，他经常领着同学们到群众中发表宣传演讲，用充满激情又通俗易懂的语言，鼓舞人们的革命情绪。有时，他和他的战友们、同学们出现在青州火车站附近，盘查日货，阻止商人携带商品去青岛出卖资敌。

（李耘生，本文图片来源网络）

1923年10月，耘生经共产党员、老师王翔千的介绍，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即担任青州十中团的总书记。在校内他曾组织学生闹过要求废除旧的教育制度，撤换昏庸腐朽的校长的学潮。在青州各界反对曹锟贿选总统的运动中，他也是积极的参加者。

在青州十中期间，耘生同志曾写过一篇题目为《一个奇怪的果子》的文章，以犀利的笔触，揭露了旧的社会制度“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腐朽反动本质，表达了自己立志推翻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的坚强决心。

 

卓越的政治活动家

 

1923年年底，应王尽美同志之邀，李耘生放弃学业，到济南从事革命工作。翌年2月，他经王尽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便开始了他职业革命家的生涯。耘生同志到济南后，担任了济南团的地委书记，专门从事学生运动的组织发动和领导工作。

当“五卅惨案”和“青岛惨案”发生后，他受中央的指派，去青岛担任团的地委书记兼组织部长。不久，他便发动了一次七千余名学生参加的罢课游行示威，有力地鼓舞和推动了青岛各界人士的反帝爱国斗争热潮。1925年1月，耘生同志作为山东团的代表赴上海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随着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1926年2月，耘生同志被调到党的山东地委，负责组织工作。这时，军阀张宗昌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整个山东被白色恐怖所笼罩。在此情况下，李耘生同志采取果断措施，征得领导同意，及时把已暴露身份的二十二名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送往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并分别介绍他们进入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给党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

在济南和青岛从事革命工作的几年里，耘生同志不畏艰险，废寝忘食地勤奋工作。他冒着生命危险，经常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给中央和上一级党的领导机关撰写了大量的工作报告，为党的组织分析研究当时的革命形势、制订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提供了可靠依据。

1926年，耘生同志被派往武汉任硚口特区区委书记。在革命斗争中，他结识了当时担任硚口区委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的章蕴同志。这对风雨同舟的革命战友，在革命风暴中结合了。从此，在章蕴同志的协助下，耘生同志更加忘我地开展党的工作。

这年7月，汪精卫紧步蒋介石的后尘，公开叛变革命，在武汉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武汉三镇黑云压城。一些不坚定分子，纷纷登报退党，有的甚至叛变投敌。在这危难之际，耘生同志毅然受命，就任中共武昌市委书记，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

是年冬，武昌环境更加恶劣。党为了保存力量，指示耘生同志暂时隐蔽待命。恰好此时章蕴同志也怀有身孕，行动不便，党组织便安排耘生送章蕴回湖南老家。在章蕴家里，耘生同志照料章蕴同志的同时，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革命书籍，进一步武装了自己的头脑，为下一步斗争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充分准备。

1928年，党组织调耘生同志到南京任市委书记。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四处奔走，但始终没有接上组织关系。由于经济拮据，已到了衣食无着的地步，他只好托人介绍，暂在《时事新报》驻南京办事处当了记者，并以此职业为掩护继续寻找党组织。不料，无意之中，他却碰到了在国民党中央党校混事的大叛徒王复元（在山东时和耘生共过事）。由于王复元的密告，耘生同志被捕了。敌人因拿不出李耘生现是共产党员的可靠证据，便以“共产党嫌疑犯”将他判处十个月的徒刑，监押在南京老虎桥第一模范监狱。

在狱中，李耘生同志遇见了曾在上海党中央工作过的难友王井东同志（建国后曾任中央机要交通局长），并通过他与党组织接上关系。

（李耘生一家）

章蕴同志产后刚出满月，得知耘生被捕，便在六月份匆匆赶到南京。她一边谋求职业，一边想方设法照料和营救耘生同志。耘生同志爱看书，她就千方百计送些政治理论书籍和历史书籍给他看。天气冷了，就及时送去棉衣、被褥。同时，她还不断给耘生同志传递外面的消息。在章蕴同志的照料和支持下，李耘生愈加坚定了革命的志念。他把牢房当书房，贪婪地读书学习，并经常利用放风的机会，与难友们交谈时事，介绍外面的情况，鼓舞大家的斗志。

1929年4月，李耘生同志刑满出狱。经王井东同志介绍，他赶赴上海，与上海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并立即投入紧张的革命工作。他们住在上海新闸路胡康里B623号一间狭窄的亭子间里。后来，党又派耘生同志来往与上海、南京之间的京沪线上，专搞铁路工人的工作。

1930年下半年，由于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南京地下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党的工作处于瘫痪状态。为了重建南京市委，1931年2 月，李耘生同志受中共江苏省委的指派，化名李涤尘，再次来到南京任南京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当时，李耘生的公开身份是白下路贫儿院中学的历史教员。他经常利用晚上、假日，深入到工厂、农村、街道进行调查访问；到大、中学校和军事学校去作有关政治形势的报告或找一些党员和积极分子淡心。他不仅在工人、农民、学生中发展党员，还经常在国民党的宪兵队、警卫队其他高级机关中秘密培养先进分子，甚至在国民党的中央无线电台机关中，也建立起了共产党的支部。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南京地下党组织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建立了十多个党支部，发展了近二百名党员。

同年10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成立南京特委，任命李耘生同志为特委书记，领导江宁、江浦、句容、溧水、溧阳一带党的工作。为了配合党中央实现在南京举行“兵暴”之后、再到浙江天目山去建立游击根据地的计划，耘生同志发挥了他卓越的组织才能，在京杭国道沿线的句容、溧阳等地建立起党的特别支部，而且还在京杭国道上，组织了一支茅山武装游击队，以便届时策应南京“兵暴”队伍。

1932年4月，由于南京军委的叛变，南京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形势异常紧张。李耘生一家当时住在南京水佐岗3号，为了应付意外，他们夫妻两人经常借宿在外，家中只有四岁的孩子和耘生的妹妹李玉梅。他们有时回家一次，也得先看看和房东熊木匠事先约好的暗号。熊木匠看到附近有敌特活动，便找上几个赤色群众守候在水佐岗周围几个路口。熊木匠在丁家桥或狮子桥碰到耘生或章蕴，便把身上背的锄头往地上一顿，转身就走。这样，他们便不能回家。有好几次，敌特虽成天守候在耘生的家门口，但始终也见不到他们夫妻的影子。

由于形势继续恶化，耘生便对章蕴说：“南京的工作难以开展，我必须到上海找组织汇报，然后再来南京整顿组织，你还是回湖南。”就这样，章蕴同志经朋友帮助，装成病人，离开了南京。

 

走向生命的光辉顶点

 

章蕴走后，李耘生想托人看一看孩子，然后再去上海。一天傍晚，他来到南京游府西街，想托过去的房东徐先生和叶菊姐夫妇去办这件事，谁知一进门便被敌人逮捕了。

敌人将他押送到南京伪警察司令部看守所。当时，敌人尚不能断定他是南京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便生一诡计，将李耘生仅四岁的孩子带到看守所。在孩子见到李耘生哭喊“爸爸”时，耘生同志完全暴露了身份。

在审讯中，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阴阳怪气地说：“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生路，一条死路……”；一个无耻的叛徒也在一旁帮腔说：“只要你愿意转变，我担保你有出路。”耘生轻蔑地一笑，没有理睬。满脸横肉的家伙将桌子一拍，嚎叫道：“我只要你说四个字‘愿意转变’！”耘生同志怒斥道：“共产党员为劳苦大众奋战求解放，这是我奋斗的目标。需要转变的是你们这一帮为蒋介石卖命，与人民为敌的家伙！”敌人气得暴跳如雷，对他施用了各种毒刑，然后把他拖回了牢房。

在阴暗潮湿、气味腥臭难闻的牢房里，耘生同志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学习。他带领难友们一起阅读讨论狱外亲友千方百计送进来的革命书籍。他常对难友们说：“为人民，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屈，要在任何斗争中经得起考验。”

为了反对狱中非人的折磨，耘生同志发动了绝食斗争。他挺身而出，代表难友们向敌人提出“三不许”：一、不许烧霉米烂菜吃；二、不许克扣“囚粮”；三、不许打骂犯人。绝食斗争坚持了两天，敌人惊慌失措，被迫答应了这三个条件。

绝食斗争胜利后，狱中表面平静下来，然而敌人却在策划着新的阴谋。

（章蕴晚年在家中与孩子们的合影）

1932年6月8日凌晨，敌人杀气腾腾地打开了牢门，直着嗓子喊：“李耘生、李耘生、李一耘一生！”耘生同志知道生命的最后时刻来到了，便镇静自若地脱下身上仅有的一件毛衣，又转身将铺旁的书籍一本一本地归拢整齐，深情地对难友们说：“我没有什么珍贵的礼物，这些东西留给你们作个纪念吧！”然后，他和难友们一一握手告别，昂首走出了牢门。

在雨花台刑场上，在生命的最后一息，李耘生同敌人进行了短兵相接的斗争。一个执法官假惺惺地问他：“你要不要写家信？有什么遗嘱？”耘生同志愤愤怒地说：“家信早已写好，遗嘱就是盼亲人们与你们斗争到底！”敌人恼羞成怒，连声吼叫：“开枪！”年仅27岁的李耘生同志以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崇高气节，实践了自己生前的诺言，走向了生命的光辉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