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曾为四位无棣人点赞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们因工作关糸多次到北京、福州、兰州等地征集党史资料。这期间有幸结识了一些在外地工作的山东老乡，其中有4位无棣籍长者，给我们印象最深。

一位是参加过八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9军政委刘挺柱，一位是著名建筑设计大师张镈，一位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红生泰斗”李洪春，一位是参加过八路的导弹专家、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原副主任石荣屺。

他们当年都分别受到过周总理的接见，亲切聆听与感受了周总理的谆谆教诲和真情实感，因此各自都有一段美好而难忘的记忆。他们回忆中的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也感染了我们，他们那鲜为人知的动人场景又是那样惊人的相似！

 

周总理为刘挺柱改名

 

刘挺柱，1940年2月参加八路军，从战士、班长做起，先后参加了莱芜、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福州等战役，3次负伤、6次立功、多次受奖，曾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步一步从基层干部做到团、师、军政委。

（1970年代初刘挺柱在部队留影）

在他的一生中，最难忘的是1971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为他改名的情景。当年7月15日，他接到福州军区的正式通知，命令他于次日去北京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9军政治委员的任命书。

7月16日下午3时，庄严的时刻到了，大家军容严整、精神饱满地走进人民大会堂。当轮到他领授任命书时，周总理握住他的手说：“我把你的名字改了，你同意不同意？你们是国家的栋梁，肩上的担子很重很重，把‘廷’字改成‘挺’吧，只要你们这些梁柱能昂首挺立，我们国家就大有希望！”亲耳聆听着总理那既亲切动听又富有哲理的肺腑之言，刘挺柱两只眼晴湿润了……

总理的信任和期待，使他心头一热、激动万分、深受感动。他始终以总理的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不断严格要求自己，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为军队的建设扎实工作、积极进取、不懈奋斗。

即使退下来后，他也没有忘记总理的期望，在有生之年尽力发挥余热。2001年，他倡议在外工作的其他三个兄弟共同捐款10多万元，为家乡建了一座近200平方米的科技文化大院。他说：“我们老兄弟四人建这个科技教育阵地，不是为了什么名什么利，心愿是引领家乡的父老乡亲靠科技致富。”

 

周总理为张镈的人民大会堂建筑设计“打五分”

 

中国建筑设计大师张镈先生与周总理的交往，有着几十年的历史渊源。张镈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是1938年在重庆召开的南京同学会上。

周总理就读天津南开中学是1913年至1917年，张镈进入南开中学读书是1923年，6年之隔使他们失之交臂。1938年，原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来到重庆，在朝天门会馆组织成立了500多人参加的“南开同学会”。张镈当时在重庆基泰工程司总所任主任建筑师，周总理是应张伯苓先生邀请来作形势报告的。周总理从政治、军事、经济和敌我双方的战斗形势及策略上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精到的分析、科学的论断，有力激发了学友的爱国抗日热情。

张镈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幼受爱教，不问政治，只想求艺谋生，周总理的报告，唤起了我的民族自豪感，对我的触动很大，印象最深。”

（1990年于长銮与建筑设计大师张镈合影）

1958年至1959年之间，张镈第二次见到周总理。当时，中央决定在北京兴建国庆十大工程，周总理亲自主持设计评审，最后选定17.18万平方米的人民大会堂方案，张镈被指定为总建筑师，朱光雪为总工程师。

万人大会堂高33米、宽76米。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尺度太大，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周总理从海边视觉引伸出水天一色的美感来，指出：上可作浅穹隆顶，边作大圆角与墙面相交，顶部作“满天星”，取得上下浑然一体的效果。这就解决了又高又宽又大的矛盾。

在兴建人民大会堂工程中，周总理全程参与了论证、决策、视导、审定等过程，这也是张镈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从事实践工作的一次难得机遇。整个人民大会堂工程仅用10个月时间完成，这确实是中国建筑史上一个不同凡响的创举！

（建筑设计大师张镈（中）向周总理（右一）汇报设计方案）

张镈激动地说：“国务院为人民大会堂落成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宴会，宴会上周总理举杯向我走来，呵，人民的总理向我敬酒来了，我和着笑和泪喝下了这杯美酒，总理紧紧握着我的手，爽朗地说：‘我很满意，我给你的建筑打五分！’”

张镈第三次见到周总理是1972年至1973年间。1972年，周总理批示建设北京饭店东楼，张镈的第20号设计方案被选中。11月下旬的一天，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接见张镈，并偕同张镈登上西华门城楼和城墙，实测西华门两侧的屏风楼，确定是否遮断了北京饭店东楼顶层与中南海的视线，确保国家中央机关的安全。

张镈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是1974年全国人大会议召开时。是年，张镈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张镈回忆说：“周总理抱病参加会议，并亲自主持国庆招待会，代表们对总理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后排的宾客几乎都站在座椅上，以一睹总理风采为慰，可见总理的威望之高。”

此后，张镈先生再没有见到周总理，只是根据总理1975年1月5日对北京图书馆新楼设计“一劳永逸”的批示，张镈与杨廷宝、杨芸等“五老”合作，终于实现了总理的遗愿。周总理逝世后，张镈悲痛万分，带病完成了北京图书馆新楼的工程建设，以告慰总理在天之灵。

 

周总理亲自点名李洪春演关羽

 

1987年6月22日至7月1日，在北京紫竹院昌运宫4号楼，我们探访了梨园耆宿、一代国剧宗师李洪春先生。短暂的10天小聚，悠长的百岁长谈，我感受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让我们感动万分的是李老炽热的乡情和他不老的艺术春心。

更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当李老谈到1952年1月，周总理亲自点名要他演《单刀会》中的关羽时，老人两眼湿润、激动万分，难忘那段美好的记忆，难忘思念总理给予的教导之情和关怀之恩……

（1987年于长銮与李洪春合影）

1952年1月，国家京剧院领导通知李洪春，周恩来总理要他们给中央领导人演出，剧目是《单刀会》。他听到这个消息，当时那种激动劲真是无法形容。他唱了几十年的戏，经历了满清王朝、北洋军阀、敌伪统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等几个不同时期，哪个时期也没拿他们演员当回事儿，看他们演出是看“玩艺儿”，叫他们是“戏子”，拿演员当玩物。今天，党和国家领导人要看他们的演出，而且是周总理的指示，这新旧对比真有天地之别，怎能不使他激动万分呢！况且要看的是他的关公戏。他只有一个想法：积极排演，以最好的演出效果向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

1952年农历正月初二，他们乘着周总理派来的车子，来到了中南海怀仁堂。他和李甫春（演鲁肃）、董鹤春（演周仓）等演员一起，为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了《单刀会》。

这出戏，他不知唱了多少遍，不知怎么上台之前，心情总是有些激动，唯恐出毛病，可是上台之后，见到领袖们那样安祥地看着他们表演，听着他们的演唱，心自然安定了下来，进入了角色。演出将罢，就听到台下领袖们的热烈掌声，这掌声是鼓励、是鞭策、是让他们精益求精，用戏剧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以后，李洪春又多次在怀仁堂为领袖们演出《单刀会》《古城会》《水淹七军》等剧。不但戏是总理指定的，就是演员也是总理亲自过目指派的，而且他还指示把这些戏录了音，为的是把这几出有特色的关公戏做资料保存下来。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和康生，为了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对于周总理关怀过的人，关怀过的戏一律不放过，这几出关公戏录音也难脱厄运，听说是被毁掉了。

还有一次，厉慧良在怀仁堂演出《长坂坡》和《汉津口》，他要和在外边演出一样，前演赵云，后演关羽。总理没有同意，要李洪春演《汉津口》的关羽。李和曾演刘备，袁世海演曹操，江新蓉演糜夫人，苏维明演张飞。总理不只了解剧中人，而且了解每一个演员，从这出戏的角色安排上，可以看出总理对他们十分熟悉。

每当李洪春后来演《汉津口》，或是看到别人演《汉津口》时，他总是想到那次总理的关怀。李洪春深情地说：“要是再能演出的话，就一定演好它，就是不演出也要把戏传下去，以深厚的感情，真诚报达总理的关怀。”

 

周总理称石荣屺是“我们自己的导弹专家”

 

地处祖国大西北弋壁深处的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因其曾创造了共和国航天史上的奇迹而闻名于世。在这神密世界的最高统帅部，有一位导弹专家出自山东无棣，恐怕还鲜为人知。他从乡村走来，在国防尖端领域里为我国“两弹一星”的发射成功呕心沥血，艰苦奋斗，功绩卓著。

（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原副主任石荣屺）

他就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原副主任石荣屺，1924年出生，1939年入伍，是一位战功卓著的老革命，先是在东北民主联军，后参加著名的辽沈、平津战役，后随解放大军转战南北，从东北一直打到两广。全国解放后，他又奔赴抗美援朝战场，立下了赫赫战功。朝鲜停战后，他又来到祖国大西北，参加创建我国第一个导弹试验靶场，先后担任试验部处长、副部长、部长，发谢中心副主任。他亲自参加或组织指挥了几十次试验，其中包括第一枚导弹、第一颗卫星、第一次“两弹结合”、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枚远程火箭等大型发射试验。

他学历不高，却以超常的毅力刻苦攻关，成长为合格的科研指挥员，曾多次受到周总理等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的接见，被周总理称为“我们自己的导弹专家”。当宣布他离休时，全场自动起立，致敬的掌声持续了数分钟。令人惋惜的是，他在刚刚离休不久的1987年6月，因心脏病突发而溘然长逝。他长眠在大漠深处青山脚下的“东风革命公墓”。后来，他那座坟茔移到了聂荣臻元帅的墓碑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