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兴县吕艺镇龙河村原有四座宗祠

发布时间:2018-03-12 22:32:12   12305 作者:赵春颂

祠堂作为一种民间古建筑,大多构筑宏丽、工艺精美,集建筑、雕刻、绘画、书法、文学于一体,凸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是颇具研究价值的文化古迹。博兴县吕艺镇龙河村原有四座宗祠:牟氏祠堂、周氏祠堂、崔氏祠堂和赵氏祠堂,就体现了一方地域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博兴县吕艺镇龙河村原有四座宗祠:牟氏祠堂、周氏祠堂、崔氏祠堂和赵氏祠堂

 

牟氏祠堂处于村中心十字街口的东南角,与关帝庙毗邻。家谱记载,民国初年(1912年)在故址上重建。



祠堂青色砖墙,硬山式房顶,灰瓦相扣,滴水如意行舌,脊梁、角、檐均饰吻兽。台基上有北殿堂三间,南厅房三间,前有回廊立柱,朝西的大门及两侧耳房各两间,一对石狮护卫于大门石阶两侧。天井东边靠墙处长有一棵枝叶繁茂的核桃树,遮盖了半个院子。室内小式木作抬梁构架,椽架面板,梁柱旋子彩画,鲜艳悦目,地面铺以青砖,门窗镂空花雕,工艺精致,整个庭院雅致精巧,典雅古朴。祠堂内的装饰木雕均出自晚清时期著名匠工——纯化镇范家村范宝莲、吕艺镇高渡村李奎芳、陈户镇董家村董传甲三人之手。建国初年为村公所,农业集体合作化后是龙注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驻地。1969年,小公社合并大公社,管理机关搬迁至闫坊村,祠堂便成了村里人看病的药铺。

周氏祠堂建在龙二村周家湾北岸,坐北朝南。家谱上记载,建造于清代同治四年(1865年)。院落东西阔37米,南北长24米,院内植有两棵高大翠柏。祠堂为砖木构造,青砖砌体,屋顶硬山式,覆盖灰瓦,滴水沿片雕有花纹,脊矗玲珑瑞兽。台基之上建有享堂三间,小式木作抬梁式结构,椽架面板,室内地面覆以青砖,屋门窗棂雕饰精美,古色古香。祠堂大门两侧各有一间耳房,门口摆放双石狮,神态逼真,威武庄严,两边墙壁上镶嵌祠碑,刻有祠序和家族概况。上世纪50年代,宗祠被村学校所用。

崔氏祠堂位于龙一村的崔家井旁边,据说建于明朝洪武年间,是龙河村最早的家庙。有正厅三间,坐北朝南,南屋三间,东屋一间,均为平屋。大门面西,院落简朴洁净,解放后成为龙一村的学校。“文革”后期,学校迁往新址,又改为村里的门市部。

赵氏祠堂坐落在龙三村赵家湾西侧,坐北朝南,南北长约30米,东西阔约20米。



殿堂建于台基之上,北厅堂三间一门两窗,西侧厢房三间,东边厢房两间,前有立柱回廊,祠堂大门两边各有一间耳房。门口安有门枕石和一对精雕石狮,两旁栽植4棵苍松。祠堂西厢房后边有宽约一米的南北甬道衔接正殿屋后花园。花园东西长约21米,南北宽约4米,由垛口砖墙围成。祠堂碑铭记载,赵氏祠堂始建于清朝嘉庆季年(1798年),其主体为砖木结构,青砖砌墙,单檐硬山式,飞檐翘脊,房脊立有鸱吻、瑞兽,灰瓦盖顶,屋宇下滴水檐瓦饰有精美花纹。屋内青砖铺地,小式木作抬梁式构造,面板椽架,梁枋施有彩绘,色调艳丽,明柱花窗,菱格花纹,雕刻华美,所刻浮雕图案栩栩如生,整个殿宇气度庄穆。新中国诞生后一直是龙三村的学堂,正殿和西厢房是学生教室,东厢房作老师办公室。

赵氏祠堂与其他祠堂不相同的地方在于门前左右竖有四根旗杆。旗杆有八米高,每根旗杆上挂有两个方形旗斗,旗杆底座为中间凿孔的圆形青石。此旗杆并非随意可竖,表明族中出过有功名的人。该家族赵德毅先生(1821—1885),字子健,咸丰八年(1858年)戊午科解元,官至滨洲学政,主讲培凤书院,士子经其陶冶,均有成就,博兴县光绪十九年举人栾凤书为其门出。

 

竖旗杆是清朝民间风俗,谁家出了进士举人,要到家族祠堂前竖立旗杆,相当于现在的“光荣榜”

 

竖旗杆是清朝民间的风俗。当时,谁家出了进士、举人,要到家族的祠堂前竖立旗杆,旗帜上面写上中举人的姓名、中举名次等等,让乡邻远远地就能看见,相当于现在的“光荣榜”。但也有例外,如龙四村周氏家族周鹤龄先生,字寿铭,为同治三年(1863年)甲子科武举,特授兵部差官任浙江守备,因当时宗祠未建,旗杆竖在自家门口。

竖旗杆,一是考取一定功名后,社会地位提高,可以光耀门楣;二是作为后人学习榜样,激励后辈积极进取,造福桑梓。足见上一辈人用心之良苦。

 

真正的户外祠堂始于唐末、五代,大规模出现则是在宋代,明代中叶以后进入繁荣时期

 

祠堂又称家庙、祖祠、祖厝、宗祠。祠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宗庙。真正的户外祠堂始于唐末、五代时期,大规模出现则是在宋代。宋时,提倡立家庙,供奉家族中历代祖先的神主牌位,以联宗族之亲,教子孙之孝。

宋代理学家朱熹特别设计了一个方案:每个家族内均须建立一个奉祀高、曾、祖、父称为四世的祠堂,祠堂建于正寝之左,是独立于住宅的建筑物。并且,在立祠堂时,要取二十分之一的现有田地作为祭田,以给祭祀之用。

宋至明代中叶,祠堂的建造只局限于巨家大族,一般的庶民家族尚未普及。直到明嘉靖年间(约1526年),正式准许庶民建祠堂以祭祀先祖。加之当时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商品经济得到发展,为祠堂的建造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所以,明代中叶以后,祠堂的发展进入一个繁荣时期。各家族经过长期发展和繁衍,族众日益增多,家族为团结族人大兴土木,故一时建祠之风盛行。宗祠的修建由同姓族人捐款集资。原有家族的祠堂规模不断扩大,没有祠堂的家族也掀起了建造祠堂的热潮。祠堂一般都比民宅规模大质量好,是村里最堂皇的建筑。越有权势和财势的家族,他们的祠堂往往越讲究,高大的厅堂、精致的雕饰、上等的用材,成为这个家族光宗耀祖的一种象征。

祠堂多数都有堂号。堂号由族人或外姓书法高手所书,制成金字匾高挂于正厅,旁边另挂有姓氏渊源、族人荣耀、妇女贞洁等匾额,讲究的还配有楹联。如果是皇帝御封,可制“直笃牌匾”。祠堂内的匾额之规格和数量都是族人显耀的资本。宗祠就是纪念堂,供奉着历代祖先的神位,罗列着代代功德,寄托着后代子孙对先祖深沉执着的感情。厅堂之间的每一级台阶都踏出整个家族的历史情感,每一炷清香都隐隐熏出整个族群的期盼。

 

各家族都有一套管理规则,通常由族长负责祠堂常年管理

 

为了维护祠堂的神圣和庄严,保持祠堂的整洁和香火有期,各家族都有一套管理规则,通常由族长负责祠堂的常年管理。经族人共同协商,选出本宗辈分大、年龄较高、有威望的人充任族长。有的专设祠堂司事和祠丁来负责祠堂的日常管理和洒扫上香。

族人不允许有损害祠堂的行为。如有的家族规定:“宗祠内外,不准私放畜类,不准夏秋晒谷,不准乘凉寝睡,不准安囤家私柴草,违者罚钱一千文,充祠公有。”有的家族还规定,族人损坏祠堂物件必须赔偿公罚,族人盖房不得有碍祠堂风水等。

有名望、势力大、财力充足的宗族祠堂,如族中出过功名较大的人物,则会常年供奉祖宗牌位,一年之中每天香火不断,设有专人续香烧纸。而一般的祠堂,多为过年节时祭祀祖先。除夕这天把祠堂整饰一新,将先人的牌位从神橱中请出来,放在正北专门的供桌供奉好,也有的祠堂将族谱悬挂在正北供奉。供桌陈列丰富的贡品,一般有鸡、猪头、鱼三牲,还有果点等。直到过了元宵节,元月十六日再将牌位收进神橱。

祠堂除了用来供奉和祭祀祖先,也是一个宗族执行族规家法、惩罚不肖子弟、维护家族秩序的礼教中心。凡族人违反族规,则在这里接受教育和受到处理,直至驱逐出宗祠,尤其是一些有损于家族道德的行为,如行窃、赌博、吸毒等皆是祠堂严厉规定的禁条。所以,它也可以说是封建道德的法庭。祠堂一姓一祠,旧时族规甚严,别说是外姓,就是族内妇女或未成年儿童,平时也不许擅自入内,否则要受重罚。

 

民间祠堂作为独特的乡贤文化,是华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祠堂文化作为地方民俗和传统宗族文化,从远古的萌芽期到宋代,在民间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脉络,明清时期发展到了高峰,具有数千年的历史。它的发展过程反映了人们追念祖先、孝行天下的儒学传统观念,表达了“敬天法祖”和“慎终追远”的崇拜心理。

新中国建立后,“祠堂”这一产物在人们生活中已不再占据重要地位,而是成为一种文化古迹遗存下来。建国初期,宗祠作为“迷信”被废除,各村所建的祠堂多数改为学堂或其他公用场所。随着岁月的变迁,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损毁,这一古老建筑所剩无几。村里的这几所祠堂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被拆毁。

民间祠堂作为独特的乡贤文化,是华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祠堂内的姓氏文化、家族特色、名人事迹,以及众多的历史文化遗迹,如建筑构件、氏族谱牒、砖雕、石刻、碑刻、匾额、楹联、诗文、书画等,非常具有研究价值和参考意义。


责任编辑:王光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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