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改革开放四十年】周福楼：我在惠民地区体改委的那几年

改革开放之后，惠民地区设立了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办公室只有两三名同志承办改革事宜。为加强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下属的办公室升格为县处级，单设出来独立开展工作。

 

在旅社里办公，三进三出，饱尝了“旅客”的滋味

 

组建起体改委时，行署办公大楼的办公室早已被各个机构占满了，根本腾不出空间。幸亏那时的体改委是大委，主任是行署专员，早有的，新设的，先前的，后来的，手心手背都是肉，指示给体改委创造最起码的工作条件，以便让其尽快开锣唱戏。

（今天银茂大酒店的前身就是东方红旅社，来源网络）

其实，对这件事，行署办公室早已排上议程了，列出了时间表，谋划再三，硬是在办公大楼二楼挤出了两个向阳的单间，在东方红旅社北楼（今银茂大酒店）租了三间客房（租金由行署办公室列支），每间屋配备了一个文件橱，给每个同志配备了一张小写字台、一把椅子，留下了旅社原有的一对小沙发、一个小茶几。能够达到这个水平，行署办公室的同志尽了最大努力，说心里话，那是高看了。

尽管如此，我们工作起来依然不方便。当时全委十多个人，分南北两摊，体改办张茂宗主任和委办公室在行署办公大楼，笔者和曹同章副主任，以及生产科、流通科在东方红旅社，相隔两个路口，加之唯有南摊安了两部电话，有什么事，都得骑自行车口头传达。

后来我们找了条捷径，借用旅社服务台电话，南摊向北摊打，劳驾服务员放开嗓门呼叫；北摊往南摊打，我们自己去拨。往外挂电话，虽然计费，但毕竟太频繁了，服务员喊我们，颠颠儿的，一溜小跑；我们去接，颠颠儿的，一溜小跑。有时放下电话，回去还没坐稳，又来电话了，又是一溜小跑，我们和服务员都急火火的。

我们在北楼待了近一年，因房屋重新修缮和装饰，旅社又把我们捣腾到南楼，三间客房在最东头，离服务台远些，而且服务员都是陌生面孔。没办法，也只能将就，不能讲究了。谁知，在南楼待了一年出头，该楼也进行修缮，北楼已没了空房，我们只好请行署办公室出面协调，再租个地方办公。

（周福楼正在通话交流工作）

十天之后，正值酷暑，我们又迁址到与地委北门对过的地区第二招待所南楼（实际上还是旅社），与同是租房的地区人大、政协在同一座楼上办公，条件有所改善，气氛顺溜了许多。二所南楼与行署大楼斜对过，隔路相望，有什么事，抬腿就到。但此景不长，只一年多的工夫，根据统一安排，我们把办公室倒腾出来，调给了人大和政协，进行第三次“大迁徙”，搬到了地区供销社沿街楼上，说是“接待楼”，实则也是一座旅社楼，我们还扮演着“旅客”的角色。

三租办公室，在旅社里三进三出，饱尝了“旅客”的滋味。尤其在东方红旅社办公期间，同我们住在一起的，有杀猪宰羊的，有裁匠、木匠、瓦匠，有卖豆腐脑的，有挑担背篓的，有跑江湖玩杂耍的。晚上我们常去加班，想安静地坐下来商议点事情，铺开稿纸写点东西，那就难了。刚沉思下来，东邻划拳行令，吆五喝六，一帮醉汉摔盘子砸碗，稀里哗啦；西邻两口子吵架，娘们哭孩子叫……

但是，体改委的同志在这样环境里，在这种氛围里，磨砺了改革的锋刃，锤炼了拓荒的坚韧，写出了担当的答卷……

 

外出办公就靠两辆小破车，强撑着跑了五六年

 

据说，体改委刚一搭架子，就愁坏了行署办公室的同志。

愁啥？愁配车。地委单子一出，管这事的同志就挠开了头皮。在他们心目中，张茂宗主任是从渤海革命老区走出来的，早就是“正七品”，老资格了；后又加上我这个“老党员”和有“老黄牛”美称的曹同章同志，不配车是说不过去的；尤其是这个部门是搞改革的，试点、蹲点、跑省、跑基层，车就是腿，没有车怎么行呢？

他们几个主任凑在一起，掂兑了好几次，从行署办公室现有的小轿车选中了一辆，上门征求意见，说车老了点，让张茂宗主任去看看行不行。张主任很爽快，问：“车轱辘转吗？”“转、转、转！”一阵哄然大笑……

（苏联产拉达牌汽车进入中国市场，来源网络）

这是一辆前苏联产的小轿车，名叫“拉达”，橘皮色，四座，就是小了点，跟现在接送孩子上下学的电动小汽车模样相仿。

配上了小轿车，不几天就招了名司机，拉着我们几个主任，到各县体改办认了认门。从此，这辆“拉达”便成了我们会飞的“腿”，待在家里闲着的时候很少。只要一上路，一溜红影飞驰，仿佛我们的脸上也染上了红光。

出乎预料的是，还没有过百日，拉达就开始闹“病”了，时常打不着火，发动不起来，即便发动起来，到了路上跑着跑着就熄了火，还得叫人推；跑起来，如东方红拖拉机般稀里哗啦响，车未到声先到，慢慢悠悠的像牛车。

一次去邹平路上，从后面过来一辆客车，贴着我们身边跑过时，一位小伙子打开车窗，指着我们的车吆喝道：“喂——掉了一个！”那当口，司机似乎也感觉出了什么，缓缓地把车停在了路边，我们也觉得车身后边怎么向右倾斜了呢？下车一看，都惊得傻眼了，那车后边右侧的车轮掉了下来。司机把它从沟里滚上来，可摆弄了一通，怎么也安不上。幸亏，路西侧不远处有一家汽车修理铺，请来修车师傅费了好大劲，才把那个车轮安上。那师傅边安边说：“这破车早该淘汰了，多危险啊！幸亏是后轮，要是前轮会出大事的！”

这糗事，不知怎么传遍全区，甚至传到了省里。县里笑称“橘子皮”，省里戏称“东方红”。到省里开会，头天就到修车铺让人拾掇一遍，第二天才敢上路，生怕到那里给惠民地区丢脸。即使这样，省里统一组织出去参观，在头车率领下，人家早就风驰电掣般跑没影了，我们和另一个地区的一辆深蓝色车殿后，好孬还有个难兄难弟做伴。

就是这样一个“拉达”，支撑着我们奔跑在改革的征程上达两年之久。后来，四个轱辘跑烂了仨，光趴窝，实在跑不动了，我们又换了辆前苏联产的白色“伏尔加”。

看外形，比那辆“拉达”好些，大方宽绰，后排坐三个人还不挤，但就是烧油多，号称“喝油大王”，一年拨的汽车小修费，差不多都“喂”到它那张大嘴里了。到了寒冬，又没有车库，放在露天，老是打不着火，还得用摇把子摇，有时还用火烤，每次出发，司机都闹一身汗，弄个“大花脸”……

“伏尔加”这般状况，我们这个班子的成员都很爱面子，也不肯吭一声，凑合了再凑合，坚持了再坚持，一直跑了三四年，最后累倒了，进了废旧汽车回收公司……

 

花28元钱招待了一位大型企业的老总

 

当年，体改委这一帮人就像一家人过日子一样，不单单为改革而辛勤劳作，还精打细算，把钱袋子扎得很紧很严。

当时，我们做了个规定，就那么几条，其核心就是凡经费开支事项，只准用于公事，不得用于私事；开支要把好签字关，150元之内的开销，由经办人、办公室主任和委里分管财务的一位副主任在发票上共同签字报销；超过150元的，由主任办公会集体研究同意后，再予以签字报销；遇有突发情况的重大开支，可先行处理，事后48小时内向主任办公会作出报告。违反上述规定的，责任自负，支出费用从本人下月工资中开始分期扣除。

体改委是新成立机构，白手起家，单位又没有收费项目，从上头要不来钱，横竖没有开源渠道，只能干巴巴地花财政统一按人头拨的开办费和正常的办公、小车修理等费用，一张稿纸、一瓶墨水、一支笔、一条洗手巾都得精打细算。这几条冰冷的规定，成了全委每一位同志的“红线”“高压线”，大家都非常自觉、自律。

体改委刚设立那几年，由于我们刚涉足改革，都是“新兵”，再加上应急的事情不断涌来，早上班，晚下班，夜晚常加班，早则十一二点，晚则凌晨一两点，有时分工的主任还得亲自出马，和同志们披星戴月一起干，轻易不吃“加班餐”。有时，看同志们一个个累得那疲惫的样子，主任就自个儿从兜里掏出十块八块的，给同志们一个人买个面包，买瓶啤酒和炒花生米，垫一垫。没有主任参加，科长就掏个十块八块的犒劳犒劳大家。

（1999年4月，周福楼与时任山东省体改委主任刘志厚（左）在阳信县梨乡宾馆合影）

那年代，我们就怕县里、外地和省里来人，如热锅上的蚂蚁，愁得团团转，盘算着如何招待。县体改委的同志来了倒好说，都知道地区体改委穷，随便到个小餐馆吃点就行，没人计较。可是，一天下午四点多钟，一家大型企业的老总来了，就企业改制让我们支招，一直谈到太阳西沉。体改委的同志到他那去，他都是好生款待，而且当时他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声名赫赫。好歹得吃顿饭啊！就到水利餐厅“设宴”招待了一顿，猜猜花了多少钱？一共28元，喝的啥，吃的啥，可想而知。

多年之后，提起当年这些酸楚，有人说，你们是“被节俭啊”！一品咋这句话，不无道理。正是这“被节俭”，与改革之要务相契合，造就了艰苦奋斗的第一代改革人，这难道不是一种庆幸和荣光吗？

（由体改委起草的滨州地委领导讲话材料，纪象启执笔）

写到此，恰逢《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全文公布，一字一句千钧重，一节一章珍如金。

40年前改革开放的春雷，唤醒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40年后，这次机构改革，是一次大智慧、大方略、深谋远虑，用大手笔，总体设计出一个宏伟架构和蓝图。在顶层改革统率下，万众一心，共同烹饪的改革大蛋糕，正阵阵浓香扑鼻来！

 

（本文写于2018年3月，有删减。作者系原滨州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