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改革开放四十年】范道彭：在侯南村先行先试包产到组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惠民地区滨县单寺公社(今秦皇台乡)在“范单干”的带领下，开始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改革，惠民地区由此拉开了滨县农村改革的大幕。

    时间一晃40年过去了，如今滨城区秦皇台乡已是良田万顷，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5月28日上午，笔者赶赴北海花园小区，见到了当年的“范单干”——曾经的公社老书记范道彭。忆及往事，他精神焕发，侃侃而谈，通过交谈笔者了解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一同跟大家分享。

       

   （范道彭在家中接受采访）

一家人住牲口棚，冬天没有钱买烤火煤

 

    范道彭说，他是1975年5月到单寺公社任书记，到1982年10月离开单寺，前后共计7年半时间。

    当时条件极差，他们一家曾一度住在兽医站的牲口棚里。当时他是全滨县最年轻的公社书记，然而工资也是最低的，每月45.5元，一家7口人，人均6元多，还要供应一个在青岛上学的孩子，每月通过邮局寄10元过去。

    

    （范道彭在单寺公社旧居）

    

    公家钱一分也不能动，冬天到了，需要在兽医站买烤火煤，怎奈当时没有钱，吃了今天没有明天。妻子没有跟范道彭打招呼就找到会计，提前十几天支取45.5元的工资。为此，范道彭在党委会上主动作了检讨，这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党性。

 

    包产到组一拍即合，选择侯南村做试点村

 

    “侯南侯南，逢活不谈。”"村头等，地头站，队长不来没人干。”“干部回家喝茶水，社员开始纳鞋底。”这是当时社员口中常说的顺口溜。

    当时，滨县有35万农村人口，62万亩耕地，粮食靠返销，生资靠贷款，人均分配50多元，是必须要找个新出路的时候了。

    当时的单寺公社侯南村，社员出工不出力，苗越锄越少，地荒了收拾不出来，养羊养牛都没有草喂。上级下通知，要求范道彭将私自外出卖草的农民车辆扣下，没收草料，放到牲口棚。知道农民确实不容易，范道彭却私下里给老百姓部分钱，将草料买了下来。

当时，侯南村支书李文旺想出了个点子，向范道彭汇报：侯南当时连地也种不上了，种子没有，地也浇不上。能不能搞个改革试试，地还是集体的，但是12个小队按照自愿组合原则分成小组，大家多劳多得。

    范道彭当即同意，认为确实是个办法。包产到组后，大家积极性一下子调动起来了，队长再也不用敲钟了，每个小组几户人家，天一亮就悄悄地下地干活了。选择侯南村作为试点取得成功后，单寺公社开始全面推行包组到户、包产到户。

 

    为下属解决招工难题，过年时掏腰包请勤杂工吃饭

 

    1978年，滨县组织大招工。当时，范道彭手下干部大都是农民身份，他一看这是个机会，就去找劳动局干部，说：“我的部下都是农村户口，好几个孩子，能不能照顾一个孩子当工人，给不给盖章？”工作人员被他这份执着感动了：“我同情，我同意，可以盖章。”

    范道彭说：“我有时跟别人行事不一样，每到过年从来不请当官的吃饭，请的都是勤杂工、炊事员、司机等。在我自己家，弄上几个菜，摆上酒，一块过个年。毛主席曾亲自树起挑粪工时传祥这个全国劳动模范。”

    

    （原单寺公社伙房）

    

    他把单寺当作第二故乡，对单寺的干部有感情，聊天中先后两次老泪纵横。他回忆说：“单寺的干部真好，我指挥，他们没有一个不听的，特别灵。我非常感激单寺的那些老干部。”

    他举了两个例子：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一个半小时全公社50个大队，190个生产队干部全部集结完毕，搞纪念活动。要知道当时大家一律都是步行，最远的小赵村离公社足有20多里地。

    第二个例子：滨县县委书记尹致中要推广地膜覆盖，任务分配给单寺公社不少。“咱这当时是最穷的地方，人家叫咱懒汉，其实干得挺好，就是不丰收。我应下任务来，叫干部们来开会。”他说，“这个地膜覆盖是好事，只是你们还没有尝到甜头。上级已下指示，你们只要愿意让我当这个官，下午开完会从供销社给我借车也要拉出来地膜。”

    结果，一斤不少全部拉出来了。范道彭动情地说：“像单寺干部这么好的，又团结又听话，别的地方都难找。说起来，我就掉泪，我是公社负责人，眼看着他们挨饿能不难受吗？后来我在县委学习，我说我在单寺当过要饭的头。我很感激单寺的干部，常跟别人说起来，尽管他们穷，但是他们很有志气。”

    

    （作者与范道彭合影）

    

    连续两个小时的交谈期间，范道彭先后两次落泪，让我们非常感动。临走时，范道彭握着笔者的手嘱咐，请务必代他转达对当年在村里任职的老干部们的问候，祝愿他们身体健康、晚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