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改革开放四十年】范道彭：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前就开始搞“包产到组”

单寺在哪？上岁数的读者都知道，就是现在的滨城区秦皇台乡。在改革开放初期，单寺公社曾在全县甚至全地区率先试水“包产到组”，引领一时之风气。

（范道彭近照）

今年80多岁的范道彭，就是当年的改革操盘手。如今，老人家住北海花园小区，身子骨很硬朗，平时侍弄花鸟，日子过得很是闲适，而一提起当年搞改革试点的话题，总有说不完的话。

 

全县最年轻的公社书记接手全区最穷的公社

 

1975年5月，范道彭走马上任滨县单寺公社书记，此前他是尚店公社（今杨柳雪镇）副书记。这位时年40岁、全县最年轻的公社书记要接手的可谓是一副“烂摊子”。

（单寺公社即今天的秦皇台乡，境内秦皇台传说为秦始皇所筑之望仙台，来源网络）

范道彭向记者直言，单寺公社在滨县10个公社中，甚至在全区是最穷的，这跟惠民地区在全省的地位类似。公社没有进项，经费靠县里划拨，上级来人公干，公社没钱招待就往家里领，一盘花生米、一瓶酒就齐活，规格再高一点就吃顿饺子。

据范道彭介绍，单寺公社有2万人，土地面积20万亩，因为多是盐碱地，仅有六七万亩土地可耕种（一般种植玉米、麦子、高粱和棉花），而且多数地“不全苗”。更要命的是，公社十年九灾，风、雹、旱、涝灾常发，社员收入有限，一般年份人均年收入十五六元，好的年份也不过二三十元。

粮食收成最好时，全公社一年能打五六百万斤粮食，年人均二三百斤，人均一天半斤粮食，这里面还预留出来年的种子。赶上收成不好时，全公社也就能打二三百万斤粮食，可以想象此时社员日子过得有多紧巴。每年秋后，实在没办法了，好多人就盘算着外出要饭糊口。

粮食不够吃，单寺公社只得申请“统销粮”，每年需要300多万斤，多时到了500多万斤。不仅借粮，还借钱。范道彭刚到任时，单寺公社欠国家贷款250多万元，后来累积到300多万元。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之前就开始搞“包产到组”

 

初到单寺公社，范道彭组织各村社员引水、改碱，大搞水利工程。后来从省里争取来5万元资金，在梁家洼、牛王、瓦张村建设覆盖面积二三万亩的引黄淤灌工程，进一步改良土壤。

这些举措虽有效果，但不触及导致积贫积弱的根本问题，离让社员吃饱饭还远远不够。

转机出现在1978年。当时，从公社办公室里的一本《红旗杂志》上，范道彭看到了与以往不同的内容，嗅到了国家要实行改革开放的一丝气息。而且，单寺公社曾经有过一段特殊时期“包产到户”的短暂实践，老百姓对“包产到户”有一定的认识，而且打心眼里希望这么干。

据范道彭介绍，那是在三年困难时期，面对极其严峻的形势，时任单寺公社书记张友和曾经大胆地搞过“包产到户”的改革试验，只可惜后来很快土地又被收了上去。

“我心里一直装着这个事儿，但就是不敢干，也害怕被打成反革命啊！”范道彭说。不过，他对当年老书记张友和敢于改革的魄力和担当十分钦佩。

1978年上半年，距离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还有大半年时间，胆大的范道彭，在公社侯家村的侯南大队搞起了第一个“包产到组”改革实验。

“把小队分成三个小组，一个小组三四户人家，大家自由组合，”范道彭很注意分寸的拿捏，“这样既能调动积极性，又不是单干，不触犯现行国家政策。”

“1978年秋后，粮食打上来，丰收！”范道彭心里有底了，就找当时的滨县县委书记周士范汇报。此前，范道彭思想上有顾虑，毕竟政策上没有明文规定，私自搞“包产到组”有一定的政策风险。范道彭寻思了好长一段时间，决定先找县委主要负责人通通气，起码要让上级知道情况。

有一天，范道彭去找周士范汇报工作。接过范道彭顺道买来的包子，周士范思考一番，边吃边叮嘱，“（“包产到组”这事）别说我知道，出了事，我给你‘呼啦’（意为打圆场）”。

 

推行“包产到户”头年，试点村粮食产量翻了一番

 

“村头等，地头站，队长不来没人干”“干部回家喝茶水，社员开始纳鞋底”。这两句顺口溜反映了当时集体劳动积极性不高、效率低下的现实状况。

当时，社员锄地草苗不分，一锄而过，地里的苗越锄越少，结果作物产量越来越低，收入分配越来越少，干活劲头也越来越小。

1979年春天，范道彭在单寺公社侯南村和朱家村悄悄地开始了“包产到户”的试验。之所以选这两个村，主要是考虑到这俩村的村支书较年轻，思想上活泛一些。一开始，范道彭也是担心，怕上面怪罪下来，但事实上，大家都愿意分，毕竟能吃饱肚子才是最重要的。

包产到户，划小了经营单位，实行按劳分配，社员积极性大涨，大家都拼命干，很多人把家里用了多年的土炕扒了当肥料。“土炕肥力强，跟化肥差不多，施到地里如果正赶上下雨，第二天就能看出苗长了。”

事实证明，热火朝天地“单干”比磨洋工式的集体劳动，效率要高很多。试点的这两个村当年粮食产量就翻了一番，解决了吃饭问题，大丰收点燃了试点村更多人的热情，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大涨。

（单寺公社棉花种植是社员收入构成的重要部分，来源网络）

1979年秋播，没有了思想顾虑的范道彭在公社50个大队大面积推行“包产到户”。生产关系的调整，释放出的生产力超乎人们的想象。1979年推行“包产到户”第一年，单寺公社粮食实现大丰收，这是以前没法想象的。

 

“还有你这样的公社书记？领着人单干！”

 

春水解冻，一泻千里。“包产到户”是大势所趋。

然而，在单寺公社推行改革试点之初，范道彭不仅面临着来自公社内部的阻力，还有社会上守旧因循的思维惯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菏泽地区的“大包干”已经开始尝试，而经济落后的惠民地区还束缚局限在“一大二公”的思想桎梏中。

范道彭的“单干”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反响，人们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姓资还是姓社”问题上。很多人觉得，“先分地，再分牛，集体道路到了头”。部分基层干部中，尤其是搞过土改和互助合作的部分老干部更是想不通：“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有的甚至说：家庭承包是复辟资本主义，集体经济解体了，走了回头路。

“上边思想不太统一，下边心有余悸，很怕自己犯方向路线错误，不少县社领导是‘一提分和包，便想起大弯腰’，谈‘包’色变，顾虑重重。”时任滨县县委书记尹致中在回忆文章中说。

具体到单寺公社，有一些管区书记、村支书思想上也有顾虑。甚至有一位管区书记找上门来，对范道彭说：“还有你这样的公社书记？领着人单干！”

然而，在1979年，地委、行署和各级党组织传达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重要文件后，形势彻底扭转了过来。这两个文件提到了包工到组、联产计酬责任制，成为后来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掀起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高潮的先声。

到1979年底，全区大多数核算单位初步建立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初步解决了“大拨工一窝蜂，干好干坏一个样”问题，大大提高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主持发展公社旗下乡镇企业，全县首家自筹建设礼堂

 

值得一提的是，在推行“包产到户”的同时，范道彭还主持发展公社旗下的乡镇企业，窑厂、铁厂、建桥队、建筑队、马车店相继建起来。这些集体企业年总利润在10万元左右，上缴公社一两万元。别小瞧这一两万元，在当时可是一大笔钱，能办不少事。

公社有了钱，先后从买了两辆的“大头车”，分别是潍坊和天津生产，公社办公自留一辆，另一辆分给水利组。

单寺公社还自筹12万元建设了礼堂，这是滨县第一家自筹建设的礼堂。办公场所也换了，从原来单寺街西的“鬼子部”，搬到了相隔不远的新址，共三排几十间，宽敞、明亮，办公室、宿舍、伙房全都有。

（单寺公社伙房，赵长征摄影）

1980年9月，滨县全县普及“大包干”。当年9月下旬，尹致中到“地广人稀盐碱地多、最困难”的单寺公社去搞试点。

“公社书记范道彭在推行大包干中，精神焕发，施展出了他的才能，工作趟子亮，抓得紧，并有一手绝活。全社50个大队，189个核算单位，5461户，做到了村村通广播、户户有喇叭，公社党委的声音能一直传到社员耳中，信息灵，行动快。”尹致中表示。对单寺公社的上述做法，滨县县委还在全县进行了推广。

1982年10月，范道彭调任杨集公社书记，此时，单寺公社所欠陈贷已还了100万元左右。对于这位敢冒一定政治风险，带领社员打破“大锅饭”，推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公社书记，社员们纷纷挽留。

 

范道彭简历：

 

1935年12月出生于今滨城区市东街道侯家村。上过四五年学，旧式私塾和新式小学都上过。后来因为书法和珠算比较在行，1951年进入人行滨县支行工作，后来先后在里则公社、滨县农业局、县委农村工作部做秘书干事等工作，后任县革委会办公室主任、县委办公室主任，1998年退休。

 

参考资料：

 

1、《领导滨县推行“大包干”的回忆》，作者系原滨县县委书记尹致中，发表于2003年第2期《春秋》杂志。

2、《滨州包产到户 单寺竖起第一面旗帜——“范单干”带领单寺群众单干》，作者张贵英，发表于2009年9月3日《鲁中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