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改革开放四十年】范道彭: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前就开始搞“包产到组”

发布时间:2018-06-15 16:34:42   10733 作者:王光磊

单寺在哪?上岁数的读者都知道,就是现在的滨城区秦皇台乡。在改革开放初期,单寺公社曾在全县甚至全地区率先试水“包产到组”,引领一时之风气。


(范道彭近照)


今年80多岁的范道彭,就是当年的改革操盘手。如今,老人家住北海花园小区,身子骨很硬朗,平时侍弄花鸟,日子过得很是闲适,而一提起当年搞改革试点的话题,总有说不完的话。

 

全县最年轻的公社书记接手全区最穷的公社

 

1975年5月,范道彭走马上任滨县单寺公社书记,此前他是尚店公社(今杨柳雪镇)副书记。这位时年40岁、全县最年轻的公社书记要接手的可谓是一副“烂摊子”。


(单寺公社即今天的秦皇台乡,境内秦皇台传说为秦始皇所筑之望仙台,来源网络)


范道彭向记者直言,单寺公社在滨县10个公社中,甚至在全区是最穷的,这跟惠民地区在全省的地位类似。公社没有进项,经费靠县里划拨,上级来人公干,公社没钱招待就往家里领,一盘花生米、一瓶酒就齐活,规格再高一点就吃顿饺子。

据范道彭介绍,单寺公社有2万人,土地面积20万亩,因为多是盐碱地,仅有六七万亩土地可耕种(一般种植玉米、麦子、高粱和棉花),而且多数地“不全苗”。更要命的是,公社十年九灾,风、雹、旱、涝灾常发,社员收入有限,一般年份人均年收入十五六元,好的年份也不过二三十元。

粮食收成最好时,全公社一年能打五六百万斤粮食,年人均二三百斤,人均一天半斤粮食,这里面还预留出来年的种子。赶上收成不好时,全公社也就能打二三百万斤粮食,可以想象此时社员日子过得有多紧巴。每年秋后,实在没办法了,好多人就盘算着外出要饭糊口。

粮食不够吃,单寺公社只得申请“统销粮”,每年需要300多万斤,多时到了500多万斤。不仅借粮,还借钱。范道彭刚到任时,单寺公社欠国家贷款250多万元,后来累积到300多万元。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之前就开始搞“包产到组”

 

初到单寺公社,范道彭组织各村社员引水、改碱,大搞水利工程。后来从省里争取来5万元资金,在梁家洼、牛王、瓦张村建设覆盖面积二三万亩的引黄淤灌工程,进一步改良土壤。

这些举措虽有效果,但不触及导致积贫积弱的根本问题,离让社员吃饱饭还远远不够。

转机出现在1978年。当时,从公社办公室里的一本《红旗杂志》上,范道彭看到了与以往不同的内容,嗅到了国家要实行改革开放的一丝气息。而且,单寺公社曾经有过一段特殊时期“包产到户”的短暂实践,老百姓对“包产到户”有一定的认识,而且打心眼里希望这么干。

据范道彭介绍,那是在三年困难时期,面对极其严峻的形势,时任单寺公社书记张友和曾经大胆地搞过“包产到户”的改革试验,只可惜后来很快土地又被收了上去。

“我心里一直装着这个事儿,但就是不敢干,也害怕被打成反革命啊!”范道彭说。不过,他对当年老书记张友和敢于改革的魄力和担当十分钦佩。

1978年上半年,距离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还有大半年时间,胆大的范道彭,在公社侯家村的侯南大队搞起了第一个“包产到组”改革实验。

“把小队分成三个小组,一个小组三四户人家,大家自由组合,”范道彭很注意分寸的拿捏,“这样既能调动积极性,又不是单干,不触犯现行国家政策。”

“1978年秋后,粮食打上来,丰收!”范道彭心里有底了,就找当时的滨县县委书记周士范汇报。此前,范道彭思想上有顾虑,毕竟政策上没有明文规定,私自搞“包产到组”有一定的政策风险。范道彭寻思了好长一段时间,决定先找县委主要负责人通通气,起码要让上级知道情况。

有一天,范道彭去找周士范汇报工作。接过范道彭顺道买来的包子,周士范思考一番,边吃边叮嘱,“(“包产到组”这事)别说我知道,出了事,我给你‘呼啦’(意为打圆场)”。

 

推行“包产到户”头年,试点村粮食产量翻了一番

 

“村头等,地头站,队长不来没人干”“干部回家喝茶水,社员开始纳鞋底”。这两句顺口溜反映了当时集体劳动积极性不高、效率低下的现实状况。

当时,社员锄地草苗不分,一锄而过,地里的苗越锄越少,结果作物产量越来越低,收入分配越来越少,干活劲头也越来越小。

1979年春天,范道彭在单寺公社侯南村和朱家村悄悄地开始了“包产到户”的试验。之所以选这两个村,主要是考虑到这俩村的村支书较年轻,思想上活泛一些。一开始,范道彭也是担心,怕上面怪罪下来,但事实上,大家都愿意分,毕竟能吃饱肚子才是最重要的。

包产到户,划小了经营单位,实行按劳分配,社员积极性大涨,大家都拼命干,很多人把家里用了多年的土炕扒了当肥料。“土炕肥力强,跟化肥差不多,施到地里如果正赶上下雨,第二天就能看出苗长了。”

事实证明,热火朝天地“单干”比磨洋工式的集体劳动,效率要高很多。试点的这两个村当年粮食产量就翻了一番,解决了吃饭问题,大丰收点燃了试点村更多人的热情,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大涨。


(单寺公社棉花种植是社员收入构成的重要部分,来源网络)


1979年秋播,没有了思想顾虑的范道彭在公社50个大队大面积推行“包产到户”。生产关系的调整,释放出的生产力超乎人们的想象。1979年推行“包产到户”第一年,单寺公社粮食实现大丰收,这是以前没法想象的。

 

“还有你这样的公社书记?领着人单干!”

 

春水解冻,一泻千里。“包产到户”是大势所趋。

然而,在单寺公社推行改革试点之初,范道彭不仅面临着来自公社内部的阻力,还有社会上守旧因循的思维惯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菏泽地区的“大包干”已经开始尝试,而经济落后的惠民地区还束缚局限在“一大二公”的思想桎梏中。

范道彭的“单干”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反响,人们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姓资还是姓社”问题上。很多人觉得,“先分地,再分牛,集体道路到了头”。部分基层干部中,尤其是搞过土改和互助合作的部分老干部更是想不通:“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有的甚至说:家庭承包是复辟资本主义,集体经济解体了,走了回头路。

“上边思想不太统一,下边心有余悸,很怕自己犯方向路线错误,不少县社领导是‘一提分和包,便想起大弯腰’,谈‘包’色变,顾虑重重。”时任滨县县委书记尹致中在回忆文章中说。

具体到单寺公社,有一些管区书记、村支书思想上也有顾虑。甚至有一位管区书记找上门来,对范道彭说:“还有你这样的公社书记?领着人单干!”

然而,在1979年,地委、行署和各级党组织传达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重要文件后,形势彻底扭转了过来。这两个文件提到了包工到组、联产计酬责任制,成为后来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掀起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高潮的先声。

1979年底,全区大多数核算单位初步建立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初步解决了“大拨工一窝蜂,干好干坏一个样”问题,大大提高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主持发展公社旗下乡镇企业,全县首家自筹建设礼堂

 

值得一提的是,在推行“包产到户”的同时,范道彭还主持发展公社旗下的乡镇企业,窑厂、铁厂、建桥队、建筑队、马车店相继建起来。这些集体企业年总利润在10万元左右,上缴公社一两万元。别小瞧这一两万元,在当时可是一大笔钱,能办不少事。

公社有了钱,先后从买了两辆的“大头车”,分别是潍坊和天津生产,公社办公自留一辆,另一辆分给水利组。

单寺公社还自筹12万元建设了礼堂,这是滨县第一家自筹建设的礼堂。办公场所也换了,从原来单寺街西的“鬼子部”,搬到了相隔不远的新址,共三排几十间,宽敞、明亮,办公室、宿舍、伙房全都有。


(单寺公社伙房,赵长征摄影)


1980年9月,滨县全县普及“大包干”。当年9月下旬,尹致中到“地广人稀盐碱地多、最困难”的单寺公社去搞试点。

“公社书记范道彭在推行大包干中,精神焕发,施展出了他的才能,工作趟子亮,抓得紧,并有一手绝活。全社50个大队,189个核算单位,5461户,做到了村村通广播、户户有喇叭,公社党委的声音能一直传到社员耳中,信息灵,行动快。”尹致中表示。对单寺公社的上述做法,滨县县委还在全县进行了推广。

1982年10月,范道彭调任杨集公社书记,此时,单寺公社所欠陈贷已还了100万元左右。对于这位敢冒一定政治风险,带领社员打破“大锅饭”,推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公社书记,社员们纷纷挽留。

 

范道彭简历:

 

1935年12月出生于今滨城区市东街道侯家村。上过四五年学,旧式私塾和新式小学都上过。后来因为书法和珠算比较在行,1951年进入人行滨县支行工作,后来先后在里则公社、滨县农业局、县委农村工作部做秘书干事等工作,后任县革委会办公室主任、县委办公室主任,1998年退休。

 

参考资料:

 

1、《领导滨县推行“大包干”的回忆》,作者系原滨县县委书记尹致中,发表于2003年第2期《春秋》杂志。

2、《滨州包产到户 单寺竖起第一面旗帜——“范单干”带领单寺群众单干》,作者张贵英,发表于2009年9月3日《鲁中晨报》。


责任编辑:王光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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