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改革开放四十年】周福楼：万字长文追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阳信改革

春天是一个万象更新、生机蓬勃的季节。25年前的那个春天，传来了一则爆炸性新闻——阳信县被列入全国首轮综合改革试点县。滨州地区也有了一个“特区”——阳信综合改革试验区！从那一刻起，我们滨州地区体改委全力以赴介入，接触了许多改革过程中令人难忘的人和事。

 

阳信曾是“吃粮靠统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三靠县”

 

阳信跻入全国首轮综合改革试点县的消息，是1994年3月8日《中国改革报》以《首批综合改革试点县（市）确定  国家体改委已拟定<全国县级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为题，向外正式公布的。此前的3月7日晚间，这一消息已由体改委系统传来。

紧接着，省体改委通知，3月8日上午，将由副主任滕兴祥率队从省城赶赴阳信……翌日上午，地区体改委的同志早早赶到了阳信梨乡宾馆，与阳信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其他县委常委一起迎候滕兴祥一行……在那次汇报会上，我们详细得知了阳信获此授权的前前后后。

　　烽火岁月里，阳信这方土地及其儿女，可圈可点，功名赫赫。滨州抗战第一枪在这里打响，毛岸英在这里留下了救国救民的身影，渤海区四地委南下的1200名好儿郎从这里启程……中华民族解放伟业中有他们的突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这里不靠山、不靠水，远离大城市，盐碱地多，土地瘠薄，地域闭塞，无交通之便，无水运之利，无渔盐之惠，无油区之实，加之历史罕见的旱灾、涝灾、虫灾、风灾、雹灾等自然灾害频频侵袭，以及“文革”的折腾，多年间阳信成为“吃粮靠统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县”。1974年，全县农民人均收入只有19.38元，列全国倒数第一，是全国闻名的贫困县之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里的经济社会和各项事业均有了较大发展。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一直没有甩掉贫困落后的帽子。县财政收入寅吃卯粮，入不敷出，是全省人均吃补贴最多的县。

相传，外地一个弹棉花和一个卖豆腐脑的，曾到阳信做生意，阳信人弹不起棉花，喝不起豆腐脑，不到一年就卷铺盖走人了，走后编了句顺口溜，戏说“阳信财政真是富，腰包不及俺一个挑担的个体户。”

听起来，这似乎是笑话。其实，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阳信县财政当时的窘状。到1987年，全县财政滚存赤字仍达近百万元。说起来可怜，不要说机关干部、企业职工和平民百姓了，县委书记、县长住的都是平房；机关干部的出差费都报不了，药费条子个人装着；办公用的墨水都是放上包颜料，倒上水，用木棒搅匀凑合着用……

县里穷，当地群众岂能不穷？这一年，全县农民人均收入只有279元，是全省农民人均收入的一半左右,是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六成左右，阳信仍是全省农民人均收入最低的县，在全国处倒数的位次。

“坡荒穷一片，财政贫穷一串”。由于财力拮据，腰包干瘪，文教、科技、体育、卫生医疗、广播电视、基础设施等事业要发展，难上加难，深陷恶性循环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穷则思改，7年间靠脚板跑来3个“改革试点县”

 

阳信如何打翻身仗？靠什么来发展？靠什么来崛起？出路在何方？

人民群众是创造人间奇迹的英雄。县委书记出去了，县长出去了，其他常委们也一个个出去了，迈开双脚，下乡村，跑企业，进校园，去医院，到创作室、排演场、训练场，找农民、技师、教师、医生、编辑、编导、运动员、机关干部，不耻下问，促膝长谈，请他们为治穷把脉，为致富献计，为发展支招。1987年2月，刚上任的县长盖国强，骑着自行车，用时一个多月，跑遍了全县13个乡镇。全县各行各业各界，都有县委常委们俯身问计的场面……

按照分工，常委们寻访的地方和行业虽然不同，但寻求来的答案竟然惊人相似，全县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想到了一起，那就是：改革。

他们明白，阳信要发展、要腾飞，靠跑项目、要投资，已时过境迁，为时已晚；靠哭穷要救济，要个仨瓜俩枣，杯水车薪，只管眼前，管不了长远，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不结合阳信实际，一味照抄照搬外地做法，只能是隔靴挠痒，削足适履……阳信要脱贫致富，就要向改革要动力、要活力、要生产力，向改革要不花钱的“大投入”。

此时，县委常委们感到深深内疚和隐隐作痛的是：前几年，阳信也搞了改革，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企业搞了放权让利，改革的内容和步子与整个宏观面上的改革是一致的。那问题就来了：阳信县的实际情况是，观念陈旧，思维保守，经济社会文化等事业全面落后，和人家同一个单子吃药，只是单兵突进，孤军深入，怎么能根治自己“全面落后”的痼疾呢？输，就输在了全面落后的县情上，输在了改革出发时的起跑线上……

由此，他们敲定，搞改革，就要进行综合改革，这是先先手、上上策！

一旦认准，一旦敲定，立说立行，雷厉风行，这是阳信改革者们的风格。于是，县委常委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迈开脚板又跑出去了，去要“综合改革”这一含金量很高的政策支持去了——

1988年，他们要来了“山东省综合改革试点县”；

1993年，他们要来了“山东省欠发达地区改革开放试点县”；

1994年，他们要来了“全国县级综合改革试点县”。

7年间，他们马不停蹄，要来了三个“改革试点县”。尤其是这“全国首轮综合改革试点县”，全国只选了9个县（市），其中欠发达县只有两个。阳信能跻身其中，是何等的不容易啊！

 

将企业改革作为首选，引入竞争机制，实行招标承租

 

思路决定出路。改革的坐标定在“综合改革”上以后，常委们一边

向上跑；一边早行动，破常规，一改单打一的做法，放开胆量，敢为人先，点上求深度，面上讲广度，由点到面，渐次展开。

1988年刚开春，他们就把企业改革作为首选，引入竞争机制，实行招标承租，第一炮在县百货公司打响。一个偌大的县百货公司，年平均利税却只有七八万元。召开招标大会那天，我们地区体改委的同志一大早就赶到了现场。

答辩开场，15岁就在基层供销社当营业员，一步步走过来，本该坐在评委席上的县经委副主任毛玉文，却以英雄此时敢争先的气概，与县商业局的一位股长、县工业品公司的经理一并站在了投标者的位置上，他以五年翻一番的利润指标和切实可行的承包策略一举中标。

出人预料的是，他承租后的第一季度，县百货公司就实现利润93700元，比承包前全年利润还多36700元，当然这是后话。毛玉文的这一创举，引爆了全县40万人蕴藏的巨大潜能。

乘胜出击，阳信县把竞争招标承包或承租引入所有企业。当年3月，县物价局副局长孙同义，辞职承包了县生产资料公司；5月，乡镇企业局副局长杨广营辞职，回村任刘庙村党支部书记，创办了阳信广荣清真畜牧有限公司……短短4个月，全县81户工商企业、186户乡镇企业，相继进行了招标承包或承租，183个基层供销社门店全部实行了“整体出售”或“租壳卖瓤”。许多1950年代的老大学生、老农艺师、老股长在改革大潮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找到了施展才华的用武之地，实现了人生价值。

 

教育领路推行原创性“双向选聘制”，兴起一股抢教师、抢学校之风

 

春风习习，好戏连台。以招标投标为内容的企业改革正在进行中，阳信教育改革同时启幕。教育系统引入竞争机制的改革，是从“双向选聘”切入，是一种原创性质的改革。当县体改委的同志向我们详细介绍这一设想方案后，我们回应：“好得很！搞！”

改革开放以来，阳信在财政极其困难情况下，依靠社会力量，多方筹资，对全县农村小学进行校舍改造，达到了“六配套”标准，改变了“黑屋子、土台子”的落后状况。

硬件上去了，环境改变了，但教育的内在质量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教师每月只拿四五张“大团结”，教好教坏一个样，不愿把心思全部用在教学上。农民抱怨，每年交提留，拿钱办学，结果孩子们一个个留级“蹲苗”，这钱拿得冤枉，屡屡出现村干部要求换教师、教师要求换学校的现象。

为了破解这一“怪圈”，调动农民办学、教师教学的积极性，阳信县委决定把竞争机制引进教育领域，由办学单位选聘教师，由教师选择学校，改小学教师委派制为聘请制，先在小桑乡进行试点，按“公平、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由高(年级）到低（年级）的顺序，在定员定编的基础上，办学单位在本乡现有公、民办教师中自主选择教师，签订目标工作责任合同，由村委会颁发聘书。历时3个月，全乡133名教师，有129名受聘，4名落聘。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教学秩序井然，没误一节课。

小桑乡“双向选聘制”试点成功后，迅速在全县铺展开来，教师由“派我去”变为“我愿去”，自己选择满意的学校；办学单位由“派进来”变为“请进来”，择聘村民满意的教师。

这一风声传出，梨乡沸腾了，村民们向村干部建言，村干部再三掂量让人满意的教师；教师们和家人商量，挑选重教村的学校……选聘一开场，动了“抢”，活像抢“新郎”抢“新娘”，“抢”重教村的学校，“抢”称职的教师，“晾”起不称职的教师（全县落聘率为3.6%）。

有一处两村联办小学，过去一直相互推诿，谁都不肯问一句、扶一把，哪个教师都不愿到这个“两不管”学校任教。这次，两村干部的手握在一起，协商划出10亩地，以年600元的承包费作为教学经费，以解除教师的后顾之忧。

阳信镇有一个经济条件相当不错的村，对办学却一直不屑一顾。这次，费了好大周折，聘请了6名教师，特意配了电视机、沙发，买了新教具，把教室装饰一新。许多村还给教师配置了电风扇、电视机，派庄稼把式包种教师家里的责任田，把电影送到教师家门口。

一次，我们去阳信了解教育改革试点情况，县体改委的同志还讲了这样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小桑乡有个叫张廷顺的教师，被官庄小学“抢”了去，全村喜气洋洋，干部群众高兴得直跳高，村民们携筐挎篮的，背布袋的，挤破门，送油、送面、送鸡蛋……

这些东西老人、孩子舍不得吃，给他送了去，他怎么忍心收呢？可他怎么推都推不开，他和乡亲一起抹眼泪！不仅如此，村里还给他买来优质煤，配了一名民间大厨，专门给他做饭，调剂生活。他离家三里路，受聘两个月，只回家看了一眼，把家务全部交给了妻子。他教的五年级升初中班的成绩居全乡第一。

他说，村里庄乡对我情同手足，我没有理由不好好干，干砸了，村里还会聘我吗？那等于毁了我自己的名声，砸了我自己的饭碗……这发自肺腑、掷地有声的话语，难道不是对“双向选聘制”教育改革的由衷赞美吗？！

 

机构改革打了“转改并放控”、“双向选聘”等三大攻坚战

 

县域改革，是真改还是假改，是玩实的还是玩虚的，是光动下不动上，只改人家不改自己，改得咋样，群众雪亮的眼睛看着哩，用心里的那杆秤称着哩！阳信县委、县政府用率先垂范，勇于拿机构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作样本，作出了响亮回答。

当时，作为我们专司改革的部门深知，在各项改革中，恐怕机构改革是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

阳信县委正在酝酿筹划这项改革时，我们去了趟，县委书记黄学军、县长盖国强满怀信心地说，机构改革即使是有天大的难处也得搞，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有能力、有办法应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应对改革后可能出现的反弹、“回锅”、“吃夹生饭”等顽疾。我们如果不趁这次改革的东风，下决心解决财政年年用赤字办不好事业光养人的问题，我们将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重托和希望。被逼到这份儿上了，唯有华山一条路，即使身上扒几层皮，掉几斤肉，我们也向上拱、向前进!

正是出于这一责任感，党政机构改革的发令枪，同其他领域里的改革同时打响。自1988年初夏起步，机构改革成为全县改革“大方阵”中的“领头雁”，依照“小政府、大社会”“小机构、大服务”的思路，机构改革前前后后打了三大攻坚战。

——揭幕战：“转改并放控”。

按照这“五字诀”，为便于实施，他们首先厘清了政府部门职能，把县直机关划为三大类型：承担社会管理职能的人事、劳动、财政、民政等部门，为管理型；承担服务职能的农、林、水、科技、卫生等部门，为服务型；具有经营职能的商业、供销、粮食、物资、外贸等部门，为经营型。

对三种不同类型的部门分别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对管理型部门控制编制，精简人员，提高素质；对服务型部门改建为实体，服务创收，逐年减少“人头费”，增加“事业费”，逐步实现自给自足，自我发展；对经营型部门退出政府序列，与财政脱钩，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三大类型部门改革实施后，县直机关由55个减为34个，156个科股中层减为110个，群众团体不再列入行政管理机构，同时精简了18个非常设机构，“小政府”的崭新格局呈现在人们面前。

在此基础上，他们开始实施“转改并放控”方案。“转”，即转变职能，对现行政府部门职能分解转移，强化决策、调控、监督功能，职能部门由单纯的管理型变为服务型，不再直接干预微观基础层面的经营管理活动。“改”，即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融为一体，对经营职能的部门和事业单位，实行“政改企”或“事改企”。“并”，即对职能相近、交叉重叠的机构，进行撤并整合，撤销了工业局、二轻局和流通企业的主管部门，扩大了县经委职能，21个局级单位合并到相近部门；新建了农林牧渔业局，全县农口事业由农委综合协调。“放”，即向乡镇放权，将15个县直部门派驻乡镇机构的人、财、物全部下放给乡镇管理；向企业放权，企业副职的任免、内部机构设置、用工等，由企业自主决定。“控”，即控制机构编制，机构设置不机械地搞上下对口，坚持“一支笔”审批制度，严把进口，疏通出口；编制管理与工资基金管理相结合，实现了精简高效。

——第二战：实行“双向选聘”，搬掉“铁交椅”。

阳信的决策者很明智，机构改革一响板，就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同唱一台戏，不搞“弹单弦”，不跳“光杆舞”，用竞争机制领衔、包弦、激活。这台戏，唱得雄浑豪放，壮阔梨乡。

这台戏的第一折，就是县直机关人事制度改革中的“聘任聘用制”登场。县委、县政府决定，公开招聘一名分管财贸的经委副主任。1984年淄博商校毕业生，已在经委工作三四年的殷吉礼（25岁），凭年轻人的一股锐气走上了答辩台，对评委们一连串的发问，他对答如流，沉稳老练、反应敏捷而又应对得体，折服了台下观众，折服了台上评委，成为阳信县第一个通过招聘走上局级领导岗位的干部。

之后，全县有40余名一般干部、职工以及临时工，相继登上“擂台”，成为局级或企业的各级领导干部。1992年春天，县委书记盖国强对前去采访的《齐鲁晚报》记者说，在竞争机制掀起的改革浪潮里，阳信县党政机关已有3位局长被降职，16名副局级干部落聘，同时有3名普通工人走上副局级岗位。县直党政、人大、政协等机构的行政人员由791人下降到482人；吃财政饭的人员由2663人下降到711人。无论上的还是下的，都撸起袖子，豁出去干。记者边听边记，感慨道，“啊，这就是阳信！”

县直行政机关的“聘任聘用制”改革正在深入进行时，科技事业单位的“双向选聘”也高潮选起。那年正值细雨霏霏、芳草青青时节，县委、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激发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活力。农林局的几十名农技人员被选聘或自愿到广阔天地里大显身手。林果专家菅兴凤通过竞标，承包了河流镇三川村的几百亩梨园，淘汰低产品种，发展早酥梨等新品种。果农采用新品种、新技术后，在确保果农收益增长两倍以上的前提下，菅兴凤只要每棵树一个梨作为技术回报。一年下来，算盘一响，他的收入竟超万元。30年前的超万元，那可是令人眼红的数字啊！

——第三战：乡镇机构改革。这一战，自1988年7月在银高乡进行综合体制改革试点，到同年8月全县乡镇展开，再到最后基本告一段落，是投入兵力、精力最多，持续7年之久的一次战役，打得异常艰苦。

随着时间推移和农村改革不断深入、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乡镇一级旧的管理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条块分割、壁垒森严、政出多门、各自为战、责权利脱节、工作效率低下的情况较为突出。

针对这一难题，阳信县以引入竞争机制为动力源，从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到两办和各口负责人，一直到干部管理，均实行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择优录用的办法，层层实行聘任制。这个办法的实行，一石击起千层浪，引发乡间奇观，一些新人脱颖而出。

1988年8月，有三位耕田会扶犁、扬鞭能赶车、进了梨园巧修枝的庄稼把式、身着农家装束的农民，分别走进小桑乡、阳信镇、商店镇政府庭院，挑起了副乡镇长的担子，人们亲切地称他仨是“农民副乡镇长”。

乡镇党委、政府层面的聘任制搞完后，接下来的是两办和各口单位负责人及工作人员，依次进行招标竞争、择优选聘、优化组合。中标被聘后，按照下管一级的原则，根据任期和年度内的整体工作和目标任务，年终对其完成情况进行一次全面考核考评。对此，1988年9月5日，《农民日报》以《优秀者奖 合格者留 平庸者免 失职者罚》为题，作了长篇报道，文章引用群众的话说，“那些混日子的，可吃不到‘大锅饭’了。”

阳信县机构改革的三大攻坚战鸣金后，成效如何？变化如何？我们去调研时，听到的，看到的，什么几大转变、几大推动、几大促进等等，记了厚厚一本子。

1992年8月6日，《农民日报》记者深入阳信实地采访后，对这项改革所带来的惊人变化，作了精彩的描述。在此，笔者只摘录几句：“阳信县的机关都坐落在县城主要街道的一侧，一个机关一个院，干部们年年岁岁在高高厚厚的围墙内上班，‘风雨不动安如山’。机关改革后，各机关纷纷推倒围墙壁，改造成了店房，挂起什么公司、什么部、什么店的牌子，进城的农民也来争着租赁。机关的围墙壁推倒了，干部们纷纷走向市场……”古人云：一叶知秋，窥一斑而知全豹。我还有必要再一一絮说吗？就像梨乡的春风里，这边梨花开了，那边梨花开了，阳信大地梨园里的梨花都开了，我还有必要再一棵一棵、一朵一朵点赞描绘吗？

 

明晰产权关系、重塑市场主体，推进企业产权改革

 

阳信的改革，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就起步了，许多市场经济催向的新生事物刚刚萌发，还很弱小和稚嫩，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问题，还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在那里争论不休；许多是是非非的绳索还羁绊着人们的手脚，迈不开步子。而先知先觉的阳信，成为改革的“出头鸟”，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横在眼前的关口多、沟坎多，经常会踩到“红线”。有许多方面的改革，他们就是冒着风险试、冒着风险闯，挺着腰杆向前迈进。

此前，他们先后进行了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等项改革。由于这些改革措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大框架下形成和出台的，没有触动企业产权这个根本问题，放权没放出企业的生机，让利没有让出企业的活力，承包没有包出企业长期发展的动力，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穿新鞋走老路。

这些改革，在某个阶段虽然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它投资主体模糊不清，企业仍经营不善，债台高筑。1992年底，全县206家企业资产负债率高达96.4%，几乎成为空壳。其中62家国有企业，历年累计挂账包袱5686万元，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两倍。到了这种地步，不禁使人们发问：企业到底怎么了？企业是谁的？谁对企业负责？损伤的是谁的利益？病到这种程度谁心疼？企业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带着这一连串的问号，他们开展了一次企业改革大调研活动，一家独资企业、一家个体企业与国有企业对比形成的强烈反差，引起了决策者们的思考。有一家独资企业的老板，从台湾回来下了车，就跑进车间眼看手摸，亲吻刚下线的产品；在厂里打私人长途电话也单独付款。一家私营塑料加工企业，县领导主动为其协调贷款被婉言谢绝。而另一家国有企业，经营者变着法地贷款，贷来的款，相当一部分用于建宿舍楼、买小轿车。

为什么同是企业的管理者，对待企业的态度和行为竟如此截然相反呢？他们从中得出一个结论：根子就在于企业产权。独资和个体企业产权清晰，利益直接，盈亏责任自负；而国有企业资产的性质不明确，产权没有人格化、法律化，对企业只负盈不负亏。由此，决策者作出一个惊人的决定：改革，改到深处是产权，对企业要动产权、下猛药！

当我们地区体改委得知阳信决策者们作出这一大胆决断后，惊喜万端。企业产权改革，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是厘清产权关系，界定产权性质，再造投资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必然选择。这是一项系统工程，艰巨复杂而又敏感，他们敢触、敢摸、敢碰，这充分反映了他们一向站在改革潮头打头阵、不惧风险和困难的勇气和决心，国家把它定为全国首轮综合改革试点县，当之无愧！

我们地区体改委的同志亲临县境时，他们在流坡坞乡办企业的试点，在县属企业印刷厂的试点已开始；全县的企业产权改革动员大会已举行；由政府宏观管理部门和企业主管部门组成的126名专业队伍，已进驻企业和经济实体，清产核资、落实债权债务，用时4个多月，摸清了家底。随即，他们本着先易后难、先小后大的原则，梯次展开全县面上的企业产权改革，宜售则售、宜租则租、宜并则并、宜股则股，不搞一个模式。全县206家企业，109家出售，87家出租，76家企业售租后又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一企一策，一企一制，调整了存量资产结构，实现了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国有资产由产品形态转变为商品形态，由实物形态转变为价值形态，由封闭形态转变为开放形态，由凝固形态转变为流动形态，初步显露出县域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的诸多企业形态。

笔者记得，为推行企业股份制改造，1992年9月，由中国人民银行滨州地区分行监制，地区体改委和人民银行共同签发印制了《股权证》。当时，阳信县是领取最多的一个县。他们领回去以后，本着入股自愿的原则，作为入股投资凭证，发给了持有股份的职工。一册《股权证》在手，使原来单一身份的职工，摇身一变，既是劳动者又是投资者，既是员工又是股东，“主人翁”不再虚无，看得见、摸得着，企业的利益、企业的发展，与每个人息息相关。这一变，企业还是那个企业，人还是那个人，企业经营管理状况却大为改观。

过去，企业为要贷款，不找银行跑“官场”，贷款能还就还，不能还就拖，“死猪不怕开水烫”。改制后，这类现象荡然无存了，反倒是银行登门“劝贷”，业务员常常是一脸的无奈。企业管理者们认真对待钱的用途和效益。

原流坡坞乡党委副书记赵福华“下海”后，以291万元贷款分期偿还的方式购买了乡皮革厂、羊绒厂、窑厂。对这三家企业，他按照“先购买，后股份”方式，改建为有限责任公司。为了让企业利益和企业发展牢牢“铐”住自己，自己和企业其他负责人占大股、扛大头；在自愿的前提下，把其它股份分给了职工。头8个月，就完成了全年70%的产值总额。企业兴盛了，有个朋友想帮他买辆桑塔纳轿车，他一口回绝。为了联系业务，经常外跑出差，经股东们讨论同意，他买了辆比桑塔纳低8万元的夏利。有人提及此事，他乐呵呵地说：“这企业不是我自个儿的，是全体股东的，他们入股的钱都是血汗钱，我舍不得！”

 

“大包干”往前走，用市场作引擎拉动农村改革

 

《“大包干”往前走》，这是1995年《半月谈》杂志第十一期发表的记者采访阳信县委书记盖国强访谈录的标题。当时适逢盖国强参加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研讨会回来，记者张正宽一行正巧去阳信就农村“大包干”问题“抓活鱼”。记者一连串的提问，盖国强一连串的回答，一字一语都谈到痛处，谈到深处，谈到关节处。当笔者拿到这期《半月谈》，看到《“大包干”往前走》这个醒目的标题时，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一连串的疑问：“大包干”为什么还要往前走？“大包干”怎么往前走？“大包干”往前走要走到哪里去？

上世纪80年代初，阳信就兴起了“大包干”浪潮，短短几年，就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一举冲破了高度集中的“一大二公”体制，冲破了农产品统购体制，构筑了多层次、多成分、多渠道的流通网络；冲破了姓“公”姓“私”、姓“资”姓“社”、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思想禁锢，培育了星罗棋布的农村生产要素市场体系；冲破了农村管理体制行政化模式，冲破了旧的社会管理体制，构建了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雏形框架……

“大包干”带来的这一系列变革，是有目共睹的，是一场伟大创造，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阳信的变化、发展，得益于改革，得益于“大包干”。

然而，农村发展中、前进中，遇到了一些新问题，农民负担过重、过多、过于平均；“均田制”导致土地零碎，难以集约经营；土地浪费、动力机械闲置、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步伐缓慢，生产要素与现代化生产揉不到一块、矛盾突出。

当时，阳信有15万个劳动力、60万亩耕地、30多万套马力机械，如何使这些生产要素，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盖国强思虑再三，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阳信农村的根本出路、根本办法，还是靠深化改革、靠“大包干”往前走，在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上向前迈，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础作用（现在提“决定作用”），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实现农村要素的社会化、商品化，使农民由单纯的劳动者成为生产者、经营者、管理者和决策者，劳动力、土地、农机、科技以及国有资产都进入市场，靠市场调节经济利益，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设想变为决策，思维变为行动。阳信县委在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的基础上，立说立行，“三大方面军”开进农村、“包围”农村，助推“大包干”，服务“大包干”，编织“大包干”往前走的服务网络。

“第一方面军”，是科技系统，以县农机中心、乡镇农机站、办事处科技网长、科技示范户、重点户为骨架，在全县成立了48个社会科技组织，62个各种协会、研究会，发展了21600多个重点户和示范户，全县乡镇、20多个专业村和10个事业单位聘请了科技人员。这些科技人员，通过“双向选聘”，科技要素实现合理流动。在县城繁华路段，迅速兴起了农业技术服务一条街，成为全县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县农业局农技人员以技术承包有偿服务的形式，承包了20多万亩粮棉和一些林果畜牧基地，把科学技术送到了田间地头，送到了千家万户。1990年，阳信县被评为“全国科技推广先进县”。

“第二方面军”，是农机系统，以乡镇农机站为依托，开辟农机作业市场，在全县村庄建立了41个农机大院，拥有机车281台，配套农机具2317台；各乡镇相继建立和充实农机管理中心，60多个办事处配备了农机管理服务员；农机网推广了3000多台套各种新机具，培训了1400多名农机员，农机总动力达到15.69万瓦，阳信乡村的机耕面积突破95%，机播面积达到80%，小麦机轧、机脱总量接近100%。

“第三方面军”，是农资系统，以县生产资料公司为龙头，与基层供销社及其生资门市部联合，组织联购分销集团，形成化肥、农药、农膜等生产资料服务网络，合理组织货源，满足农民生产需要，强化生产资料供应服务功能，化肥、农药、农膜年供应量均创历史最高水平。

与此同时，阳信对农产品生产经营的管理体制大刀阔斧地进行梳理整合，亮点纷呈。以畜牧经营管理为例，以县饲料公司为依托，建立了饲养技术咨询服务站；以县乡畜牧兽医站为骨干，在重点乡、村配套了兼职兽医，健全了防疫服务体系；以县食品公司为龙头，以刘庙等集散中心为主要场所，建起了销售服务体系。1989年，全县畜牧业生产值比上年增长了41.1%。

时任省委副书记高昌礼到阳信进行综合改革试点考察时，高兴地指出：“刘庙村的冷藏厂，就是公司加农户模式。这个厂负责储存，带动千家万户搞养殖，阳信十来万人由它带动发展，这个模式可以搞的。”

他们依托供销社兴办专业合作社，这一方式在全省最早实行，是省内“依托供销社兴办专业合作社”提法的发源地。1989年7月，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这一做法得到省委、省政府的肯定，时任省委书记姜春云在工作报告中列举了这个例子。当时，我们深切地感到，阳信的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动了起来，推动“大包干”往前走。

令人振奋的是，我们地区体改委第一时间得知了一则消息，1992年4月1日，阳信县委、县政府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宣布粮票在阳信境内不再有任何价值和用途！专门供应城镇居民粮油的供应站同时撤销！城镇居民供应本上已有的粮票算作存粮，存到供应站，再由供应站转到面粉厂。

阳信成为山东省第一个宣布不用粮票的县。它象征着“大包干”往前走的阳信，温饱问题已成为过去，自产的粮食富富有余，已转化为商品粮进入市场，人们在为奔小康而劳动、而拼搏、而奋斗！

天有不测风云。阳信的“大包干”正在红红火火往前走时，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捅了“篓子”。导火索就是“两田制”和“三田制”。各方面的疑虑、忧虑、询问、质问、指责一起涌来，有的甚至用违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口吻，劝诫阳信的同志慎重行事。

阳信是国家授权的综合改革试点县，“尚方宝剑”在手，有权试、有权改，这是他们在履行职权、履行责任。对这风波，阳信县的同志既当回事，很重视，积极做工作，化解疑虑和矛盾；又没当回事，他们更坦然。实践是最好的课堂，群众是最好的老师。他们坚信，改革试卷的答案，在改革的最前沿、最底层，在改革的第一线。他们把力气花在实践上，让实践的结果去发声，让种田人当裁判……

为这一风波，笔者和几位同志特意去了趟阳信，县委书记盖国强和县体改委的同志带路，到进行“两田制”和“三田制”改革较早的水落坡看了看。

据盖国强介绍，“两田制”，即把土地分为责任田和租赁田。责任田保口粮，大多安排在一二类优质田，按人均分，大部分村维持在一亩左右，占到人均耕地的30%—40%，基本上每户一两块地，主要承担定购粮和相应的农业税、水费。租赁田租价不等，一般每亩150元—300元，高的则达400多元；租用期限，耕地一般为十年，“四荒”为30—50年。

“三田制”，即把土地分为责任田、租赁田和拍卖田。租赁田主要是除口粮田外的部分耕地，实行公开竞争，投标租赁，出价最高者中标经营。“拍卖田”，即面向社会公开拍卖，荒碱地成了抢购开发的热点，鼓励大户租赁，联合租赁或购买，朝着“家庭农场”“合作农场”方向发展。这背后是市场这只无形、神奇的手在推波助澜！

起初，“两田制”和“三田制”的萌发，是群众的创造，不是政府行为推动的，是在农户之间小范围、自发地进行的。后来，才呈现出动作大、力度强、范围广、势头猛的态势，水落坡就是“领头羊”，是悄然兴起的典型。自此以后，才逐渐有了村委会、乡政府借势适度介入，引起了县委、县政府的热切关注，允许承包方在承包期限内对土地使用权进行转让、互换、入股和继承，使土地使用权有序进入市场流转，促进土地经营相对集中，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对这一形式，群众称它为：“铁打的所有权、稳定的承包权、流动的经营权”。

这样，由政府手段平均分田，转变为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土地公有制性质没有变，承包权没有变，“大包干”的实质没有变，土地由零碎趋向相对完整，由频繁调整变动趋向相对长期稳定，把集体的优越性、农民的积极性和土地潜力最大限度发掘出来，赋予“大包干”这么丰富内容的天大好事，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一位50多岁的农民在打理梨园，看到我们到来，笑容满面：“我通过招投标，又转包了别人家的两个园子，看来今年我这日子又得添成色。有好政策就等于给老百姓兜里塞票子，比啥都强。”据他介绍，他转包过来的那两个梨园主人，一户是木匠，一户是瓦匠，男劳力凭手艺外出挣大钱去了，正巧给了他转包的机会。

我们到水落坡往日一望无际的大洼地、涝洼地、荒芜地看了看，昔日鸟不搭巢，兔不筑窝，春收风沙，夏收蛤蟆，秋收蚂蚱，冬收碱嘎巴，如今一片片起伏荡漾的麦苗正在疯长，一个个赤臂露胸的汉子，一个个罩着花头巾的农妇，正在新开垦的土地上忙碌着，一汪汪植入藕芽的水面、一池池撒入鱼苗的水塘，碧波粼粼……

我们没有去乡政府，而是就近走进一个村子，到了村委会的院内，院子里空荡荡的，屋子锁着门，没个人影。盖书记说，村干部也是承包者、劳动者，大白天的，大概他们也去种自家田了。正说着，一个灰头土脸、满身泥土的中年人走进来：“盖书记，大老远我看着是你，赶紧扔下活计往回跑，这不，还是晚来了一步。”说着，掏出钥匙打开门，把我们让进屋里。哇，那茶几上、沙发上满是灰尘，屋顶角落里挂着蜘蛛网，地不荒了，这村委会办公室倒是“荒”了。

当这位村委会主任知道我们的来意后，兴奋得眉飞色舞，扳着手指跟我们数，村里有多少种田大户，有多少梨农大户，有多少外出打工的，有多少倒腾牛的、倒腾土特产和农副产品的，还有刚冒出来的几户倒腾古家具的……总起来说，他这个村，地，没有荒地了，没有闲地了，没有零碎地了；人，没有懒人了，没有闲人了，庸人成了能人了，笨人成了巧人了。

他介绍到这里，脸色一沉，深有感触地说：“这都是‘三田制’的功劳啊！我听说，还有人对俺这‘三田制’说三道四，吹冷风，真是大白天说梦话，瞎说一气……”他说的话，我们听着都觉得那么朴实、那么让人回味。

我们今天正在大力推行的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跟当年阳信的“三田制”何其相似。

 

配套攻坚，平滑过渡，演奏全社会改革的大合唱

 

我们在抓改革开放试点工作中，与阳信县的同志频频接触，深感他们是搞改革开放的行家里手。他们对这项工程具有全局眼光，战略布局科学，突破点选得精准，配套攻坚，不搞单向突进、孤军深入。综合改革这台大戏，唱得满台风生水起，精彩迷人。

我们地区第一轮次的企业承包即将到期，第二轮次企业承包即将开启的时候，地委、行署召开了全区第二轮次承包工作动员大会。

在会上，阳信县相关负责人作的“四配套”搞好企业承包的经验，就令人耳目一新，很有借鉴意义。他们为了使企业承包顺利进行，首先从稳定承包入手，县委、县政府发布了《保护厂长（经理）依法行使职权的九条规定》，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与厂长、经理面对面沟通、交谈，多次举办慰问承包者家属的专题晚会，鼓励他们继续当好企业承包者的好后勤、贤内助，企业厂长、经理心里都热乎乎的。二是运用签约的形式，确保企业内部党政工各自的权利和责任，三方互保，三方联动。同时，针对企业规模小，职工少的实际，对大部分企业实行党政领导一人兼，避免出现“二龙治水，越治越旱”的局面。三是针对承包者按照承包基数分成收入过高的问题，把政策和主动权交给承包人，引导承包者将提成多留给企业，以利于扩大再生产。四是保护企业自主经营权。针对对企业“吃拿卡要”行为进行严厉抨击，专门召开大会，当场公布撤销违规违纪部门主要负责人职务的决定，县委、县政府明确宣布，“院内的事你（企业）管，院外的事我（政府）管”。此举，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动，侵犯企业自主权的不正之风得到有效遏制，使全县第一轮承包到期的企业，全部按时转入下一轮次的承包。

阳信的改革，善于把经济体制改革遇到的难点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改微观，宏观改革跟进；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合；改企业，上层建筑改革相呼应；破除企业的“一大三铁”（大锅饭、铁交椅、铁身份、铁工资）的同时，破除党政机关“一大三铁”也挥锤有声，双轮驱动，不搞机构数量的加加减减，把着力点放在转变职能和提高效率上，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紧密结合，配套进行。领导干部实行招聘制、选举制和任期制，并定期进行审计；对一般干部试行考评制、聘任制和试用制，并适当交流，鼓励优秀人才到经济建设第一线去。

他们坚持从实际出发，不操之过急，采取“软着陆”策略分步实施，不把机关富余人员当“包袱”甩，及时为254名干部办理了离退休手续；对落聘的原领导班子成员（包括享受副乡级待遇的党委委员），1984年机构改革以前任职或年龄在50岁以上、工龄满30年的老同志适当安排一定工作，并保持原待遇；一般干部职工落聘后，年龄在50岁以上，工龄满30年的，也适当安排了工作，享受原待遇；落聘后的其他待聘人员，待聘期间，三个月内发基本工资，三个月至半年发基本工资的70%。对落聘人员区别施策，平滑过渡，做到人性化。

一年秋天，正值阳信鸭梨收获季节，笔者陪同省体改委调研组到阳信考察县级综合改革试点情况。在梨乡宾馆，省体改委同志私下问：阳信改革的力度这么大，触及层次这么深、面这么广，怎么就这么风平浪静呢？要真的如此这般，这个县的人们承受力实在太惊人了，了不得呀！

笔者笑着说，阳信的改革不是少数人的改革，也不是一个单项改革，更不是少数几个单位的改革，他们从企业到事业，从教育到文化，从微观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城市到农村，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领域“无空白”，行业“无空档”，角落“无空点”，他们弹的是全面配套的合奏曲，演奏的是全社会改革的大合唱。

有几项改革，他们起步早，率先突破，为整个改革保驾护航，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譬如，阳信县党政机关住房制度改革，1988年5月开始酝酿筹备，1992年正式启动；公费医疗与卫生管理体制改革，1986年起步，经过7年的四次完善、四次深化，一步步日臻成熟；1995年4月，进入改革高潮期的阳信，成立了阳信县产权交易所，运用市场法则拍卖企业资产和股权，发挥中介作用。时任国家体改委农村司副司长的朱宏达专程到阳信考察。他指出，“这是全国第一个县级产权交易机构，运作得很好，是个创举”。

阳信这么多项、这么多领域、这么多行业的立体化相互大配套、全配套攻坚克难，形成了一种改革的共识，形成了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而且每一项改革都是群众所想所盼，都改到了人们的心里，社会怎么不安宁、不和谐、不平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