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改革开放四十年】周福楼:万字长文追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阳信改革

发布时间:2018-06-22 23:11:41   8300 作者:周福楼

春天是一个万象更新、生机蓬勃的季节。25年前的那个春天,传来了一则爆炸性新闻——阳信县被列入全国首轮综合改革试点县。滨州地区有了一个“特区”——阳信综合改革试验区!从那一刻起,我们滨州地区体改委全力以赴介入,接触了许多改革过程中令人难忘人和事

 

阳信曾是“吃粮靠统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三靠县”

 

阳信跻入全国首轮综合改革试点县的消息,是1994年3月8日《中国改革报》以《首批综合改革试点县(市)确定  国家体改委已拟定<全国县级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为题,向外正式公布的。此前的3月7日晚间,这一消息由体改委系统传来。

紧接着,省体改委通知,3月8日上午,将由副主任滕兴祥率队从省城赶赴阳信……翌日上午,地区体改委的同志早早赶到了阳信梨乡宾馆,与阳信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其他县委常委一起迎候滕兴祥一行……在那次汇报会上,我们详细得知了阳信获此授权的前前后后

  烽火岁月里,阳信这方土地及其儿女,可圈可点,功名赫赫。滨州抗战第一枪在这里打响,毛岸英在这里留下了救国救民的身影,渤海区四地委南下的1200名好儿郎从这里启程……中华民族解放伟业中有他们的突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这里不靠山、不靠水,远离大城市,盐碱地多,土地瘠薄,地域闭塞,无交通之便,无水运之利,无渔盐之惠,无油区之实,加之历史罕见的旱灾、涝灾、虫灾、风灾、雹灾等自然灾害频频侵袭,以及“文革”的折腾,多年间阳信成为“吃粮靠统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县”。1974年,全县农民人均收入只有19.38元,列全国倒数第一,是全国闻名的贫困县之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里的经济社会和各项事业均有了较大发展。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一直没有甩掉贫困落后的帽子。县财政收入寅吃卯粮,不敷出,是全省人均吃补贴最多的县。

相传外地一个弹棉花和一个卖豆腐脑的,曾到阳信做生意,阳信人弹不起棉花,喝不起豆腐脑,不到一年就卷铺盖走人了,走后编了句顺口溜,戏说“阳信财政真是富,腰包不及俺一个挑担的个体户。”

听起来,这似乎是笑话。其实,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阳信县财政当时的窘状。到1987年,全县财政滚存赤字仍达近百万元。说起来可怜,不要说机关干部、企业职工和平民百姓了,县委书记、县长住的都是平房;机关干部的出差费都报不了,药费条子个人装着;办公用的墨水都是放上包颜料,倒上水,用木棒搅匀凑合着用……

穷,当地群众岂能不穷?这一年,全县农民人均收入只有279元,是全省农民人均收入的一半左右,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六成左右阳信仍是全省农民人均收入最低的县,在全国处倒数的位次。

“坡荒穷一片,财政贫穷一串”。由于财力拮据,腰包干瘪,文教、科技、体育、卫生医疗、广播电视、基础设施等事业发展,难上加难,深陷恶性循环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穷则思改,7年间脚板跑来3“改革试点县”

 

阳信如何打翻身仗?靠什么来发展?靠什么来崛起?出路在何方?

人民群众是创造人间奇迹的英雄。县委书记出去了,县长出去了,其他常委们一个个出去了,迈开双脚,下乡村,跑企业,进校园,去医院,到创作室、排演场、训练场,找农民、技师、教师、医生、编辑、编导、运动员、机关干部,不耻下问,促膝长谈,请他们为治穷把脉,为致富献计,为发展支招。1987年2月,刚上任的县长盖国强,骑着自行车,用时一个多月,跑遍了全县13个乡镇。全县各行各业各界,县委常委们俯问计的场面……

按照分工,常委们寻访的地方和行业虽然不同,但寻求来的答案竟然惊人相似,全县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想到了一起,那就是:改革。

他们明白,阳信要发展、要腾飞,靠跑项目、要投资,已时过境迁,为时已晚;靠哭穷要救济,要个仨瓜俩枣,杯水车薪,只管眼前,管不了长远,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不结合阳信实际,一味照抄照搬外地做法,只能是隔靴挠痒,削足适履……阳信要脱贫致富,就要向改革要动力、要活力、要生产力,向改革要不花钱的“大投入”。

此时,县委常委们感到深深内疚和隐隐作痛的是前几年,阳信也搞了改革,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企业搞了放权让利,改革的内容和步子与整个宏观面上的改革是一致的。那问题就来了:阳信县的实际情况是,观念陈旧,思维保守,经济社会文化等事业全面落后,和人家同一个单子吃药,只是单兵突进,孤军深入,怎么能根治自己“全面落后”的痼疾呢?输,就输在了全面落后的县情上,输在了改革出发时的起跑线上……

由此,他们敲定,搞改革,就要进行综合改革,这是先先手、上上策!

一旦认准,一旦敲定,立说立行,雷厉风行,这是阳信改革者们的风格。于是,县委常委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迈开脚板又跑出去了,去要“综合改革”这一含金量很高的政策支持去了——

1988年,他们要来了“山东省综合改革试点县”

1993年,他们要来了“山东省欠发达地区改革开放试点县”

1994年,他们要来了“全国县级综合改革试点县”

7,他们马不停蹄,要来了三个“改革试点县”。尤其“全国首轮综合改革试点县”,全国只选了9个县(市),其中欠发达县只有两个。阳信能跻身其中,是何等的不容易

 

企业改革作为首选,引入竞争机制,实行招标承租

 

思路决定出路。改革的坐标定在“综合改革”上以后,常委们一边

向上跑;一边早行动,破常规,一改单打一的做法,放开胆量,敢为人先,点上求深度,面上讲广度,由点到面,渐次展开。

1988年刚开春,他们就把企业改革作为首选,引入竞争机制,实行招标承租,第一炮在县百货公司打响。一个偌大的县百货公司,年平均利税只有七八万元。召开招标大会那天,我们地区体改委的同志一大早就赶到了现场。

答辩开场,15岁就在基层供销社当营业员,一步步走过来,本该坐在评委席上的县经委副主任毛玉文,却以英雄此时敢争先的气概,县商业局的一位股长、县工业品公司的经理一并站在了投标者的位置上,他以五年翻一番的利润指标和切实可行的承包策略一举中标。

出人预料的是,他承租后的第一季度,县百货公司就实现利润93700元,比承包前全年利润还多36700元,当然这是后话。毛玉文的这一创举,引爆了全县40万人蕴藏的巨大潜能。

乘胜出击,阳信县把竞争招标承包或承租引入所有企业。当年3月,县物价局副局长孙同义,辞职承包了县生产资料公司;5月,乡镇企业局副局长杨广营辞职,回村任刘庙村党支部书记,创办了阳信广荣清真畜牧有限公司……短短4个月,全县81户工商企业、186户乡镇企业,相继进行了招标承包或承租,183个基层供销社门店全部实行了“整体出售”或“租壳卖瓤”。许多1950年代的老大学生、老农艺师、老股长在改革大潮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找到了施展才华的用武之地,实现了人生价值。

 

教育领路推行原创性“双向选聘制”,兴起一股抢教师、抢学校之风

 

春风习习,好戏连台。以招标投标为内容的企业改革正在进行中,阳信教育改革同时启幕教育系统引入竞争机制的改革,是从“双向选聘”切入,是一种原创性质的改革。当县体改委的同志向我们详细介绍这一设想方案后,我们回应:“好得很!搞!”

改革开放以来,阳信在财政极其困难情况下,依靠社会力量,多方筹资,对全县农村小学进行校舍改造,达到了“六配套”标准,改变了“黑屋子、土台子”的落后状况。

硬件上去了,环境改变了,但教育的内在质量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教师每月只拿四五张“大团结”,教好教坏一个样,不愿把心思全部用在教学上。农民抱怨,每年交提留,拿钱办学,结果孩子们一个个留级“蹲苗”,这钱拿得冤枉,屡屡出现村干部要求换教师、教师要求换学校的现象。

为了破解“怪圈”,调动农民办学、教师教学的积极性,阳信县委决定把竞争机制引进教育领域,由办学单位选聘教师,由教师选择学校,改小学教师委派制为聘请制,先在小桑乡进行试点,按“公平、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由高(年级)到低(年级)的顺序,在定员定编的基础上,办学单位在本乡现有公、民办教师中自主选择教师,签订目标工作责任合同,由村委会颁发聘书。历时3个月,全乡133名教师,有129名受聘,4名落聘。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教学秩序井然,没误一节课。

小桑乡“双向选聘制”试点成功后,迅速在全县铺展开来,教师由“派我去”变为“我愿去”,自己选择满意的学校;办学单位由“派进来”变为“请进来”,择聘村民满意的教师。

这一风声传出,梨乡沸腾了,村民们向村干部建言,村干部再三掂量让人满意的教师;教师和家人商量,挑选重教村的学校……选聘一开场,动了“抢”,活像抢“新郎”抢“新娘”,“抢”重教村的学校,“抢”称职的教师,“晾”不称职的教师(全县落聘率为3.6%)。

有一处两村联办小学,过去一直相互推诿,谁都不肯问一句、扶一把,哪个教师都不愿到这个“两不管”学校任教。这次,两村干部的手握在一起,协商划出10亩地,以年600元的承包费作为教学经费,以解除教师的后顾之忧。

阳信镇有一个经济条件相当不错的村,对办学却一直不屑一顾。这次,费了好大周折,聘请了6名教师,特意配了电视机、沙发,买了新教具,把教室装饰一新。许多村给教师配置了电风扇、电视机派庄稼把式包种教师家里的责任田,把电影送到教师家门口。

一次,我们去阳信了解教育改革试点情况,县体改委的同志还讲了这样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小桑乡有个叫张廷顺的教师,被官庄小学“抢”了去,全村喜气洋洋,干部群众高兴得直跳高,村民们携筐挎篮的,背布袋的挤破门,送油、送面、送鸡蛋……

这些东西老人、孩子舍不得吃,给他送了去,他怎么忍心收呢?可他怎么推都推不开,他和乡亲一起抹眼泪!不仅如此,村里还给他买来优质煤,配了一名民间大厨,专门给他做饭,调剂生活。他离家三里路,受聘两个月,只回家看了一眼,把家务全部交给了妻子。他教的五年级升初中班的成绩居全乡第一。

他说,村里庄乡对我情同手足,我没有理由不好好干,干砸了,村里还会聘我吗?那等于毁了我自己的名声,砸了我自己的饭碗……这发自肺腑、掷地有声的话语,难道不是对“双向选聘制”教育改革的由衷赞美吗?!

 

机构改革打了“转改并放控”“双向选聘”三大攻坚战

 

县域改革,是真改还是假改,是玩实的还是玩虚的,是光动下不动上,只改人家不改自己,改得咋样,群众雪亮的眼睛看着哩,用心里的那杆秤称着哩!阳信县委、县政府用率先垂范,勇于拿机构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作样本,作出了响亮回答。

当时,作为我们专司改革的部门深知,在各项改革中,恐怕机构改革是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

阳信县委正在酝酿筹划这项改革时,我们去了趟,县委书记黄学军、县长盖国强满怀信心地说,机构改革即使是有天大的难处也得搞,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有能力、有办法应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应对改革后可能出现的反弹、回锅吃夹生饭”等顽疾。我们如果不趁这次改革的东风,下决心解决财政年年用赤字办不好事业养人的问题,我们将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重托和希望。逼到这份儿上了,唯有华山一条路,即使身上扒几层皮,掉几斤肉,我们也向上拱、向前进!

正是出于这一责任感,党政机构改革的发令枪,同其他领域里的改革同时打响1988年初夏起步,机构改革成为全县改革“大方阵”中的“领头雁”,依照“小政府、大社会”“小机构、大服务”的思路,机构改革前前后后打了三大攻坚战。

——揭幕战:“转改并放控”。

按照五字诀”,为便于实施,他们首先厘清了政府部门职能,把县直机关划为三大类型:承担社会管理职能的人事、劳动、财政、民政等部门,为管理型;承担服务职能的农、、水、科技、卫生等部门,为服务型;具有经营职能的商业、供销、粮食、物资、外贸等部门,为经营型。

对三种不同类型的部门分别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对管理型部门控制编制精简人员提高素质;对服务型部门改建为实体,服务创收,逐年减少“人头费”,增加“事业费”,逐步实现自给自足,自我发展;对经营型部门退出政府序列,与财政脱钩,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三大类型部门改革实施后,县直机关由55个减为34个,156个科股中层减为110个,群众团体不再列入行政管理机构,同时精简了18个非常设机构,“小政府”的崭新格局呈现在人们面前。

在此基础上,他们开始实施“转改并放控”方案。“转”,即转变职能,对现行政府部门职能分解转移,强化决策、调控、监督功能,职能部门由单纯的管理型变为服务型,不再直接干预微观基础层面的经营管理活动。“改”,即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融为一体,经营职能的部门和事业单位,实行“政改企”或“事改企”。“并”,即对职能相近、交叉重叠的机构,进行撤并整合,撤销了工业局、二轻局和流通企业的主管部门,扩大了县经委职能,21个局级单位合并到相近部门;新建了农林牧渔业局,全县农口事业由农委综合协调。“放”,即向乡镇放权,将15个县直部门派驻乡镇机构的人、财、物全部下放给乡镇管理;向企业放权,企业副职的任免、内部机构设置、用工等,由企业自主决定。“控”,即控制机构编制,机构设置不机械地搞上下对口,坚持“一支笔”审批制度,严把进口,疏通出口;编制管理与工资基金管理相结合,实现了精简高效。

——第二战:实行“双向选聘”,搬掉“铁交椅”。

阳信的决策者很明智,机构改革一响板,就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同唱一台戏,不搞“弹单弦”,不跳“光杆舞”,用竞争机制领衔、包弦、激活。这台戏,唱得雄浑豪放,壮阔梨乡。

这台戏的第一折,就是县直机关人事制度改革中的“聘任聘用制”登场。县委、县政府决定,公开招聘一名分管财贸的经委副主任。1984年淄博商校毕业生,已在经委工作三四年的殷吉礼(25岁),凭年轻人的一股锐气走上了答辩台,对评委们一连串的发问,他对答如流,沉稳老练、反敏捷而又应对得体,折服了台下观众,折服了台上评委,成阳信县第一个通过招聘走上局级领导岗位的干部。

之后,全县有40余名一般干部、职工以及临时工,相继登上“擂台”,成为局级或企业的各级领导干部。1992年春天,县委书记盖国强对前去采访的《齐鲁晚报》记者说,在竞争机制掀起的改革浪潮里,阳信县党政机关已有3位局长被降职,16名副局级干部落聘,同时有3名普通工人走上副局级岗位。县直党政、人大、政协等机构的行政人员由791人下降到482人;吃财政饭的人员由2663人下降到711人。无论上的还是下的,都撸起袖子,豁出去干。记者边听边记,感慨道,“啊,这就是阳信!”

县直行政机关的“聘任聘用制”改革正在深入进行时,科技事业单位的“双向选聘”高潮选起。那年正值细雨霏霏、芳草青青时节,县委、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激发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活力。农林局的几十名农技人员被选聘或自愿到广阔天地里大显身手。林果专家菅兴凤通过竞标,承包了河流镇三川村的几百亩梨园,淘汰低产品种,发展早酥梨等新品种果农采用新品种、新技术后,在确保果农收益增长两倍以上的前提下,菅兴凤只要每棵树一作为技术回报。一年下来,算盘一响,他的收入竟超万元。30年前的超万元,那可是令人眼红的数字啊!

——第三战:乡镇机构改革。这一战,自1988年7月在银高乡进行综合体制改革试点,到同年8月全县乡镇展开,到最后基本告一段落,是投入兵力、精力最多,持续7年之久的一次战役,打得异常艰苦。

随着时间推移和农村改革不断深入、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乡镇一级旧的管理体制机和制度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条块分割、壁垒森严、政出多门、各自为战、责权利脱节、工作效率低下的情况较为突出。

针对这一难题,阳信县以引入竞争机制为动力源,从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到两办和各口负责人,一直到干部管理,均实行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择优录用的办法,层层实行聘任制。这个办法的实行,一石击起千层浪,引发乡间奇观,一些新人脱颖而出。

1988年8月,有三位耕田会扶犁、扬鞭能赶车、进了梨园巧修枝的庄稼把式、身着农家装束的农民,分别走进小桑乡、阳信镇、商店镇政府庭院,挑起了副乡镇长的担子,人们亲切地称他仨是“农民副乡镇长”。

乡镇党委、政府层面的聘任制搞完后,接下来的是两办和各口单位负责人及工作人员,依次进行招标竞争、择优选聘、优化组合。中标被聘后,按照下管一级的原则,根据任期和年度内的整体工作和目标任务,年终对其完成情况进行一次全面考核考评。对此,1988年9月5日,《农民日报》以《优秀者奖 合格者留 平庸者免 失职者罚》为题,作了长篇报道,文章引用群众的话说,“那些混日子的,可吃不到‘大锅饭’了。”

阳信县机构改革的三大攻坚战鸣金后,成效如何?变化如何?我们去调研时,听到的,看到的,什么几大转变、几大推动、几大促进等等,记了厚厚一本子。

1992年8月6日,《农民日报》记者深入阳信实地采访后,对这项改革所带来的惊人变化,作了精彩的描述。在此笔者只摘录几句:“阳信县的机关都坐落在县城主要街道的一侧,一个机关一个院,干部们年年岁岁在高高厚厚的围墙内上班,‘风雨不动安如山’。机关改革后,各机关纷纷推倒围墙壁,改造成了店房,挂起什么公司、什么部、什么店的牌子,进城的农民也来争着租赁。机关的围墙壁推倒了,干部们纷纷走向市场……”古人云:一叶知秋,窥一斑而知全豹。我还有必要再一一絮说吗?就像梨乡的春风里,这边梨花开了,那边梨花开了,阳信大地梨园里的梨花都开了,我还有必要再一棵一棵、一朵一朵点赞描绘吗?

 

明晰产权关系、重塑市场主体,推进企业产权改革

 

阳信的改革,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就起步了,许多市场经济向的新生事物刚刚萌发,还很弱小和稚嫩,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问题,还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在那里争论不休;许多是是非非的绳索还羁绊着人们的手脚,迈不开步子。而先知先觉的阳信,成为改革的“出头鸟”,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横在眼前的关口多、沟坎多,经常会踩到“红线”。有许多方面的改革,他们就是冒着风险试、冒着风险闯,挺着腰杆向前迈进。

此前,他们先后进行了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等项改革。由于这些改革措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大框架下形成和出台的,没有触动企业产权这个根本问题,放权没放出企业的生机,让利没有让出企业的活力,承包没有包出企业长期发展的动力,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穿新鞋走老路。

这些改革,在某个阶段虽然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它投资主体模糊不清,企业仍经营不善,债台高筑。1992年底,全县206家企业资产负债率高达96.4%,几乎成为空壳。其中62家国有企业,历年累计挂账包袱5686万元,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两倍。到了这种地步,不禁使人们发问:企业到底怎么了?企业是谁的?谁对企业负责?损伤的是谁的利益?病到这种程度谁心疼?企业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带着这一连串的问号,他们开展了一次企业改革大调研活动,一家独资企业、一家个体企业与国有企业对比形成的强烈反差,引起了决策者们的思考。有一家独资企业的老板,从台湾回来下了车,就跑进车间眼看手摸,亲吻刚下线的产品;在厂里打私人长途电话也单独付款。一家私营塑料加工企业,县领导主动为其协调贷款被婉言谢绝。而另一家国有企业,经营者变着法贷款,贷来的款,相当一部分用于建宿舍楼、买小轿车。

为什么同是企业的管理者,对待企业的态度和行为竟如此截然相反呢?他们从中得出一个结论:根子就在于企业产权。独资和个体企业产权清晰,利益直接,盈亏责任自负;而国有企业资产的性质不明确,产权没有人格化、法律化,对企业只负盈不负亏。由此,决策者作出一个惊人的决定改革,改到深处是产权,对企业要动产权、下猛药!

当我们地区体改委得知阳信决策者们作出这一大胆决断后,惊喜万端。企业产权改革,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是厘清产权关系,界定产权性质再造投资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必然选择。这是一项系统工程,艰巨复杂而又敏感,他们敢触、敢摸、敢碰,这充分反映了他们一向站在改革潮头打头阵、不惧风险和困难的勇气和决心,国家把它定为全国首轮综合改革试点县,当之无愧!

我们地区体改委的同志亲临县境时,他们在流坡坞办企业的试点,在县属企业印刷厂的试点已开始;全县的企业产权改革动员大会已举行;由政府宏观管理部门和企业主管部门组成的126名专业队伍,已进驻企业和经济实体,清产核资、落实债权债务,用时4个多月,摸清了家底。随即,他们本着先易后难、先小后大的原则,梯次展开全县面上的企业产权改革,宜售则售、宜租则租、宜并则并、宜股则股,不搞一个模式。全县206家企业,109家出售,87家出租,76家企业售租后又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一企一策,一企一制,调整了存量资产结构,实现了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国有资产由产品形态转变为商品形态,由实物形态转变为价值形态,由封闭形态转变为开放形态,由凝固形态转变为流动形态,初步显露出县域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的诸多企业形态。

笔者记得,为推行企业股份制改造,1992年9月,由中国人民银行滨州地区分行监制,地区体改委和人民银行共同签发印制了《股权证》。当时,阳信县是领取最多的一个县。他们领回去以后,本着入股自愿的原则,作为入股投资凭证,发给了持有股份的职工。一册《股权证》在手,使原来单一身份的职工,摇身一变,既是劳动者又是投资者,既是员工又是股东,“主人翁”不再虚无,看得见、摸得着,企业的利益、企业的发展,与每个人息息相关。这一变,企业还是那个企业,人还是那个人,企业经营管理状况却大为改观

过去,企业为要贷款,不找银行跑“官场”,贷款能还就还,不能还就拖,“死猪不怕开水烫”。改制后,这类现象荡然无存了,反倒是银行登门“劝贷”,业务员常常是一脸的无奈。企业管理者们认真对待钱的用途和效益。

原流坡坞乡党委副书记赵福华“下海”后,以291万元贷款分期偿还的方式购买了乡皮革厂、羊绒厂、窑厂。对这三家企业,他按照“先购买,后股份”方式,改为有限责任公司。为了让企业利益和企业发展牢牢“铐”住自己,自己和企业其他负责人占大股、扛大头;在自愿的前提下,把其它股份分给了职工。头8个月,就完成了全年70%的产值总额。企业兴盛了,有个朋友想帮他买辆桑塔纳轿车,他一口回绝。为了联系业务,经常外跑出差,经股东们讨论同意,他买了辆比桑塔纳低8万元的夏利。有人提及此事,他乐呵呵地说:“这企业不是我自个儿的,是全体股东的,他们入股的钱都是血汗钱,我舍不得!”

 

“大包干”往前走,用市场作引擎拉动农村改革

 

“大包干”往前走》,这是1995年《半月谈》杂志第十一期发表的记者采访阳信县委书记盖国强访谈录的标题。当时适逢盖国强参加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研讨会回来,记者张正宽一行正巧去阳信就农村“大包干”问题“抓活鱼”记者一连串的提问,盖国强一连串的回答,一字一语都谈到痛处,谈到深处,谈到关节处。当笔者拿到这期《半月谈》,看到《“大包干”往前走》这个醒目的标题时,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一连串的问:“大包干”为什么还要往前走?“大包干”怎么往前走?“大包干”往前走要走到哪里去?

上世纪80年代初,阳信就兴起了“大包干”浪潮,短短几年,就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一举冲破了高度集中的“一大二公”体制,冲破了农产品统购体制,构筑了多层次、多成分、多渠道的流通网络;冲破了姓“公”姓“私”、姓“资”姓“社”、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思想禁锢,培育了星罗棋布的农村生产要素市场体系;冲破了农村管理体制行政化模式,冲破了旧的社会管理体制,构建了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雏形框架……

“大包干”带来的这一系列变革,是有目共睹的,是一场伟大创造,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阳信的变化、发展,得益于改革,得益于“大包干”。

然而,农村发展中、前进中,遇到了一些新问题,农民负担过重、过多、过于平均;“均田制”导致土地零碎,难以集约经营;土地浪费、动力机械闲置、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步伐缓慢,生产要素与现代化生产揉不到一块、矛盾突出。

当时,阳信有15万个劳动力、60万亩耕地、30多万套马力机械,如何使这些生产要素,人尽其才、地尽其、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盖国强思虑再三,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阳信农村的根本出路、根本办法,还是靠深化改革、靠“大包干”往前走,在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上向前迈,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础作用(现在提“决定作用”),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实现农村要素的社会化、商品化,使农民由单纯的劳动者成为生产者、经营者、管理者和决策者,劳动力、土地、农机、科技以及国有资产都进入市场,靠市场调节经济利益,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设想变为决策,思维变为行动。阳信县委在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的基础上,立说立行,“三大方面军”开进农村、包围农村,助推“大包干”,服务“大包干”,编织“大包干”往前走的服务网络。

第一方面军,是科技系统,以县农机中心、乡镇农机站、办事处科技网长、科技示范户、重点户为骨架,在全县成立了48个社会科技组织,62个各种协会、研究会,发展了21600多个重点户和示范户,全县乡镇、20多个专业村和10个事业单位聘请了科技人员。这些科技人员,通过“双向选聘”,科技要素实现合理流动。在县城繁华路段,迅速兴起了农业技术服务一条街,成为全县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县农业局农技人员以技术承包有偿服务的形式,承包了20多万亩粮棉和一些林果畜牧基地,把科学技术送到了田间地头,送到了千家万户。1990年,阳信县被评为“全国科技推广先进县”。

第二方面军”,是农机系统,以乡镇农机站为依托,开辟农机作业市场,在全县村庄建立了41个农机大院,拥有机车281台,配套农机具2317台;各乡镇相继建立和充实农机管理中心,60多个办事处配备了农机管理服务员;农机网推广了3000多台套各种新机具,培训了1400多名农机员,农机总动力达到15.69万瓦,阳信乡村的机耕面积突破95%,机播面积达到80%,小麦机轧、机脱总量接近100%

第三方面军,是农资系统,以县生产资料公司为龙头,与基层供销社及其生资门市部联合,组织联购分销集团,形成化肥、农药、农膜等生产资料服务网络,合理组织货源,满足农民生产需要,强化生产资料供应服务功能,化肥、农药、农膜年供应量均创历史最高水平。

与此同时,阳信对农产品生产经营的管理体制大刀阔斧地进行梳理整合,亮点纷呈。以畜牧经营管理为例,以县饲料公司为依托,建立了饲养技术咨询服务站;以县乡畜牧兽医站为骨干,在重点乡、村配套了兼职兽医,健全了防疫服务体系;以县食品公司为龙头,以刘庙等集散中心为主要场所,建起了销售服务体系1989年全县畜牧业生产值比上年增长了41.1%。

时任省委副书记高昌礼到阳信进行综合改革试点考察时,高兴地指出:“刘庙村的冷藏厂,就是公司加农户模式。这个厂负责储存,带动千家万户搞养殖,阳信十来万人由它带动发展,这个模式可以搞的。”

他们依托供销社兴办专业合作社,这一方式在全省最早实行,是省内“依托供销社兴办专业合作社”提法的发源地。1989年7月,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这一做法得到省委、省政府的肯定,时任省委书记姜春云在工作报告中列举了这个例子。当时,我们深切地感到,阳信的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动了起来,推动“大包干”往前走。

令人振奋的是,我们地区体改委第一时间得知了一则消息,1992年4月1日,阳信县委、县政府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宣布粮票在阳信境内不再有任何价值和用途!专门供应城镇居民粮油的供应站同时撤销!城镇居民供应本上已有的粮票算作存粮,存到供应站,再由供应站转到面粉厂。

阳信成为山东省第一个宣布不用粮票的县。它象征着“大包干”往前走的阳信,温饱问题已成为过去,自产的粮食富富有余,已转化为商品粮进入市场,人们在为奔小康而劳动、而拼搏、而奋斗!

天有不测风云。阳信的“大包干”正在红红火火往前走时,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捅了“篓子”。导火索就是“两田制”和“三田制”。各方面的疑虑、忧虑、询问、质问、指责一起来,有的甚至用违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口吻,劝诫阳信的同志慎重行事。

阳信是国家授权的综合改革试点县,尚方宝剑在手,有权试、有权改,这是他们在履行职权、履行责任。对这风波,阳信县的同志既当回事,很重视,积极做工作,化解疑虑和矛盾;又没当回事,他们更坦然。实践是最好的课堂,群众是最好的老师。他们坚信,改革试卷的答案,在改革的最前沿、最底层,在改革的第一线。他们把力气花在实践上,让实践的结果去发声,让种田人当裁判……

为这一风波,笔者和几位同志特意去了趟阳信,县委书记盖国强和县体改委的同志带路,到进行“两田制”和“三田制”改革较早的水落坡看了看。

盖国强介绍“两田制”,即把土地分为责任田和租赁田。责任田保口粮,大多安排在一二类优质田,按人均分,大部分村维持在一亩左右,占到人均耕地的30%—40%,基本上每户一两块地,主要承担定购粮和相应的农业税、水费。租赁田租价不等,一般每亩150元—300元,高的则达400多元;租用期限,耕地一般为十年,“四荒”为30—50年。

“三田制”,即把土地分为责任田、租赁田和拍卖田。租赁田主要是除口粮田外的部分耕地,实行公开竞争,投标租赁,出价最高者中标经营。“拍卖田”,即面向社会公开拍卖,荒碱地成了抢购开发的热点,鼓励大户租赁,联合租赁或购买,朝着“家庭农场”“合作农场”方向发展。这背后是市场这只无形、神奇的手在推波助澜!

起初,“两田制”和“三田制”的萌发,是群众的创造不是政府行为推动的,是在农户之间小范围、自发地进行的。后来,才呈现出动作大、力度强、范围广、势头猛的态势,水落坡就是“领头羊”,是悄然兴起的典型。自此以后,才逐渐有了村委会、乡政府借势适度介入,引起了县委、县政府的热切关注,允许承包方在承包期限内对土地使用权进行转让、互换、入股和继承,使土地使用权有序进入市场流转,促进土地经营相对集中,实现适度规模经营。这一形式,群众称它为“铁打的所有权、稳定的承包权、流动的经营权”。

这样,由政府手段平均分田,转变为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土地公有制性质没有变,承包权没有变,“大包干”的实质没有变,土地零碎趋向相对完整,由频繁调整变动趋向相对长期稳定,把集体的优越性、农民的积极性和土地潜力最大限度发掘出来,赋予“大包干”这么丰富内容的天大好事,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一位50多岁的农民在打理梨园,看到我们来,笑容满面“我通过招投标,又转包了别人家的两个园子,看来今年我这日子又得添成色。有好政策就等于给老百姓兜里塞票子,比啥都强。”据他介绍,他转包过来的那两个梨园主人,一户是木匠,一户是瓦匠,男劳力凭手艺外出挣大钱去了,正巧给了他转包的机会。

我们到水落坡往日一望无际的大洼地、涝洼地、荒芜地看了看,昔日鸟不搭巢,兔不筑窝,春收风沙,夏收蛤蟆,秋收蚂蚱,冬收碱嘎巴,如今一片片起伏荡漾的麦苗正在疯长,一个个赤臂露胸的汉子,一个个罩着花头巾的农妇,正在新开垦的土地上忙碌着,一汪汪植入藕芽的水面、一池池撒入鱼苗的水塘,碧波粼粼……

我们没有去乡政府,而是就近走进一个村子,到了村委会的院内,院子里空荡荡的,屋子锁着门,没个人影。盖书记说,村干部也是承包者、劳动者,大白天的,大概他们也去种自家田了。正说着,一个灰头土脸、满身泥土的中年人走进来“盖书记,大老远我看是你,赶紧扔下活计往回跑,这不,还是晚来了一步。”说着,掏出钥匙打开门,把我们让进屋里哇,那茶几上、沙发上满是灰尘,屋顶角落里挂着蜘蛛网,地不荒了,这村委会办公室倒是“荒”了。

这位村委会主任知道我们的来意后,兴奋得眉飞色舞,扳着手指跟我们数,村有多少种田大户,有多少梨农大户,有多少外出打工的,有多少倒腾牛的、倒腾土特产和农副产品的,还有刚冒出来的几户倒腾古家具的……总起来说,他这个村,地,没有荒地了,没有闲地了,没有零碎地了;人,没有懒人了,没有闲人了,庸人成了能人了,笨人成了巧人了。

他介绍到这里,脸色一沉,深有感触地说:“这都是‘三田制’的功劳啊!我听说,还有人对俺这‘三田制’说三道四,吹冷风,真是大白天说梦话,瞎说一气……”他说的,我们着都觉得那么朴实、那么让人回味。

我们今天正在大力推行的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当年阳信的“三田制”何其相似。

 

配套攻坚,平滑过渡,演奏全社会改革的大合唱

 

我们在抓改革开放试点工作中,与阳信县的同志频频接触,深感他们是搞改革开放的行家里手。他们对这项工程具有全局眼光,战略布局科学,突破点选得精准,配套攻坚,不搞单向突进、孤军深入。综合改革这台大戏,唱得满台风生水起,精彩迷人。

我们地区第一轮次的企业承包即将到期,第二轮次企业承包即将开启的时候,地委、行署召开了全区第二轮次承包工作动员大会。

在会上,阳信县相关负责人作的“四配套”搞好企业承包的经验,就令人耳目一新,很有借鉴意义。他们为了使企业承包顺利进行,首先从稳定承包入手,县委、县政府发布了《保护厂长(经理)依法行使职权的九条规定》,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与厂长、经理面对面沟通、交谈,多次举办慰问承包者家属的专题晚会,鼓励他们继续当好企业承包者的好后勤、贤内助,企业厂长、经理心里都热乎乎的。二是运用签约的形式,确保企业内部党政工各自的权利和责任,三方互保,三方联动。同时,针对企业规模小,职工少的实际,对大部分企业实行党政领导一人兼,避免出现“二龙治水,越治越旱”的局面。三是针对承包者按照承包基数分成收入过高的问题,把政策和主动权交给承包人,引导承包者将提成留给企业,以利于扩大再生产。四是保护企业自主经营权。针对对企业“吃拿卡要”行为进行严厉抨击,专门召开大会,当场公布撤销违规违纪部门主要负责人职务的决定,县委、县政府明确宣布,“院内的事你(企业)管,院外的事我(政府)管”。此举,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动,侵犯企业自主权的不正之风得到有效遏制,使全县第一轮承包到期的企业,全部按时转入下一轮次的承包。

阳信的改革,善于把经济体制改革遇到的难点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改微观,宏观改革跟进;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合;改企业,上层建筑改革相呼应;破除企业的“一大三铁”(大锅饭、铁交椅、铁身份、铁工资)的同时,破除党政机关“一大三铁”也挥锤有声,双轮驱动,不搞机构数量的加加减减,把着力点放在转变职能和提高效率上,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紧密结合,配套进行。领导干部实行招聘制、选举制和任期制,并定期进行审计;对一般干部试行考评制、聘任制和试用制,并适当交流,鼓励优秀人才到经济建设第一线去。

他们坚持从实际出发,不操之过急,采取软着陆策略分步实施,不把机关富余人员当“包袱”甩,及时为254名干部办理了离退休手续;对落聘的原领导班子成员(包括享受副乡级待遇的党委委员),1984年机构改革以前任职或年龄在50岁以上、工龄满30年的老同志适当安排一定工作,并保持原待遇;一般干部职工落聘后,年龄在50岁以上,工龄满30年的,也适当安排了工作,享受原待遇;落聘后的其他待聘人员,待聘期间,三个月内发基本工资,三个月至半年发基本工资的70%。对落聘人员区别施策,平滑过渡,做到人性化。

一年秋天,正阳信鸭梨收获季节,笔者陪同省体改委调研组到阳信考察县级综合改革试点情况在梨乡宾馆,省体改委同志私下问阳信改革的力度这么大,触及层次这么深、面这么广,怎么就这么风平浪静呢?要真的如此这般,这个县的人们承受力实在惊人了,了不得呀!

笔者笑着说,阳信的改革不是少数人的改革,也不是一个单项改革,更不是少数几个单位的改革,他们从企业到事业,从教育到文化,从微观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城市到农村,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领域“无空白”,行业“无空档”,角落“无空点”,他们弹的是全面配套的合奏曲,演奏的是全社会改革的大合唱。

有几项改革,他们起步早,率先突破,为整个改革保驾护航,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譬如,阳信县党政机关住房制度改革,1988年5月开始酝酿筹备,1992年正式启动公费医疗与卫生管理体制改革,1986年起步,经过7年的四次完善、四次深化,一步步日臻成熟;1995年4月,进入改革高潮的阳信,成立了阳信县产权交易所,运用市场法则拍卖企业资产和股权,发挥中介作用。时任国家体改委农村司副司长朱宏达专程到阳信考察。他指出,“这是全国第一个县级产权交易机构,运作得很好,是个创举”。

阳信这么多项、这么多领域、这么多行业的立体化相互大配套、全配套攻坚克难,形成了一种改革的共识,形成了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而且每一项改革都是群众所想所盼,都改到了人们的心里,社会怎么不安宁、不和谐、不平稳呢?


责任编辑:王光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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