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州抗战实录(4)八路军:抗击侵略者的中流砥柱

发布时间:2016-08-05 10:06:42   1533422

“派兵去山东!”我们似乎能想象出1938年9月毛泽东大手一挥的那无比豪迈的姿态。

1938年,国民党正规军败退山东后,这一带日、伪、顽、匪各霸一方,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鉴于山东在全国抗战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派八路军正规军进军山东,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创立巩固的根据地。


一二九师津浦支队和一一五师永兴支队到来,成为冀鲁边区抗战的主心骨和核心力量……

肖华率领八路军一部挺进冀鲁边区


1938年,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挺进山东。为进一步统一和加强冀鲁边区党政军的领导,中央决定把这一地区由山东划归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一二九师领导,责成冀南区代管;派一二九师的津浦支队和一一五师的永兴支队,由冀南挺进冀鲁边区,支援地方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支队”。

随后,同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命令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政委肖华率旅部机关及部分干部(共100余人)组成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简称“挺纵”)挺进冀鲁边区。

津浦支队的前身是由一二九师抽调50多名营连级干部组成的挺进队,孙继先任队长,胥光义任政委。永兴支队是由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第二营组成。曾国华任支队长,李宽和任政委,龙书金任副支队长。

八路军正规部队的到来,极大鼓舞了边区军民的士气,成为边区开展抗战的主心骨和核心力量。

此前,在中共津南工委的领导下,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于1937年7月成立,后改称“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支队”。“挺纵”到来后,三十一支队随即改编为“八路军冀鲁边区游击支队”(后又改为平津支队)。

到1938年底,边区部队发展到15000人,辖四、五、六三个支队。津浦支队为四支队,孙继先任支队长,潘寿才任政委;永兴支队为五支队,曾国华任支队长,李宽和任政委,五支队由2个团扩充为3个团;平津支队为六支队,邢仁甫任支队长,周贯五任政委,由3个营扩充为3个团。同时,建立了津南、运河、泰山、商河支队和宁津、洛阳2个独立营等地方武装。

1939年9月,肖华领导的“挺纵”除留下一部分坚持冀鲁边区的斗争外,主力分9批转移,一部开往鲁南,一部开往鲁西(包括鲁西北),共转移兵力15000余人。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以冀鲁边区的优秀儿女组成的抗日武装第一次被大规模抽调,无疑也是冀鲁边区人民对支援其他抗日根据地抗战的巨大贡献。

“挺纵”主力转移后,边区武装仅有六支队的八团3个营,津南支队、运河支队各一个营,以及由“挺纵”直属队的1个连和陵县地方武装组成的鲁北支队,约1600人。

为适应对敌斗争形势,尽快恢复发展壮大边区武装力量,边区军政委员会把发展抗日武装,壮大部队作为重要任务,号召全区各级党委要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武装保卫苏维埃那样,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武装保卫边区。农、青、妇、文各级群众团体,都把扩军列为重要任务,整个冀鲁边区掀起了参军参战热潮。到1940年底,边区武装力量已由“挺纵”主力转移后的约1600人恢复发展到近万人。

1941年2月,边区部队根据一一五师命令,改编为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邢仁甫任旅长,周贯五任政委,下辖第十六、十七两个团,杨承德任十六团团长,陈德任政委;龙书金任十七团团长,李恒泉任政治处主任。

1943年3月,一一五师冀鲁边军区编入新的山东军区。

1944年1月,同为山东军区的清河军区与冀鲁边军区组成渤海军区,原冀鲁边军区的3个军分区,依次改称渤海军区第一至第三军分区。渤海军区成为山东军区的5个二级军区之一。

1945年8月,渤海军区主力被编为山东野战军第七师,下辖十九、二十、二十一3个团,另外还编成第六、第七、第八三个警备旅。

抗日战争中,冀鲁边区抗日军民对敌作战近千次,消灭了日伪军数万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马耀南的“第五军”和李人凤的“三大队”为班底,在许世友、杨国夫等的指挥下……

清河区“土八路”升级成为八路军正规部队


与冀鲁边区部队在创建发展壮大之初,有八路军“挺纵”等正规部队领导、改编的情况不同,清河军区部队算是“土八路”升级,在地方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逐步发展成为八路军的正规部队。

1937年12月26日,共产党领导的黑铁山起义在清河平原上打响了武装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枪。起义部队称作“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廖容标任司令员。当时,第五军的全部装备只有3支步枪和8把大刀。

1938年,红军干部杨国夫和霍士廉、鲍辉先后被派往清河平原,任务是将党领导的两支抗日队伍——马耀南指挥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和李人凤指挥的“三大队”(原“临淄青年学生抗日志愿军训团”)——整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开展平原游击战,建立清河平原抗日根据地。

1938年6月,第五军在邹平城改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同年12月又改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马耀南任司令员,霍士廉任政委,杨国夫任副司令员。第三支队下辖七、八、九、十、十一团和特务团(特务二营和特务营合编)。全支队约5000人。

马耀南牺牲后,杨国夫任第三支队司令员。所辖各团整编为两个基干营和邹长独立团。特务团等部编为基干一营,李汝琴任营长,李曼村任教导员;十团编为基干二营,许云轩任营长,孙正任教导员;七团及警卫营等部编为邹长独立团,马晓云任团长,李曦晨任政委,马函三任副团长。寿光独立团仍归三支队建制。高苑县“二梯队”为第三支队三大队

1940年11月,八路军清河军区建立,杨国夫兼司令员,景晓村兼政委,陈楚兼政治部主任。清河军区下辖清东、清西两个军分区。各军分区对外称独立团。各独立团以各县独立营(县大队)为基础组建,实行小团制,团以下不建营,直辖四到六个连。

1940年9月,为加强部队正规化建设,以利于执行新的任务,三支队奉命整编为山东纵队第三旅。11月,正式宣布建立第三旅,许世友任旅长,刘其人任政委,杨国夫任副旅长。第三旅约5000余人,下辖七、八、九团。

1942年8月,清河军区隶属由山东纵队正式改称的山东军区。至1943年3月中旬,清河军区下辖清东军分区兼独立团、清西军分区兼独立团、清中军分区兼独立团、垦区军分区兼独立团。

1944年1月,同为山东军区的清河军区与冀鲁边军区组成渤海军区,原清河军区的垦区军分区和清东、清西军分区,依次改称渤海军区第四至第六军分区。


日伪多次大规模“扫荡”“围剿”,敌我兵力对比一度达到5:1(冀鲁边区)和10:1(清河区);冀鲁边区成山东境内日伪据点、公路最多地区……

小部队作战机动灵活打击敌人显神威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作为其进攻的主要对象,制定“治安肃正计划”,实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特务一体的“总力战”。

在敌人的疯狂“扫荡”下,冀鲁边区根据地出现了严重困难局面,军事上战斗频繁,部队减员多,干部牺牲很大,仅1942年下半年,边区部队就进行反“扫荡”战斗270余次,平均两天打三仗,根据地相继被分割变为游击区。

据不完全统计,到1942年9月,冀鲁边区驻有日军3600多人,伪军1.1万余人,还有顽军近万人,总数是边区八路军部队的5倍多。到下半年,全区日伪封锁沟近1400公里,公路4000多公里,岗楼、据点达840余个,平均每2平方公里、8个村庄就有1个据点,使冀鲁边区成为山东境内日伪据点、公路最多的一个地区。抗日根据地已完全变为游击区或敌占区。

1942年10月,日军在清河区推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以后,清河区的抗战形势也进一步恶化。当时常驻清河区的日军总计兵力约2万余人;另有伪建国军、伪治安军等约5万余人。八路军清河军区所属部队军区直属团及清东独立团、清西独立团、清中独立团、垦区独立团和昌潍独立团等1万余人,同武器精良、兵力超我近10倍的日伪顽,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在山东指导检查工作时指出:根据冀鲁边区的形势,主力部队可以抽出三分之一、二,到情况较好的清河根据地整训;留下的部队可以换成便衣,化成小分队进行分散隐蔽的游击战;要大力开展政治攻势,争取瓦解敌军。

在此后的反“扫荡”斗争中,冀鲁边和清河两区抗日部队以小队为单位进行活动,并组织敌后武工队灵活机动打击敌人;进行深入的群众工作;利用各种斗争形式,破坏敌人的修路挖沟建堡;争取瓦解伪军、伪组织;加强锄奸反特,开展经济文化斗争;在根据地改造地形,开展打狗,以有利于武装抗日活动。同时,利用熟悉地理、群众拥护等条件,广泛运用地道战、地雷战、伏击战、破袭战、村落战、麻雀战、挑帘战等战法,灵活地打击敌人。

1943年1月至10月,日军驻鲁第十二军团军团长喜多,抽调驻山东各地的数万日伪军,天上飞机助战,地上汽车、坦克开路,海上汽艇配合,步兵、骑兵混合作战,对整个清河区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扫荡”,兵力一次比一次多,时间一次比一次长,手段一次比一次残酷,战术由“分进合击”发展到“铁壁合围”,又从“铁壁合围”发展到“拉网合围”,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妄图消灭清河区八路军主力部队,摧毁清河平原抗日根据地。清河区抗战进入极其艰苦、困难的时期。

针对敌战术特点,清河区八路军针锋相对,创造性地实施“翻边战术”(即敌打进我这里来,我打进敌那里去)。各分区地方部队和民兵坚持当地斗争,军区主力分散转移,保存兵力,敌进我进,捕捉战机,利用抗日沟机动歼敌,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坚决粉碎敌人的“扫荡”。

“蚕食”政策是日军“治安强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总力战”方针的具体化,通过对根据地实施以铁路为链、公路为环、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依托其占领的交通线和在根据地周围加修的据点碉堡、挖沟筑墙所构筑的封锁线,从抗日根据地边缘开始,以逐渐“蚕食”的方式向根据地腹地压缩推进。或以“扫荡”为先导,深入抗日根据地内建立据点,并由这些据点向外扩张。

面对日军的大举“蚕食”,我根据地的抗日军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蚕食”斗争,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除加强主力部队建设外,发展壮大地区性部队,建立和加强各县区游击队,使之能各自为战;有计划地组织反“蚕食”作战,攻袭敌人孤立或新建的据点碉堡,打击和拔除敌人“蚕食”的立足点,伏击、袭击出动之敌;在党的基础较强的村庄建立群众性武装组织,配合八路军开展破击战,挖抗日沟,平封锁沟,炸火车,破公路,割电线,毁桥梁,破坏敌人的“蚕食”行动;在被敌人“蚕食”的地区,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以公开“合法”的形式做掩护,领导群众进行反“蚕食”斗争;积极开展日伪军工作,实行打拉结合的政策,分化瓦解敌人。


改造平原地形,限制削弱日伪军机械化快速机动优势,增强对敌作战隐秘性和突然性……

发动民众大挖抗日沟,创造性开展平原游击战


在抗日战争中,以滨州为中心的渤海抗日根据地,是在没有天然屏障为依托的平原地区创建的人民武装斗争根据地。而在此前的历史上我们不仅找不到先例,也找不到任何确信以弱势的武装能够依托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的理论构想。从这种意义上讲,渤海抗日根据地的首创意义以及在发展过程中显示出来的出人意料的战略作用,非常值得史家深入研究,并重新给予总结评价。

关于根据地的作用,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略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

当时,在山区和江河港汊地区建立根据地,全国已有实践。但在一望无际、辽阔平坦、无险可凭的平原,尤其是土质连挖地道都不适宜的黄河冲积平原上开展游击战,建立长期的巩固的根据地,却还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经验。

在鲁北和与之相连的冀鲁边广大平原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抗争与探索,逐步掌握了平原抗战规律,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坚持开展平原游击战,建立巩固的平原根据地的道路。为深入开展这一区域的抗战,支援其他根据地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针对清河区大多地处黄河冲击平原,土质松散,地下水位高,不便挖地道的客观实际,清河区和三支队及时总结了临淄群众挖抗日沟的经验,向全区抗日军民发出了普遍改造平原地形、大挖抗日沟的战斗号令。

在大挖抗日沟,改造平原地形的行动中,清河区广大抗日群众发挥出极大的创造精神,他们挖出的抗日沟往往攻防兼备,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实战价值。当时在清河根据地开挖的抗日沟,一般是首先在各村之间挖宽一两米、深两米左右的抗日沟,把村与村、乡与乡、区与区、县与县的抗日沟挖通,叫“抗日交通沟”。同时,与日伪军为封锁我抗日根据地开挖的“封锁沟”针锋相对,在敌人据点四周及其经常出动的地方挖“抗日封锁沟”。为防止抗日沟被敌人反过来利用袭扰我军,抗日军民还在抗日沟边挖出一些单人掩体和踏脚,并在抗日沟的某个部位留个圆台子,以做屏障,两边走人。为更好地掩护自己,迷惑敌人,根据地的抗日沟多被挖成弯弯曲曲的形状,以便更好地为开挖它并熟知它的抗日军民利用。

在根据地各级党组织的动员组织下,清河区广大抗日军民不管三九严寒,还是酷暑盛夏,坚持长年奋战,到1943年2月,全区共挖抗日沟1500多华里,形成了纵横交错、能攻能守,便于部队机动和军民隐蔽转移的抗日沟网。从此,敌人行动受阻,快速失灵;而我军却能巧妙地运用抗日沟,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

在抗日战争时期,清河区改造平原地形、大挖抗日沟这一工程之大,难以用数字统计,仅广北根据地在1941年即挖抗日沟达500余公里。

抗日沟不仅是抗日战争时期清河平原抗日军民对平原地形的重大改造工程,也是限制和削弱日伪军的机械化快速机动优势,增强抗日武装的隐秘性和机动性,促使战力敌消我长的重大军事战略工程,对于这一地区的抗日军民长期坚持平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进而建立巩固的平原根据地,发挥了重大作用。


冀鲁边区连续组织四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清河区调集主力首跨黄河河道攻克义和庄进行接应……

冀鲁边区和清河区联系打通,主力部队在沾化会师


冀鲁边区是清河区的屏障,清河区是冀鲁边区的依托。由于两区都处于胶济路北、津浦路东、天津以南,渤海以西的大平原上,在战略上早已形成互为依存不可分离的关系。两区打成一片,不但可以互相支援,互相策应,使机动余地变大,还可使冀鲁边区经清河区往南穿过鲁中区,与在鲁南区的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师部经常取得联系,在战略上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为打通两区联系,冀鲁边区连续组织了四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1941年2月19日,教导六旅十六团政委陈德率所部2000余人首次南下,此为先头部队的探路行动。

1941年3月初,冀鲁边区党委和教导六旅带十六团、十七团及旅直特务营近5000人开始了向清河区的第二次进军。此次进军打响了与阻挡八路军进军的国民党顽固部队的徒骇河战斗,虽未能打通两区联系,但扩大了八路军的政治影响,考验了在主力转移后边区后续部队的战斗力。

1941年7月初,八路军一一五师为进一步加强冀鲁边区的领导,任命黄骅担任教导六旅副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当月上旬,由周贯五、杨忠、龙书金率领十七团以及旅特务营从老君堂村渡过黄河旧河道,到达清河根据地的清西军分区境内。后又东进至博兴县北部的中共清河区党委驻地,与景晓村、李人凤、刘其人会合,双方商定打通联系的具体步骤。

1941年9月18日,山东纵队电令清河区部队,再次打通与冀鲁边区的联系。总结前几次军事行动均未奏效的经验教训,作战地域改在无棣、沾化、利津以东日伪势力比较薄弱的沿海地区。随后,两军区决定进行一次联合军事行动,各派部队从敌人统治薄弱的沿海地带相向发展,在沾化县境内垦区会合。

1941年9月22日,冀鲁边军区十六团在杨承德、陈德率领下,踏上了第四次南下的征程。经小山战斗后,十六团沿侦察队制定的安全行军路线,快速向东疾进,连夜急行军90公里,于天亮前赶到了套儿河边,在烟袋沟进入垦区。与此同时,清河区调集了山纵三旅主力部队,在政委刘其人、副旅长杨国夫的率领下,首次跨过黄河河道,在义和庄击垮了长期限制阻碍八路军抗日武装发展的国民党鲁北行署何思源部军队,接应冀鲁边区部队。两区八路军在沾化县东部的老鸹嘴一带胜利会师。

自此,不仅使清河区根据地迅速扩大到黄河以北的义和庄、老鸹嘴地区,摆脱了以往战略纵深浅,受敌伪威胁严重,机动回旋空间狭窄的被动局面,而且与冀鲁边区的配合、策应更加密切。以此为基础,两区逐渐融为一体,为这一地区人民抗日武装的长足发展提供了空间,冀鲁边区和清河区于1944年1月合并。

渤海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自1944年夏起对日伪军展开了局部反攻,先后发起夏、秋、冬3次攻势作战,歼灭大量日伪军,各分区基本连成一线。进入1945年,渤海区继续发动了1945年春、夏攻势作战,各分区完全连成一片,今滨州市所属各县区相继解放。


策划:王庆国

统筹:李志武

顾问:张文 潘钧国

执笔:王光磊

资料:滨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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