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书法家”舒同在渤海革命老区二三事

发布时间:2016-08-07 22:27:07   90178

曾被毛泽东誉为“马背书法家”“党内一支笔”,后来又独创“舒体”的中国书法家协会首任主席舒同,不仅是人们敬仰的“一代宗师”、书法大家,还是党内、军内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

舒同1905年出生于江西省东江县。他自幼好书,13岁即闻名乡里,被称为“神童”。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秋参加红军,历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宣传部长,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红四师政治部主任等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长。1944年秋,奉命来到山东抗日根据地,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兼秘书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期间,1947年3月,舒同来渤海区帮助指导工作,直至1948年9月,济南解放后随军南下。下面记述的是舒同在渤海区工作时的几个片断。


书写锦旗横幅,鼓励远征将士


抗日战争胜利后,遵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渤海军区司令员杨国夫和副政委刘其人,分别率领老七师和新编独立师16000多渤海子弟兵,于1945年10月挺进东北。由于军情急促,行动不便,部队启程时所有干部家属子女都滞留在渤海区内,等待条件允许后,方才由杨国夫的警卫员王京建分批护送了去。

1947年3月的一天,渤海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景晓村对王京建说,第二批去东北的家属子女,将于3月底4月初集中,4月中旬就可启程。这次,准备组织一个10多人的慰问团,一同前往东北去慰问部队,除带一些渤海区的土特产外,还要制作些锦旗送给作战有功单位。锦旗上面的字,可以请在这里帮助指导工作的华东军区政治部舒同主任题写。他的字写得好,笔墨纸砚他那里都有,你去帮助他研墨按纸就可以。

王京建在何家坊司令部院内找到舒同主任,把景晓村政委请他为锦旗题字的事说明后,舒同很痛快地答应了。于是,王京建研好墨、备好纸,舒同挥毫泼墨,按照景晓村拟好的单位名称和落款,逐一书写起来,一连写了20多幅。事后,王京建把舒同题写的字拿到裁缝店,细心裁剪出来,制作成锦旗。无论谁见了,都交口称赞舒同的字写得好,外柔内刚,浑圆有力,别具一格。

景晓村在请舒同为锦旗题字的同时,还指示《渤海画报》主编王干用红布制作一条横幅大标语。王干虽然能写善画,甚至可以左右开弓双手并用,但书写3尺见方的“巨书”还是有点发怵。当他得知舒同主任是书法名家,并且就在身边时,立即决定请舒同来写。于是,王干与画报社的同事们一起忙碌起来,有的从老乡家里借来方桌,有的用旧报纸粘贴成3尺见方的4块大纸,有的用大麻捆绑成一支特制斗笔,几个人又轮流研磨好一盆浓墨汁。当一切都准备好以后,王干将舒同请到了现场。只见舒同挽起军衣袖,用手抓起斗笔,饱蘸墨汁,右腿在前,左腿后蹬,端起架势,憋足了气,一挥而就,很快就写出了“铁流万里”4个气势磅礴、遒劲有力的大字。它是对长途跋涉挺进东北将士们英勇顽强战斗精神的热情颂扬和鼓励,也寄托了渤海老区人民对子弟兵的深情思念和殷切期望。


抓试点开展新式整军,创经验得到毛泽东首肯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人民军队在数量上发展很快,新成份不断增加,再加上战斗频繁,进行政治教育较少,因而厌倦战争、怕苦怕累,以及贪图享乐等错误思想滋生较快,一些违犯纪律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为了提高人民军队的军政素质和战斗力,更好地担负起阶级翻身、民族解放和建立新中国的重任,根据中央的指示,从1947年冬天开始,一场新式整军运动在全军各部队中陆续开展起来。

身为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舒同,为了抓点带面指导一般,于1947年11月下旬,亲自率领一个工作团到渤海纵队的两个主力师去进行整军试点。他紧紧抓住学习教育这一中心环节,首先,通过学习土地改革文件和诉苦活动(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提高官兵的思想认识和阶级觉悟;其次,通过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找出存在的各种问题;最后,通过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改进部队的管理和训练。在学习和查整过程中,充分发挥连队士兵委员会的作用,发扬了人民军队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的优良传统,掀起了以杀敌立功为目的的群众性练兵热潮,从而达到了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三大目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次成功的新式整军试点。

1948年1月,华东局工委负责人邓子恢,将舒同在渤海纵队进行整军试点取得的经验,向所属各部队推广的同时,还向党中央写了专题报告。其中特别强调了连队士兵委员会的作用,列举了整军中出现的若干官兵关系改善的生动事例。这个报告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1月28日,他在转发这个报告时写了如下批语:“在一切官兵关系恶劣,纪律不好,战斗力薄弱之部队,应采取渤海整军经验,组织士兵委员会,放手发动士兵群众的民主运动,只有益处,没有害处。”这是对舒同整军试点经验的高度肯定。


聚少离多难相见,公而忘私非无情


舒同与夫人石澜,1942年在延安相识相爱并结婚。1943年7月,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后不到1个月,便因石澜在整风后期的“抢救运动”中接受组织隔离审查,而被迫送给了别人。1944年8月,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出生在由陕北到山东转移途中的一个小山村里,后又辗转数千里过了一关又一关,方才到达山东分局所在地——鲁南莒县。因此,舒同给儿子取名“关关”。1947年,他们来到鲁北的渤海革命老区,石澜在阳信县参加土改期间生了一个女儿。当时,舒同跟随部队在前线,石澜给女儿取名“均均”,意在纪念伟大的土改均田运动。

战争年代,舒同与妻子儿女们聚少离多很难相见。关关长到3岁半,还记不清爸爸是什么模样。在一次战斗间隙里,他终于见到了爸爸。关关拉着舒同的衣角问:“你真是我爸爸吗?你的名字叫舒同吗?”舒同搂着关关说:“我真是你爸爸,我的名字就叫舒同。”周围的人们听了,都有些哭笑不得。

1947年隆冬,在一次行军途中,舒同与妻子儿女偶然相遇。当时,一名运输员为石澜挑着两个孩子,前头的箩筐里坐着关关,后边箩筐里躺着不足两个月的女儿均均。舒同碰见后,迅速跳下马鞍。他掀开后边箩筐里的小被子,第一次看到了襁褓中的女儿,仔细端详了一阵后喜滋滋地说:“她的眼睛像我的!”但随后看到孩子因营养不足而身体瘦弱时,他的眼角湿润了,内疚地说:“我在前线缴获过不少营养品,可都转送给伤病员了。”这就是公而忘私的舒同,他对妻子儿女并非没有感情,只是一心为了革命早日胜利。

(作者:孙向忠)

责任编辑:王光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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