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改革开放四十年】李树坤：老家的水井“下岗”了

“叮铃铃……”

“家里通上自来水了，还安装了电话……”听得出，电话那边，母亲高兴得像个孩子。

那是2000年中秋节的一天，母亲的那个电话至今在我脑海里萦绕，难以忘却。村里通上自来水后，全村人都像过年一样高兴，特别是那些经历过吃水难的老人，笑得合不拢嘴。

 

发小落入水井，留下心理阴影

 

回忆是难忘的。1978年，我才8岁，我们阳信县劳店乡曹李牌村土地还没有分田到户，土地由生产队统一管理，大人们下地干活是要挣工分的。

一个秋天的早晨，人们在生产队的场院里忙着收谷子时，突然有人大喊：“快来人啊，有人掉到井里了……”

大人们赶紧放下手中的活，纷纷向北边的水井方向赶去，张罗着救人。掉到井里的是邻居家四哥的儿子建军，他比我小1岁，从小就很调皮。后来才知道，那天他从生产队的粮堆上拿了一只玉米，有大人看到了，让他拿出来，他把手背在后面，向后一步步退去，却忘记了后面有一口深井，就这样倒着掉进了井里。

下井救人的是村里一名赤脚医生，他踩着一块两端系有绳子的宽木板，上面好多大人拉着绳子，慢慢下到井底。建军被救上来的时候，双眼紧闭，面无血色。在赤脚医生的帮助下，建军醒过来了。

从那时起，我对水井有了些许恐惧。

 

学大人的样子，偷偷给家里挑水

 

1981年春天，我的父亲病逝，我才10岁，姐姐12岁，下面还有3个妹妹，最小的2周岁。父亲的去世，对我家来说就像天塌下来一样，母亲才38岁，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母亲既要下地干活，还要养家糊口，这么多孩子，别说是一个女人，就是一个男人在这种情况下也很难挑起这个重担。

村里经常有好心人帮我家干些农活或借一些家具给我家使用。有人劝我母亲把孩子送出去几个，减轻一些负担，还有的人劝说改嫁，母亲都没有答应。母亲遵照父亲的遗言，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养大了。

父亲去世那年，我姐姐辍学了，从此再没有进过校园，后来大妹妹也辍学了，那年我去邻村上小学四年级。有一次放学后，看到姐姐竟然挑了水回来，走一小段路就歇息一会儿。我赶紧跑过去帮助姐姐。但姐姐说：“你还小，你不能挑。”我说：“我是家里惟一的男人，应该我来挑。”结果，我只挑了几步就把腰扭了。回到家，母亲把姐姐训了一通，姐姐没说话，但我看到她在默默地流泪。

从那以后，我就经常偷偷去井边看大人们挑水，看他们的每一个动作。有一次，看到大人走后，我悄悄来到井边向里观望。那是我第一次观看水井，站在水井边上时，我才感受到水井给我带来的真正恐惧。井口不大，但里面却很大，井口如同一个张开大口的怪兽，只看一眼我就头晕了，我赶紧退回来，在井边歇了一会儿。

这时候，听到有人说：“干什么，小孩子离井远一点儿，掉下去就完了。”我想起了建军落井被救的一幕，一阵阵恐惧感涌上心头。但是回到家里，我又想起了姐姐柔弱身体担水的一幕，一股勇气顿时涌上来：我一定要把水挑回来。

有一天，趁着母亲和姐姐下地干活了，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挑着水桶来到水井边，想学着大人的样子从水井里取水。开始，先用绳子把水桶绑在扁担一端的勾子上，防止水桶脱钩，这是母亲在教姐姐挑水的时候被我听到的，母亲还说不要把水桶灌得太满，太满了力气小就提不上来。

想起姐姐挑水时吃力得身影，我鼓足勇气来到井边，把水桶慢慢放到井里，折腾了好几次才把水灌到三分之一。水提上来后，倒进另一只水桶里，虽然水不多，但我很有成就感。第二次，我很快把水桶灌了一半左右。最后我提上来水均匀分开，就歪歪扭扭地回家了。

记不清一路上歇息过几次，只记得那天我挑了三趟水，水缸快满了。那天，母亲和姐姐回家很晚，三个妹在家玩。母亲做饭的时候突然说：“咱家水缸里怎么这么多水了？”姐姐说：“不知道啊！”进到里屋里看到趴在炕上写作业的我好像想起了什么，没说话走了出去。那一夜，我早早睡下了，第二天我差点耽误了上学，是母亲把我喊醒的，整个身体都感觉酸痛难受。

我老家的村子有600多口人，虽然村里有6口水井，但只有村北靠河的那口水井是甜水，全村人同吃这一口井的水。干旱季节，水位下降，只能提上几十桶甚至更少。为了能吃到水，不得不早起，水井昼夜都不能“歇息”。

有一年麦收时节，我起了个大清早打着手电筒去挑水，大概是零晨3点多钟，可到那里一看，很多人早就排起了长龙，我只好跟在大人后面。

“坏了，我的水桶掉进井里了！”不知是谁在喊。用扁担挑水，经常会有水桶掉到井里去。后来，我也试着直接用扁担去提水，水桶掉到井里多少次已记不清了，每次都是在村里人挑完水后，我再去捞水桶，工具是自制的“铆”。后来，我比较熟练了，也不用带绳子了，每次还会帮助那些刚学提水的人，并教给他们要领。

 

乡村巨变，家乡的水井“下岗”了

 

1984年秋天，我上初中。那是劳店乡的一所联中，离我们村4里路程，3年初中生活我都是走路上学。那时候，我感觉自己已经是大人了，每次放学回家，总是先看看水缸里有没有水，挑完水再去做作业。从那以后，我便再也不让母亲和姐姐去挑水了。

1990年，我考上了省内一所师范大学，离家600里路程。到了大学里，发现宿舍里和食堂里都是用的自来水，水龙头一拧，水哗哗地就流出来好，太方便了。要是村里安装上自来水就好了，村里人就不用再那么辛苦地排队等水了。

毕业后，我在县城一所学校参加工作，学校里当时也没接通自来水，是学校自己打的深井，用高压水泵抽上来再压送出去，在用水高峰时，住高层的因为水泵压力小，拧开水龙头时水不是流出来，是一滴滴地滴出来。到1997年的时候，我所在单位才接入自来水，用水非常方便，但老家的乡亲们依然年复一年地去水井里挑水喝。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2000年。那一年的中秋节，母亲打电话告诉我村里安装了自来水，乡亲们吃水难的问题终于解决了。村里进行了调整规划，铺设了8条纵横交错柏油路，老宅基全部拆除，胡同过道全部畅通无阻，柏油路修到了家门口，户户通上了自来水，大部分户安装了程控电话。

乡村变化实在是太大了，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为解决更多农民吃水问题，县里建起了两座大型的蓄水水库，水压问题也随着技术创新得以解决。经济发展了，不仅水的问题解决了，路的问题、通信问题也都解决了。以前骑自行车回家，不足30里路程，需要近一个小时，道路曲曲折折，坑坑洼洼。如今，一条宽阔的柏油路从老家的村南穿过，开车回家，用不了一刻钟。村里还成立了乡村大集，每隔5天就有周边群众来集市上做生意，农户家里不仅有冰箱、彩电，手提电脑、智能手机也一应俱全。村里的小青年响应国家政策，积极创业，有的搞起了运输，有的成立了合作社，有的办起了工厂，村里人不用出村就可就业。富裕起来的人们盖起了楼房别墅，逢年过节的时候，村里会停满各种车辆。当年掉进水井里的建军已经当选了村主任。

回老家的时候，偶尔我还会去看望那眼水井。水井孤零零地，没有人去打扰，井水依然清澈见底，只是它已经“下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