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北宋词人李之仪与折家将可适彦质父子有生死之交

北宋一代词人李之仪不但与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李廌、米芾、李公麟、蔡肇等诸多文人雅士多有交游，而且与著名边将折氏父子折可适、折彦质交往密切，有生死之交。

李之仪(1047—1127），字端叔，自号“姑溪居士”“姑溪老农”，北宋沧州无棣（今山东省无棣县信阳镇李通判村）人，“能为文，尤工尺牍”（《宋史》）。苏轼赞其文笔词风“入刀笔三昧”，《四库全书》称其文“神锋俊逸，往往具有苏轼之体”，才华横溢，仕途坎坷，“端叔一生坎坷，晚节益牢落”。（《苏文忠公全集·东坡续集·卷四》）

南宋绍兴年间，折彦质路过安徽当涂时，特意前往李之仪故居探望李之仪遗孀杨姝及其子女，并以行程仓促没有亲往藏云山致雨峰下的李之仪墓前谒拜而颇感遗憾。“东来已数月，弛担已渺茫。犹喜灾患身，获登先生堂。肃衣拜遗像，依然双颊光。宛若侍坐侧，妙语发天藏。厄穷出天意，人理难度量。所幸言不朽，与世为文章。赍此复何恨，私淑良不忘。小郎出见我，问知雏凤凰。他年起门户，尘滓濯秋阳。世事几变灭，人生真黄粱。置之不足道，感慨涕泪滂。我行方有程，坟山空相望。”（折彦质·《过太平州拜李端叔遗像》）

折彦质为什么要谒拜李之仪墓、“肃衣拜遗像”呢？原来，李之仪生前即与折彦质及其父折可适交往频繁，关系密切，并彼此结下深厚情谊。

（武宣仙岩折彦质石刻：“折彥質廖澄建炎二年四月”）

折彦质（1080—1160），字仲古，别号介之，自号“葆真居士”，山西太原人，麟府折家第七代名将，南宋重臣之一，幼承庭训，志逾万里，忠贞不二，功绩卓著。金军攻打开封时，他与堂叔折可求等勤王兵至京师，众号二十万，在南关、黄河等地与金兵血战，并随赵构南迁，曾以朝请郎为直秘阁参军事，充宣抚司参谋官，朝议大夫、充徽猷阁待制、枢密都承旨、河北河东路宣抚判，龙图阁直学士、充河北河东路宣抚副使，湖南安抚大使兼知潭州、知静江府，枢密都承旨试尚书工部侍郎兼都督府参谋军事，试兵部尚书，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为抗金出谋划策，与抗战派宰相赵鼎、张浚共掌朝政，与岳飞、韩世忠等协力抗敌。因屡谴秦桧投降行径，连遭贬逐。秦桧死，知广州、洪州等地，以左中奉大夫致仕。“彦质每以家世忠节不得归中原为恨”。（《元一统志》）

折彦质文武兼备，是折氏家族里唯一一个进士。李之仪赞其文采：“介之遵公所令，笃于艺学，妙蕴而英发，落笔即在人上，天子得其所为文，而欲遂易文阶，又使从天录石渠之游，殆若王良、造父、秣骥子而问途，其志气已在千里外矣。”（李之仪·《折渭州文集序》）

折氏自五代以来即为党项之一大望族，世代尚武，占有府州(今陕西府谷县)一角之地，在宋、辽、夏、金角逐的舞台上活跃了200多年。“独据府州，控扼西北，中国赖之”“夏人畏之，益左厢兵，专以当折氏”“自从阮而下，继生名将，世笃忠贞，足为西北之捍，可谓无负于宋者矣”。(《五代史》）

（折可适形象画）

折彦质的父亲折可适(1050-1110)，字遵正，名将折克行从子。“可适未冠有勇，驰射不习而能。鄜延郭逵见之，叹曰：‘真将种也。’荐试廷中,补殿侍，隶延州。从种谔出塞，遇敌马以少年易之，可适索与斗，斩其首，取马而还，益知名。”（《宋史》）累官皇城使、成州团练使、知岷、兰州、镇戎军，后迁东上阁门使、洛州防御史、泾原钤辖、知州事，拜和州防御使、进明州观察使、为副都总管，泾原路经略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知渭州，拜淮康军节度使。

元丰四年（1081）宋军五路伐夏，折可适为鄜延副军。也就是这一年，李之仪相交折可适。当时，李之仪在沈括介绍下，从军鄜延，入折可适幕府，主管驻军文字事宜，“端书从军，都无闻耗，不知何如也”。（秦观·《与某知己简》）“元丰五年，（折可适）辟副军……元丰中，之仪在鄜延幕府。”（李之仪·《折渭州墓志铭》）

李之仪跟随折可适挥师与夏人战于三角岭，收复米脂城，败敌于蒲桃山。第二年，从沈括部将曲珍攻克夏金汤城，乘胜克葭芦。折可适因战绩卓著，被提拔为洪德寨主。第三年，夏国梁氏屯兵5000于尾丁，折可适率军潜入其境，斩获万计，被提拔为环庆兵马都监、宁州知州，及岷州知州，知镇戎军。

李之仪从军三年，与折可适出生入死，可谓有生死之交。十五年后，他感慨颇多：“操檄乌延府，已复十五年。年当三十余，事事随精坚。非惟会兴灵，兼欲还幽燕。谁知今白首，狱吏辄差肩。”（李之仪·《读渊明诗效其体十首》）李之仪正是因为有此次从军经历，元祐八年（1093），苏轼知定州时恳请朝廷任命时为枢密院编修的李之仪为定州签判，作为其助手，共守边陲。李之仪熟悉边境军队事务，苏轼对其褒扬有加，将李之仪比作东汉著名的军事家马援和班超：“若人如马亦如班，笑履壶头出玉关。己入西羌度沙碛，又向东海看涛山。识君小异千人里，慰我长思十载间。西省邻居时邂逅，相逢有味是偷闲。”（苏轼·《次韵答李端叔》）

（在宋代，折家将功绩远超杨家将）

大观四年（1110），折可适病逝于泾原任上，“到镇四月感疾……而以十月二十九日薨，享年六十一，乃大观四年也”。（李之仪·《折渭州墓志铭》）噩耗传来，因为从师范纯仁草《遗表》作《行状》而被除名编管当涂的李之仪悲恸不已，作《祭折渭州》，并为折可适撰墓志铭，记叙了折可适世系、名字、爵位及生平事迹等，以此表达对折可适的悼念和赞颂。“（折可适）四十余年，每一日不在兵间，每战必克，屡立奇功，恩威并行，诸将无复居其右……”（李之仪·《折渭州墓志铭》）

后，折彦质为其父折可适收集、整理遗稿。“公薧，介之辑公遗稿，得诗若干，《阴符经颂》一，边议若干，奏议若干，总为若干卷藏于家，而以序见属。”（李之仪·《折渭州文集序》）李之仪欣然为该文集作序，“予辱公知为深，窃幸托名其传，故不得而辞也”。（李之仪·《折渭州文集序》）

李之仪在《折渭州文集序》里，高度赞扬了折可适的文采：“公生将家，便马善射，致胜料敌，乃其所事，而文词论议，骎欲与古作者并驱争驰，岂非天得而心通之？忠义激于中，利害动于外，亦不自知其抑扬顿挫，交举相先，而见于笔下邪?于是知公于前人，几可以无愧矣。”并褒扬其功勋：“公一时伟人也，功在朝廷，名在四夷，德泽被于所至之地，而军民如赤子之慕父，复其言皆足以耸动后世，不止苟为文词之士而已，岂待予言而后传邪？”

李之仪在《折渭州文集序》中还阐述了精妙独到的文学理论。“师旷之聪，离娄之明，非得之天，则岂能风之于视听？庖丁之解牛，轮扁之斫轮，非得之心，则同能应之于手？其用虽不同，要之非勉强而至者也。昔之能文之士亦莫不然：司马相如扬雄之于词赋，司马迁刘向之于叙事，李陵苏武之于诗，是以其所长自得，而因其所自得者发之于言耳。”

李之仪认为，人之秉性各不相同，无法替代，故文学创作者也都是各有专长，各擅一事，没有人成为全才、兼才。“主于离娄之社，不能代师旷之聪，轮扁庖丁不能互易其手。故能叙事者未必工于诗，而善词赋者未必达于叙事，盖各有所专，而其他虽通，终不得而胜也。”李之仪认为，虽然诸葛亮“崎岖戎马间，未必达于叙事”，而其《出师表》却情辞并茂，其原因在于有丰富的情感体现，所以能“不期于言而言自”。同样，折可适身为御敌守边的武将，然而“忠义激于中，利害动于外”，内在的积蕴在不自觉中与文辞相互感发而见于笔端，形成华茂卓绝的文字诗篇。李之仪强调，为文要有感而发，这样才能寄寓感情，表达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