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丽70年滨州成长足迹：1971年惠民地区召开第一次党代表杨柳雪初次迎来外国客人

发布时间：2019-08-06 07:59:33 43835 来源：滨州日报/滨州网

【编者按：7月7日起，滨州网推出《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滨州成长的足迹》大型专题报道，将持续到国庆节。敬请收看！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更是推动“富强滨州”建设的奋斗之年，滨州发展将掀开新的一页。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在此，引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佘春明“六问”之“梦想之问”——在滨州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梦幻之旅”的成功实践。在苦海沿边的烂泥滩上建设滨州港曾是一个梦，几十年干下来，梦想变成了现实；把一个个大土坑、一片片低洼地变成“四环五海”，十几年干下来，梦想变成了现实；曾经是光秃秃、白花花的盐碱地，十几年的“林水会战”干下来，变成了林河湖草生态系统完善的园林城市，梦想变成了现实······

让我们一起深刻回顾1949年以来，在滨州这片热土上曾经的奋斗足迹，也期望无数前辈的奋斗成为我们前行的强劲动力。】

时事印记

中共惠民地区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经中共山东省委批准，中共惠民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71年6月1日至5日在北镇召开。选举了中共惠民地区第一届委员会。至此，中共惠民地委在被夺权4年之后终于得到恢复。

中共惠民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得以顺利召开的基础是整党建党工作

1967年10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12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的指示。1968年初，毛泽东又提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这样，毛泽东的《批示》被称为“五十字建党纲领”，也就是整党建党的指导思想。

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惠民地革委会于1968年5月召开全区整党建党工作会议。会议对全区的整党建党作出安排。

由于此时全区上下正处于“反逆流”、“反复旧”以及“轰轰烈烈的革命大批判”高潮之中，整党建党工作暂被搁浅。1969年8月9日，经中共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批准，中共惠民地区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成立。领导小组建立后，全区的整党建党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

在此基础上，核心领导小组决定成立整党建党领导小组，并以桓台县为全区整党建党试点单位，进行了县和公社党委的推荐和选举，在选举的基础上建立党的委员会。截至1970年12月，桓台县县、社两级党的委员会均已建立，成为全地区最早完成整党建党的县份

从1970年7月开始，惠民地区大规模的整党建党工作全面展开。在核心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工作分为整党和建党两步进行。全区整党的内容和步骤按照“学、忆、批、斗”和“吐故纳新”进行。“学”，就是发动党员认真活学活用新《党章》、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和哲学思想，从根本上提高广大党员的觉悟水平；“忆”，就是大搞忆苦思甜、忆苦思权、忆苦思变活动，调动广大党员的阶级感情；“批”，以毛泽东建党思想为武器，开展革命大批判，狠批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以及“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等所谓反动谬论，把开展所谓革命大批判同大搞路线分析结合起来，使党员划清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界限；“斗”，即积极开展党内思想斗争，使党员从思想上接受毛泽东的建党思想，把开门整党和群众评论贯彻到整党全过程。此后进行的便是“吐故纳新”。“吐故”就是把党组织内“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不够先进或直接被划为阶级敌人的人清除出党；“纳新”则主要面对农村和把一批“文革”中的冲杀分子纳入党内。

按照以上内容，全区整党分三批进行。纳入第一批的有4498个支部，占基层支部总数的54.9%，于1970年7月至10月底以前结束；第二批包括2553个支部，占基层支部总数的30. 1%，1970年10月底至12月结束；第三批有1247个支部，占基层支部总数的15%，1971年1月至3月完成。至此，全区整党工作基本结束，并且还带动了全区各级整团建团工作的开展。

中共惠民地委在被夺权4年之后终于得到恢复

整党工作结束后，建党工作按照先社后县的原则展开，根据桓台县的建党经验，从1971年1月开始，全区各县均在本县确定一个公社进行试点。经过试点，从1月19日至6月22日全区所有公社先后召开党代会，分别选举产生了公社党委。同时，全区有8个县分别召开县党代会，于6月底以前选举产生了新县委。

此时，恢复和建立新地委的条件已经成熟，经中共山东省委批准，中共惠民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71年6月1日至5日在北镇召开。

大会听取并通过了地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王安让作的工作报告，选举了中共惠民地区第一届委员会。其中委员51人，候补委员6人，常务委员12人。常务委员由王安让、辛晓村、刘绍武、葛东、王德魁、王任之、蒋述贤、于尚勤、刘春友、牛良、刘翠英、王道丰组成。王安让当选为书记，辛晓村、刘绍武、葛东、王德魁、王任之为副书记。至此，中共惠民地委在被夺权4年之后终于得到恢复。

此后，全区各生产大队和基层单位的党支部也相继建立。至1971年底，全区的整党建党工作基本结束。据统计，1971年底全区共有党员116473人，从1966年至1971年共发展党员29555人。其中工人1098人，农民24307人，妇女5837人。

这次整党建党虽然指导方针不正确，造成党组织严重不纯等许多遗留问题，但是毕竟重新整顿和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使各项工作处于党组织的领导之下，党员的组织生活得到了恢复，这对于遏制造反派势力，稳定局势，推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撰稿：张文闫少青顾超峰

往事钩沉（一）

杨柳雪初次迎来外国客人

1971年8月，来自当时的友好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客人慕名来到滨县杨柳雪村。尽管两国风情、环境、观念不同，但杨柳雪人有组织、有纪律、富有吃苦和创新的精神却让他们佩服不已。看着绿油油的庄稼，听着翻译动情的讲解，他们情不自禁地伸出了大拇指，说“了不起”……

上世纪70年代初的杨柳雪村，是周恩来总理亲手树立的粮棉双高产典型，被誉为棉区的一面红旗，与山西的大寨村一样，红遍大江南北。

1971年8月，杨柳雪村首次迎来了外国客人——阿尔巴尼亚农业代表团。时任杨柳雪村革委会主任的杨秉利，全程陪同并见证了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参观考察活动。

时隔43年后的2014年8月18日，记者来到现住市区渤海名园小区的杨秉利老人家，听他叙说着当年的一幕一幕……

阿尔巴尼亚考察团对杨柳雪人竖起大拇指说：“你们真了不起！”

“7月份的时候，我在省里开会，接到上级农业部门的预备通知，说阿尔巴尼亚农业代表团有可能来杨柳雪参观考察。”

“接到通知后，领导们都非常重视，不管来不来，都得有个思想准备。但是像粮食、棉花，长势就摆在那里了，也没法特别准备，只是将正在生长的棉花在外观上进行了修整，使其长势更加良好。既然是样板，就得有个样啊！”杨秉利老人笑着说。

“在搞好田间管理的同时，为接待来访客人，还沿着规划好的路线对路进行了平整。”

“来了之后，客人先去地里看了看庄稼，那时正值采摘前，棉花长得有一米多高，来访客人每走几步都仔细询问棉花的生长及管理情况，还时不时地弯下腰数数棉花上的枝桠。”

“我们则具体汇报了在鲁北地区的盐碱地如何改造田地。那个年代没有机械，全靠人工作业整平土地，利用冬闲的时候挖沟筑渠，夺取粮棉双高产的具体做法。”

“当翻译把当地流行的歌谣‘杨柳雪无冬天，地冻三尺照样干；一干干到二十九，吃了饺子再下手’翻译给阿尔巴尼亚客人时，他们都竖起了大拇指，说‘你们真了不起’。”杨秉利老人沉浸在了回忆中。

阿尔巴尼亚农业考察团来杨柳雪参观

参观猪圈时，“坐窝”一词难坏了翻译，留下了有趣的一幕

在客人看完了杨柳雪镇南部和西部的两大片庄稼后，又参观了家畜养殖区。当参观到猪圈时，一件有趣的事发生了——

“看到村里垒的猪圈后，客人问‘为什么要把猪圈做成这个形状’，陪同的人说了一句‘坐窝就是这样的’，没想到，‘坐窝’一词可把翻译难为坏了，着急起来。人家不明白‘坐窝’是啥意思啊？还好，有人插了一句‘就是说过去原本就是这样砌的’，这才算是解释清楚了。”杨秉利老人连说带比划，越说越带劲，仿佛这一切就发生在昨天。

考察团仔细询问农作物的生长情况

制定预案“不许围观”，“客人直夸咱们的老百姓‘有组织有纪律’”

“第一次见外国人，村民们不围观吗？”记者好奇地问。

“没有，没有一个围观的。早在客人来访之前，咱们就制定了预案——‘不许围观’，当客人参观田间时，社员们不管是修棉的、治虫的，还是打药的，都是自干自的活儿。”

“上世纪70年代初，来中国的外国人都很少，更别说是到咱农村来了。虽然老百姓对外国人充满了极大的好奇，但在组织纪律面前，做得非常好。”杨秉利老人说，“客人直夸咱们的老百姓‘有组织有纪律’。”

在杨柳雪参观考察完后，阿尔巴尼亚客人一行在当时的地区第一招待所就餐。

“因为当时咱们这里条件太有限，根本达不到招待客人的要求。虽然是在第一招待所就餐，但厨师以及做饭所用的材料包括水、面、菜、肉等全部是从省里运过来的。”

“招待的饭菜很简单，口味偏西式。我们吃不惯，当着客人的面也不能放开了肚子吃。等送走客人，我们在回杨柳雪的路上时还取乐说‘咱就只好委屈自己的肚子喽’。”

人们在招待所门口绕来绕去，不时听到有人问 “外国人咋还不出来？”

可对于市区的一小部分市民来说，仅“外国人”这三个字，就让激动和好奇无法控制地释放了出来。

“只听说他们个个高鼻子、蓝眼睛，皮肤白得像石灰粉，可是从来没亲眼见过啊。虽说电影《铁道游击队》里有，可那是东洋的日本鬼子，和咱长得一模一样，一点不稀奇。电影《上甘岭》里也有猫着腰成百上千地往志愿军阵地上冲的美国鬼子，可老师说那全是中国人演的！今天，货真价实的‘高鼻子’到了眼皮底下，能不开开眼界吗？”当年曾站在一所门口苦苦等着看“热闹”的赵老师回忆着当年的情景。

“人们在第一招待所的门口绕来绕去，不时还听到有人着急地问着‘外国人咋还不出来？’”。

“或许我们现在想来，觉得有些可笑。但那时，我作为围观者中的一员，置身于拥挤的人群，‘高鼻梁的外国人’不啻于一个稀罕尊贵的‘天外来客’。”说到这里，赵老师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