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丽70年滨州成长足迹:1974年 惠民地区开始推行火葬

发布时间:2019-08-09 07:00:38   815 来源:滨州日报/滨州网

【编者按:7月7日起,滨州网推出《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滨州成长的足迹》大型专题报道,将持续到国庆节。敬请收看!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更是推动“富强滨州”建设的奋斗之年,滨州发展将掀开新的一页。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在此,引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佘春明“六问”之“梦想之问”——在滨州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梦幻之旅”的成功实践。在苦海沿边的烂泥滩上建设滨州港曾是一个梦,几十年干下来,梦想变成了现实;把一个个大土坑、一片片低洼地变成“四环五海”,十几年干下来,梦想变成了现实;曾经是光秃秃、白花花的盐碱地,十几年的“林水会战”干下来,变成了林河湖草生态系统完善的园林城市,梦想变成了现实······

让我们一起深刻回顾1949年以来,在滨州这片热土上曾经的奋斗足迹,也期望无数前辈的奋斗成为我们前行的强劲动力。】

年度大事

1.1月30日,惠民地委召开支援石油工业生产会议,学习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余秋里批示和山东省委书记苏毅然讲话,研究支援石油工业生产的措施。

2.6月,地革委恢复建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6月19日,地委作出《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意见》,提出,1974年毕业的2505名毕业生,除按省委规定不下乡的几种人外,要求各级党组织做好1940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员安置工作。

3.9月22日,地委发出《关于做好胜利油田开发保卫工作的通知》。沾化利津与油田达成如下协议:胜利油田帮助沾化利津分别建一处年产3000吨合成氨厂,共投资240万元;两县无偿拨出20000亩土地,解决油田职工家属生产用地。

4.11月21日,地革委批转地区民政局报告,全区开始推行火葬。不久,惠民地区各县农村陆续推行火葬,破除了旧的丧葬礼俗。

5.是年,开始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三次黄河复堤工程,历10个冬春,到1983年完成,累计用工2092.48万个,投资6277.25万元,完成土石方5099.39万立方米。

6.北镇化肥厂、滨南化肥厂完成合成氨设备安装,并投入正常生产。

往事钩沉

惠民地区开始推行火葬

1974年11月21日,地革委批转地区民政局报告,全区开始推行火葬。

1956年,全国拉开以火葬为主要内容的殡葬改革序幕。1974年,我区开始推行火葬

“在上级要求村里推行火葬之前,从1967年开始,农村就掀起了扒坟运动。早年,村民为了表孝心,老人去世都是埋在良田里。那时全村500多亩地,除了200多亩涝洼盐碱地外,其余300多亩估计每亩坟头占地得在三分左右。先人与活人争地现象十分突出。村里平坟之后,增加耕地近百亩,然后在村子的场院附近,盐碱地上规划了占地20亩的公墓,一直使用至今。”73岁的梁广寿,从1959年开始就在滨城区杨柳雪镇邓家村做负责人。他回忆当年推行火葬时说,“上级号召实行火葬,好处一是不再装棺材实行土葬,节约木材、土地;另外,人去世后尸体火化,可以阻断传染,有利于人们的身体健康。随后村里进行了传达贯彻,那个年代,村级党组织、村委会很有权威,推行工作很顺利。即使有些群众有抵触,但明确表示反对的没有。”

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长颜斌介绍,1956年之前,受西方外来宗教文化的影响,如基督教、佛教信徒,死后自觉实行火葬,火葬在社会上处于一种自发状态。1956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带头倡议,所有的人死后都实行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及各界知名人士共151人在倡议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从此全国拉开了以火葬为主要内容的殡葬改革序幕。

为了火葬的需要,1956年之后,开始建立殡仪馆和火葬场。1974年,我区开始全面推行火葬。至1978年,各县均建立了火化场,火化率达到了85%。当年8月25日,山东省民政厅在博兴县召开了全省丧葬改革现场会,推广了博兴县、桓台县丧葬改革的先进经验。

移风易俗工作一直没有松懈

1980年起,火化情况开始出现起起伏伏,土葬回潮现象时有发生。到1983年,全区火化率降到了58.2%,与上年相比,下降了11.9%。当年,为扭转土葬回潮现象,行署召开会议,强调抓好殡葬改革和平坟工作。火化率开始回升,1984年火化率回升到了74%。到1987年,土葬又开始回潮,火化率下降到了51.7%,其中阳信县火化率仅为8.6%。同年,6月15日,地区民政局发出《关于立即制止土葬回潮和旧葬习俗的通知》,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旧葬习俗泛滥。8月7日,地区移风易俗现场会在邹平县召开,会议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切实加强领导,职能部门各负其责,做到齐抓共管,防止丧葬旧俗回潮。1988年,火化率开始回升,当年达到了65%。到1990年,火化率回升到了70.2%。1993年,地区利用张瑞风副省长给殡改后进县县长的一封公开信的有利时机,进行重点帮扶,扭转了被动局面,促进了殡改工作的平衡发展。1994年,地区成立了殡葬协会,加强了对殡葬事业的组织协调工作。1995年,火化率达到了98%。此后,火葬工作进入新的历史平稳发展时期,火化率持续保持较高水平。

颜斌分析认为,从1980年之后的土葬回潮情况看,殡葬管理与改革工作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反复性。受入土为安、入木为贵等几千年封建思想的影响,群众思想很难彻底改变,工作抓不紧土葬就会反弹。土葬回潮更具有效仿性、蔓延性。一个入土葬后,没有依法处理,周围的人就会效仿而迅速蔓延,形成难点事、难点人、难点村、难点乡镇,直至波及到一个区域。

为防止新形势下土葬现象死灰复燃,2007年,市民政局建立了市级分县区、分乡镇办逐月统计,半年通报制度,有效遏制了大规模土葬现象的回潮。2009年,又建立了以县区殡仪馆为技术平台、以县区民政局为管理基点、以乡镇办民政所为全覆盖终端、以市民政局为监督考核总台的月实名上报和分乡镇办下达制度的山东滨州火化信息管理网络,有效解决了殡葬管理滞后、信息不畅通的问题,使火化率长期稳中有升,并保持在较高水平。

随着有关惠民政策的不断建立和完善,丧葬陋习得到有效遏制,节俭丧葬蔚然成风

十一五期间,我市开始大力实施建设滨州“惠民躬政”丧葬工作品牌。“惠民”是殡葬管理与改革的目标,“躬政”是工作姿态;“满意尽在服务后”是标准。

“惠民躬政”丧葬工作品牌以“文明、厚养、薄葬”为目标,从困难救助型丧葬政策开始,逐步向全体群众普惠型丧葬政策推进。丧葬惠民政策的不断深入落实,促使理论火化率多年来保持在了100%,丧葬陋习得到有效遏制,移风易俗、节俭丧葬蔚然成风。

2010年6月,邹平县率先在全市实施困难群众惠民殡葬政策。规定困难群众800元基本丧葬费用由县财政买单,此后逐步提高了基本丧葬费标准。到2011年10月1日,全市全部实现困难群众(救助型)惠民殡葬政策全覆盖。

在全市困难群众(救助型)惠民殡葬政策全覆盖的基础上,又开始推动(普惠性)全民惠民丧葬政策的开展。2011年2月,邹平县临池镇出台政策,规定除享受国家政策补助的工作人员和困难群众外,其他均享受840元的一次性火葬补助。2012年6月,邹平全县实现全民普惠型丧葬政策全覆盖。这一政策使该县火化率直线上升,其经验和做法在全省推广。

滨州经济开发区,2011年开始实施救助型惠民丧葬政策,规定城乡低保户、农村五保户、优抚对象去世后可享受政府一次性800元的火葬补助。在此基础上,2012年出台了普惠型惠民丧葬政策,除需要照顾的救助的困难群众外,凡经济开发区户籍居民去世火化,可享受每人600元的基本殡葬补贴。2012年,经济开发区投资4000万元建设了人民陵园大型免费骨灰寄存中心,一个办理周期免费存放20年,可以满足开发区70年的骨灰存放需求,实现了基本丧葬服务均等化,解决了城乡群众生有所养、死有所葬的现实问题,丧葬陋习和铺张浪费行为也得到了有效遏制。

撰稿:郭刚 张帅 李玉秀


时代印记

滨州本地下乡知青的青葱岁月

煤油灯下,收拾了地瓜面窝头。人头向一处围拢。

旱烟袋点起,烟气袅袅上升。

“你们知青说话文绉绉,话好听,歌也好听,演个节目还真像那么回事!”

“那是当然,我们中间有四五人还演过芭蕾舞剧《白毛女》呢!”

“哦,就是竖着脚尖跳的那个节目啊。”

“还是你明白!”

“哎,村里春节时要举办文艺演出,你们知青多出几个节目吧。”

“好!演就演!”

——这是40年前的一幕。在博兴曹王公社曹三村,16个滨州知青接受了一项文化任务:为村里带来新节目。之后,其中有几个文艺骨干还被抽调,从曹王公社演到了县里,又代表博兴县参加了惠民地区的文艺汇演。

据《中共滨州历史(1950——1978)》记载:1973年9月,惠民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正式建立。本地区非农业知识青年下乡务农的帷幕从此拉开。从1974年开始,下乡范围不仅限于地、县直单位待业青年,连本来就生长在农村的公社干部子女中的非农业户口青年也被列入其中,这已成为青年就业的一条途径。此运动至1978年全区送出最后一批知青结束。5年中,惠民地区一批批非农业户口青年下乡进了农村或农场。

那么,这些知青是怎么下乡的?他们的农村生活是什么状态?又留下了怎样的故事呢?

“文化大革命”期间欢送知青下乡的人群和车队。

从电灯下走到煤油灯前,下乡知青们被农民的淳朴善良所感动  

1974年8月30日,惠民地革委在体育场举办欢送会,第一批本地下乡知青即将出发。

现场,锣鼓喧嚣。十七八岁的知青站在解放牌大卡车上,胸戴大红花,斜背帆布包,包上印着八个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女生们较为安静,男生们大都笑闹着——他们都是北镇中学的同学,彼此很熟悉。

欢送会结束了,汽车一发动,台下哭成了一片——家人不知道孩子啥时候能回来。

“那个年纪不知道忧愁,又是和发小、同学一块出发,满心以为终于摆脱了父母,自由自在了。我记得,我们坐着卡车围着北镇转了半圈。”59岁的秦洪波回忆。

来到曹王村,秦洪波等人很兴奋,不少农作物、农具、牲畜都是头一次见到,大集体生产的热闹场景也让他们无比兴奋。秦洪波成为知青点的组长,他因为“出身”不好,上学耽误了两年,比多数同学年龄都要大。

大队的安排让知青们感到温暖。他们发现,曹王三村是全公社生活条件最好的村之一,是文革前博兴县农村十面红旗之一。当黄河北岸的很多农村一天工分只能买几盒火柴的时候,曹王三村的一个工分就到了六七毛。

女生被安排住在两户性情和善、家境不错的农户家里,男生则住在大队部。屋里打扫得很干净,一人一张床。大队领导想到这些孩子大多不会做饭,还特意找了一个大婶教知青做饭——这大婶是村里的巧式人,人品好,心灵手巧,又爱干净。从和面、发面、揉面到做菜,她手把手地教这些孩子们。大队知道知青不喜欢吃地瓜面,他们允许知青用地瓜面换细粮。

新鲜劲儿过去后,手里的血泡让知青们体会到了劳动的沉重与乏味。秦洪波这才发现,“我们是从电灯下走到了煤油灯前,从学校走到了农田,从张嘴吃饭到自己凭工分吃饭。我们是从城市进入了远没有机械化的原始农业。要吃饭,自己就得踏实干活。村民不爱说客气话,可处处照顾我们。割麦子时,常常是多揽两镰,让我们少干点。生产队安排活,支书和队长总要说:不要给知青重活、累活、危险活。”

对农村的艰苦,也有早作好心理准备的。1975年下乡的宁高宁刚到知青点时,和同去的知青们就在村庄边上每人栽了60棵树,表示要在农村稳稳地扎根60年。他回忆,当时睡在简陋的小屋里,几乎每餐都吃玉米、高粱之类的杂粮。“白天跟着太阳走,晚上跟着月亮走”。夏天日照时间长,早上四五点天就亮了,晚上8点天才黑。他起早贪黑,一天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冬天日照时间短,早晨7点天才亮,晚上5点就黑天,但晚饭7点以后,月亮出来了,还要借着月光继续干活。

利津县北岭村下乡知青在劳动 (张中梁 摄影)

利津县北岭村下乡知青在劳动间隙为群众演出(张中梁 摄影)

尽管自己劳动很投入,尽管农民挺尊重,但“返城”是大多数人内心真实的想法

劳动虽然苦涩,但人情温暖。1975年的春节,秦洪波没回家,很多村民邀请知青做客吃饭。“那时候,一年到头吃不着肉,可老百姓都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我们,真是把我们当成了一家人。”

乡民的这种“客气”、“尊重”让秦洪波难忘。他说:“曹王三村尊重知青的人格,发挥知情的特长。那时农村高中生还很少,老百姓骨子里对文化有一种敬重。我们有七八个人都曾当过代课老师,常常被推荐去公社展览会担任讲解员。老百姓爱听我们唱歌,让我们解疑答惑。”

革命歌曲和样板戏等节目是知青带给乡村的典型文化。秦洪波介绍,曹王三村生产队非常支持知青的文艺活动,每次演节目,都要记工分。

也许读者会问:知青里,怎么有那么多多才多艺的人?

“那时的北镇中学文艺氛围非常浓厚,他们的《白毛女》就是从学校里学的。恰好,曹王三村的知青中有很多人就是文艺骨干。曹王三大队又特别支持知青文艺,演节目还能记工分,多好啊!”秦洪波如此解释。其实,直到今天,在滨州老年文艺活动中,这些快退休的知青还是其中的重要角色。

这么多才多艺的知青是否有“村里的小芳”?

秦洪波笑了笑:“我们是不敢有小芳。如果结了婚,可能意味着这辈子没有返城的希望了。况且,滨州知青大多只在村里待了两三年,后来陆续被招工、上学去了。”秦洪波还讲了一个细节:在曹王三村第一批知青中,有四个人在家是长子、长女。这意味着他们本有机会进农场,以非农业户口的身份挣工资。可他们四个却毅然来到了乡村。秦洪波说:“我们认为,越是在农村,返城的可能性就越大。”

为何滨州知青的驻村时间短呢?秦洪波认为,那时惠民地区的工业正处于快速生长期,大量的招工机会在等着本地知青。秦洪波就在1975年12月进入活塞厂,一干就是二十年。

1976年惠民地区知青代表会博兴代表团合影(照片第三排左五为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

与大城市知青有所不同,滨州知青下乡时间比较短,离家比较近。那段经历也磨炼出不少人才

很多人疑问:下乡对于知青,究竟是场磨练还是一场苦难?

秦洪波有自己的判断:“单就滨州知青来讲,我们大多感谢那段生活。那时的集体生活教会了我们团结协作,农民的吃苦耐劳品性也让我们一生感动。假如今天再把我们放回农村,我们都能够种地,养活自己。离开了父母,遇到困难就得独立解决,这让我们尽快长大成人。最大的遗憾是丢掉了书本,没能上大学,知识结构有了缺陷。”

“除了乡亲待我们亲如一家之外,我想滨州知青的感恩有其特殊原因。比如说,我们下乡时间短,没有耽误工作、结婚;下乡地点近,风俗、方言接近;下乡同学感情深,一个村的知青大都来自同一个学校甚至同一个班;返城机会多而密,上学、招工机会一次次地来。因而,我们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极少有打架现象。因而,我认为,下乡经历对于我们一生的工作、生活来说,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秦洪波介绍。

回到“北镇”的知青没有忘记乡亲们,他们像走亲戚一样常常走动。村里人遇到疑难杂症,总要找到当年的知青来做医院的向导。

“农村真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下乡后,我大显身手——设计壁报栏、刷写大标语、为广播站写稿、为知青点抄写教唱公演的‘长征组歌’、担当编剧和艺术指导,直至‘第二生产小队保管员’。从农民那里,我平生第一次得到了成年人的尊重与尊严。我成熟了,入团了。”知青李善会回忆。那些岁月对于他已经成为一笔特殊的精神财富。

“知青点是青年最集中的地方,也成为了农村最为活跃的地方,村里的社员们都愿意来知青大院逛逛。”李善会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离别知青生活30多年后,当我们相聚在一起,总是可以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在农村的生存与锻炼,培养了我们这一代人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困难与挫折的品质;知青生活所强化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更成为了我们一生的宝贵财富。”

很多人至今感念知青岁月的磨练。如李善会,他现任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是个成功的教育领导者。而知青宁高宁在恢复高考后,如愿考进山东大学。2004年起任中国粮油集团食品(集团)公司董事长。

撰稿:李振平 刘清春 程海莉 常梅岭

责任编辑:杨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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