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丽70年滨州成长足迹:1979年惠民地区“热词”是包产到户 计划生育 重点抓棉花

发布时间:2019-08-16 08:35:34   630 来源:滨州日报/滨州网

【编者按:7月7日起,滨州网推出《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滨州成长的足迹》大型专题报道,将持续到国庆节。敬请收看!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更是推动“富强滨州”建设的奋斗之年,滨州发展将掀开新的一页。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在此,引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佘春明“六问”之“梦想之问”——在滨州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梦幻之旅”的成功实践。在苦海沿边的烂泥滩上建设滨州港曾是一个梦,几十年干下来,梦想变成了现实;把一个个大土坑、一片片低洼地变成“四环五海”,十几年干下来,梦想变成了现实;曾经是光秃秃、白花花的盐碱地,十几年的“林水会战”干下来,变成了林河湖草生态系统完善的园林城市,梦想变成了现实······

让我们一起深刻回顾1949年以来,在滨州这片热土上曾经的奋斗足迹,也期望无数前辈的奋斗成为我们前行的强劲动力。】

时代印记

包产到户燃起星星之火

“包产到户”一开始是极少地方偷偷摸摸搞的,为啥一下子就刹不住车了呢?老百姓渴望填饱肚子,而干部们也真想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

实行包产到户前,“吃粮靠供应,花钱靠救济”

时光回溯,在实行包产到户前,滨州农村大多过着“吃粮靠供应,花钱靠救济”的日子。

那是怎样一种情况?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市粮食局副局长张光然,经历了那段吃返销粮的历史。他介绍,那时侯,各级干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向上要粮食。要多少粮食,都得算好了,报计划指标。特别是秋后和年底,从上到下就是忙“供应”、要“供应”。要多少?小队要算,大队要算,公社要算,县里要算,粮食部门更要算。每一笔账都具体到人头,精细到两。那时每人每天的定量是0.4公斤,也就是俗话说的“八大两”。8两粮食,搁现在能吃饱,但那时不行,因为几乎没有任何副食,一个月的定量,半个月就吃完了。

老百姓每个人都有粮本,也就是供应证,凭证去打返销粮。但很多生产队的社员根本就没有钱,于是政府又得算,发救济款。这就有了“吃粮靠供应,花钱靠救济”这一流行语。

包产到户后,粮食产量得以提升(资料片)

高青县花沟公社个别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在全县产生了连锁反应

怎么才能吃饱饭?这是一个干部群众几十年来苦苦追寻的问题。

“那时候,干部们是真心想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劲儿下得不少,汗流得很多,但是庄稼就是长不好,产量上不去。”原滨州地区行署副专员胡安夫说。

为什么?关键是农民干活没有积极性,老百姓说,十二锄都锄不到自己的,第一锄是锄给书记的,第二锄是队长的,第三锄是会计的,第四锄是保管员的……不是给自己干活当然没劲儿。大好时光就这样磨掉了,地里不长庄稼,大家受穷就难免了。

市粮食局副局长张光然回忆说:“下地干活的时候后,社员们都愿意自己分到苗子少的地方,这样可以省劲啊。其实,地里也就是圆圆的几块地方庄稼长得特别好,那是卸粪堆的地方,人懒啊,粪都没有撒开。”

经过打破坚冰、敢闯敢试的过程,发现最终的出路,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群众说的“大包干”。

1977年,高青县个别生产队率先包产到户,取得了成功,在附近村庄引起了轰动,这也是全省比较早的农村改革尝试。1979年春,高青县有40个大队、100个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

1979年滨县杨集公社、杨柳雪大队因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成绩优异,获得国务院嘉奖令。

看到长出从未见过的硕大麦穗,农民自己都惊呆了

1978年,王长梅时任惠民县何坊公社书记(后来在滨州畜牧局局长任上退休)。初秋,他在惠民县第一个推行包产到户,这也是在全区较早探索生产责任制的少数几个公社之一。

王长梅记得很清楚,1978年8月,王皮生产队的王会计偷偷找到他说:“我有个事,你看看行不行。”这个事,就是分田到户的事。王会计还潦潦草草地写了个东西,交给王长梅看。王长梅看了很震惊,心底波澜起伏。当时王长梅30岁,他从生产队干起,当公社领导也好几年了,一直在为群众的温饱努力。他早就意识到,办法不变,问题就解决不了。这位王会计的说的“事”,让王长梅既紧张,又兴奋。他当即来到王皮村,和村干部及群众讨论分地到户的事。晚上大家就挤在一个养殖棚旁边的记工房里,连煤油都没有,只能点柴油灯。几个晚上以后,这事就在大家的兴奋和不安中定了下来。麦种前,生产队的地分到每户。

有两个场景王长梅终生难忘。一个是分地后群众往自家地里运送肥料的场景。人多得像赶集一样,扁担、粪筐、木轮车、胶皮轮车等全用上了。那时家里又没有家畜,根本没什么好肥料,都是老百姓说的“混帐肥”,但群众把家里能打扫的都打扫上了。第二个是第二年丰收的场景,从未见过的硕大的麦穗,农民自己都惊呆了。

第二年,王长梅在全公社推广王皮村的做法,而且,他把各生产队的牲口、农具、苇湾等等,能承包的都承包给群众了。

1980年,胡安夫由桓台县调任惠民县任县委书记,他当即在何坊公社召开了现场会,要求学习何坊经验,在全县各公社推开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就有3个公社书记提出了疑问:“县委敢出红头文件吗?”胡安夫说:“怎么会不敢呢?明天就出!”一天以后,第三堡公社书记曹福秀来汇报说,我们要干!胡安夫说,好,我们去你那里开现场会。第三天,清河公社书记张靠山跟胡安夫汇报:我们已经干开了。胡安夫说,好,我们再去清河公社去开现场会……前后5天,全县都沸腾了,村里村外全是分地的群众。

撰稿:田政

参考资料:滨州日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型宣传报道·“三农”的划时代(一)

从吃返销粮到农产品供应大市

往事钩沉(一)

1979年是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重要节点

倡导“一对夫妻一个孩子”

“蛙,娃也,寓意中国自古以来多子多福的观念。”相信许多人都看过莫言的小说《蛙》。莫言通过小说中“姑姑”的经历,深刻反映出当时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复杂艰辛历程。全国范围如是,滨州地区亦然。

从多子多福到“少生优生”,滨州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随着国家计生政策的改变出现过多次调整,而1979年成为滨州地区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一个重要时间点。从1979年到现在,滨州30余年的计生工作经历了风风雨雨,也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

1979年,村里的赤脚医生向群众宣传计生政策(资料片)

1970年前,惠民地区每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五六个孩子,专署卫生局从1964年就开展大规模节育教育

也许你无法想象,在1964年的惠民地区,惠民专署卫生局就举办了一次计生展览,向人们讲解避孕知识并供应避孕药具。

据《惠民地区卫生志》记载,“1964年上半年,惠民专署卫生局在地委、专署领导支持下,举办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计划生育展览会……耗资3000余元,共制展品150多种,其中挂图20多幅、人体生殖系统模型25个、实物标本80余种,主要宣传生育科学知识和避孕方法。展览会设有节育咨询处,出售节育书刊,供应避孕药具。2月初,展览会正式在北镇展出。”北镇及附近村庄居民纷拥前来,“展期半月参观人数达2.5万余人次。”之后,展览会在各县巡回展出,“历时2个多月,参观者达10.9万人次之多。”

《惠民地区卫生志》记录了观展之后,杨集公社社员杨超延的话:“我母亲一辈子生了15个孩子,最后只剩下我姐弟3人;我女人今年42岁,生了17个孩子,只活了5个。累得孩子他娘腰酸腿疼,很少下炕,成了半残废。”这个事例说明:避孕措施缺乏、新生儿死亡率高是高生育率的两个重要原因。

从这个时期开始,惠民地区着手组建节育手术队伍,培训男女结扎、人工流产、放环等节育技术。据《惠民地区卫生志》中“历年节育手术一览表”的数据,1970年惠民地区四类节育技术总和数为29464例。

当时的宣传和技术,对于降低生育率实际效果不太明显。统计资料显示,惠民地区1970年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5.8,这意味着当时惠民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为6个左右。

在农村宣传计生政策(资料片)

1973年,惠民地区开始执行“一对夫妇不能超过三个孩子”;1979年起倡导“一对夫妻一个孩子”

从1971年开始,计划生育政策迎来第一次重大改变。1971年国务院转批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当时国家提出的口号是“晚、稀、少”,即晚育、拉开生育间隔、少生孩子;后来则将“少”具体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生育间隔定为三年以上。

1973年,惠民地区执行《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暂行规定》,生育子女数不超过三个,视为合法生育。数字能够真实反映当时的情况:相较于1972年节育手术情况,1973年放环数为133810例,多出34338例;男女结扎总数为17803例,多出9130例,当年节育率在46.1%左右。

到了1979年,计生政策再次改变。1月份,国家要求在全国性法律颁布之前,各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先行制定地方的计划生育试行条例。于是作为贯彻政策的地区,在1979年12月12日,当时的惠民地委批转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关于认真贯彻省委77号文件的几点意见》,要求大力倡导“一对夫妻一个孩子”,抓好两支队伍(计划生育宣传队和技术队伍),认真抓好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13日,地委召开全区计生工作会议,提倡一胎、限制二胎、坚决杜绝三胎。

从1983年的“一胎上环,二胎绝育”到目前的“单独二胎”,计划生育政策不断完善

随着1982年“一胎”计划生育政策被确定为基本国策,1983年又提出“一胎上环,二胎绝育”的政策,当时滨州计生政策的执行非常严格。

这个时期,滨州地区和全国一样推行“暴风骤雨”式的执法行为。计生人员同样承受巨大压力。

1988年7月23日,《山东省计划生育条例》公布施行,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了依法管理的历史时期。1996年10月14日,省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又通过决定,明确计划生育抚养费的征收标准由省人民政府统一制定。矛盾集中的情况逐步得以缓和,“服务计生”、“和谐计生”的理念逐步贯彻到每个计生工作人员行动中。

2013年国家计生政策进行了调整,也就是实施众所周知的“单独二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启动实施“单独二胎”政策。2014年5月30日第十二届省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对《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进行了修正,在全省实施“单独二胎”政策。

通过30余年的计生工作,滨州市民生育观念越来越理性

据市计生委提供的统计数据,30多年来全市累计少出生280多万人,相当于现有户籍人口的4/5,占全省少出生人口的5.6%,户籍人口占全省的比重由1970年的4.3%下降至目前的3.92%。

可以说,正是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市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才得到有效控制。从1979年开始执行“一对夫妻只生一个”的计划生育政策,到二十世纪末,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据市计生委提供的数据,全市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分别由1970年的34.76‰、28.55‰,下降到2013年的11.7‰、5.8‰。育龄妇女生育水平明显下降,全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由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目前的1.6左右,比全国提前7年进入低生育水平,并且近20年来相对保持稳定,低于2.1的更替水平和1.8的国家控制目标。

30余年计生教育的普及,让滨州市民的生育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是从生育数量上看,多数人从“多子多福”趋向于“少生优生”,最好生育2个孩子。二是从生育偏好看,不少农村居民认为理想的子女性别结构是儿女双全。三是从生育目的上看,“传宗接代”的观念相对淡化,部分群众认为抚养女孩更省心,将来成家的负担轻,成家之后在关心父母上多一些,男孩子结婚之后往往更关注小家庭。

撰稿:张猛猛  高士东  樊志臣  袁安顺

滨州本地数据由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

往事钩沉(二)

粮棉一起抓,重点抓棉花

惠民地区地委于1979年12月10日,发出《关于大力发展棉花生产的决定》,要求全区农业坚持粮棉一起抓,重点抓棉花;三年内植棉面积发展到13.33万公顷,单产上《纲要》,总产达8000万公斤。

为什么当时有此提法呢?原行署棉花生产办公室副主任常俊喜揭开那段历史。

棉花需求旺盛,省里要求德惠聊菏产棉区“粮棉一起抓,重点抓棉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粮食问题得到解决,群众很够吃,没有口粮的后顾之忧后,植棉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常俊喜回忆当时的情况。

当时纺织业需要棉花,群众还需要布票,存在客观的市场需求,而黄淮海一带适宜种棉的区域比适宜种粮的面积小的多。那时山东主要棉区集中在德惠聊菏北四区,也就是德州、惠民、聊城、菏泽,所以山东省提出,作为棉区要“粮棉一起抓,重点抓棉花”。

棉花品种和种植技术的提升,也使得这一口号能够叫响。“当时鲁棉一号问世,其特点就是稳产、高产、适应性广,对棉花产量低而不稳的山东来讲,种植这个品种后,全省棉产量直线上升。”常俊喜说:“在种植技术上,因为地膜覆盖种植技术的引进,解决了盐碱地植棉难拿苗,不发苗,棉花晚熟的问题,也使棉花得到丰产。”

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民给棉花除草(杨柳雪镇提供)

棉花种植发起一批万元户,机关不如农民富

惠民地委根据当时粮棉比价有利于发展棉花生产的形势,做出“粮棉一起抓,重点抓棉花”的决定后,下最大气力狠抓棉花生产,成效显著。

“那几年,棉花的比较效益比粮食高,正赶上气候条件配合,棉花一直是高产的,一亩地收500斤棉花。我记得当时棉花价格大约是七到八毛钱,麦子才买一到两毛钱,因为棉花种成万元户非常多。也因为种棉花,德惠聊菏当时农民收入要超过胶东地区,可以说机关不如农民富。”常俊喜笑道。

为了重点抓棉花,还特别设立了棉花管理机构,成立了惠民地区设立惠民地区棉花生产指导站,成立了滨州地区行政公署棉花办公室成立。“那几年棉办的全力非常大,包括制定生产计划和分配生产资料。棉办开会的时候,地委副书记都去开会,可见其重视程度。”常俊喜说道。

随着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农民种什么不种什么,政府后来就不提口号了

1984年棉花的丰产,也直接导致了卖棉难的出现。

“当时我们棉花的面积、单产、总产在全省都排第四名,出现了棉花在整个地区的积压。当时没有别的收购渠道,农民就推着小车,赶着牛车拉棉花到棉站、油棉厂去排队,就等卖棉花,排的队伍能甩出去好几里地。”常俊喜说。

常俊喜介绍,1985年和1986年是两个棉花生产低谷年,惠民地区这时开始进行植棉结构调整,适当压缩一部分棉花的面积。“调整结构还有一个原因,鲁棉一号虽然产量高,但是质量、品质上差,纤维有点粗,强力也不够,只能纺偏抵挡的纱,所以进行植棉结构调整后,压缩了近三分之一的植棉面积。”

资料显示,1987年后,植棉面积又开始逐年增加,全区植棉面积由1986年的11.41万公顷增加到1991年的20.5万公顷,1991年为历史上植棉面积最大的一年。1992年开始棉铃虫连年大爆发,旱、涝、风雹灾害频繁发生,生产资料涨价,植棉效益下降,这年全区棉花平均亩产仅22公斤,棉农植棉积极性受之严重挫伤,导致棉田大幅下降,1999年跌至低谷,全区植棉仅为5.49万公顷(82.43万亩),为历史植棉最少年份,“‘粮棉一起抓,重点抓棉花’的口号实际就提了几年时间,随着粮食和棉花市场逐步放开,棉花的提法从‘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物资’演变成‘重要的商品作物’,棉花实现了多渠道收购市场准入。”常俊喜说,“但是棉花的发展,什么时候也不过时。”

撰稿:田政

责任编辑:杨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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