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丽70年滨州成长足迹：1979年惠民地区“热词”是包产到户 计划生育 重点抓棉花

【编者按：7月7日起，滨州网推出《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滨州成长的足迹》大型专题报道，将持续到国庆节。敬请收看！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更是推动“富强滨州”建设的奋斗之年，滨州发展将掀开新的一页。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在此，引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佘春明“六问”之“梦想之问”——在滨州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梦幻之旅”的成功实践。在苦海沿边的烂泥滩上建设滨州港曾是一个梦，几十年干下来，梦想变成了现实；把一个个大土坑、一片片低洼地变成“四环五海”，十几年干下来，梦想变成了现实；曾经是光秃秃、白花花的盐碱地，十几年的“林水会战”干下来，变成了林河湖草生态系统完善的园林城市，梦想变成了现实······

让我们一起深刻回顾1949年以来，在滨州这片热土上曾经的奋斗足迹，也期望无数前辈的奋斗成为我们前行的强劲动力。】

时代印记

包产到户燃起星星之火

“包产到户”一开始是极少地方偷偷摸摸搞的，为啥一下子就刹不住车了呢？老百姓渴望填饱肚子，而干部们也真想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

实行包产到户前，“吃粮靠供应，花钱靠救济”

时光回溯，在实行包产到户前，滨州农村大多过着“吃粮靠供应，花钱靠救济”的日子。

那是怎样一种情况？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市粮食局副局长张光然，经历了那段吃返销粮的历史。他介绍，那时侯，各级干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向上要粮食。要多少粮食，都得算好了，报计划指标。特别是秋后和年底，从上到下就是忙“供应”、要“供应”。要多少？小队要算，大队要算，公社要算，县里要算，粮食部门更要算。每一笔账都具体到人头，精细到两。那时每人每天的定量是0.4公斤，也就是俗话说的“八大两”。8两粮食，搁现在能吃饱，但那时不行，因为几乎没有任何副食，一个月的定量，半个月就吃完了。

老百姓每个人都有粮本，也就是供应证，凭证去打返销粮。但很多生产队的社员根本就没有钱，于是政府又得算，发救济款。这就有了“吃粮靠供应，花钱靠救济”这一流行语。

包产到户后，粮食产量得以提升（资料片）

高青县花沟公社个别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在全县产生了连锁反应

怎么才能吃饱饭？这是一个干部群众几十年来苦苦追寻的问题。

“那时候，干部们是真心想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劲儿下得不少，汗流得很多，但是庄稼就是长不好，产量上不去。”原滨州地区行署副专员胡安夫说。

为什么？关键是农民干活没有积极性，老百姓说，十二锄都锄不到自己的，第一锄是锄给书记的，第二锄是队长的，第三锄是会计的，第四锄是保管员的……不是给自己干活当然没劲儿。大好时光就这样磨掉了，地里不长庄稼，大家受穷就难免了。

市粮食局副局长张光然回忆说：“下地干活的时候后，社员们都愿意自己分到苗子少的地方，这样可以省劲啊。其实，地里也就是圆圆的几块地方庄稼长得特别好，那是卸粪堆的地方，人懒啊，粪都没有撒开。”

经过打破坚冰、敢闯敢试的过程，发现最终的出路，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群众说的“大包干”。

1977年，高青县个别生产队率先包产到户，取得了成功，在附近村庄引起了轰动，这也是全省比较早的农村改革尝试。1979年春，高青县有40个大队、100个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

1979年滨县杨集公社、杨柳雪大队因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成绩优异，获得国务院嘉奖令。

看到长出从未见过的硕大麦穗，农民自己都惊呆了

1978年，王长梅时任惠民县何坊公社书记（后来在滨州畜牧局局长任上退休）。初秋，他在惠民县第一个推行包产到户，这也是在全区较早探索生产责任制的少数几个公社之一。

王长梅记得很清楚，1978年8月，王皮生产队的王会计偷偷找到他说：“我有个事，你看看行不行。”这个事，就是分田到户的事。王会计还潦潦草草地写了个东西，交给王长梅看。王长梅看了很震惊，心底波澜起伏。当时王长梅30岁，他从生产队干起，当公社领导也好几年了，一直在为群众的温饱努力。他早就意识到，办法不变，问题就解决不了。这位王会计的说的“事”，让王长梅既紧张，又兴奋。他当即来到王皮村，和村干部及群众讨论分地到户的事。晚上大家就挤在一个养殖棚旁边的记工房里，连煤油都没有，只能点柴油灯。几个晚上以后，这事就在大家的兴奋和不安中定了下来。麦种前，生产队的地分到每户。

有两个场景王长梅终生难忘。一个是分地后群众往自家地里运送肥料的场景。人多得像赶集一样，扁担、粪筐、木轮车、胶皮轮车等全用上了。那时家里又没有家畜，根本没什么好肥料，都是老百姓说的“混帐肥”，但群众把家里能打扫的都打扫上了。第二个是第二年丰收的场景，从未见过的硕大的麦穗，农民自己都惊呆了。

第二年，王长梅在全公社推广王皮村的做法，而且，他把各生产队的牲口、农具、苇湾等等，能承包的都承包给群众了。

1980年，胡安夫由桓台县调任惠民县任县委书记，他当即在何坊公社召开了现场会，要求学习何坊经验，在全县各公社推开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就有3个公社书记提出了疑问：“县委敢出红头文件吗？”胡安夫说：“怎么会不敢呢？明天就出！”一天以后，第三堡公社书记曹福秀来汇报说，我们要干！胡安夫说，好，我们去你那里开现场会。第三天，清河公社书记张靠山跟胡安夫汇报：我们已经干开了。胡安夫说，好，我们再去清河公社去开现场会……前后5天，全县都沸腾了，村里村外全是分地的群众。

撰稿：田政

参考资料：滨州日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型宣传报道·“三农”的划时代（一）

从吃返销粮到农产品供应大市

往事钩沉（一）

1979年是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重要节点

倡导“一对夫妻一个孩子”

“蛙，娃也，寓意中国自古以来多子多福的观念。”相信许多人都看过莫言的小说《蛙》。莫言通过小说中“姑姑”的经历，深刻反映出当时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复杂艰辛历程。全国范围如是，滨州地区亦然。

从多子多福到“少生优生”，滨州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随着国家计生政策的改变出现过多次调整，而1979年成为滨州地区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一个重要时间点。从1979年到现在，滨州30余年的计生工作经历了风风雨雨，也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

1979年，村里的赤脚医生向群众宣传计生政策（资料片）

1970年前，惠民地区每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五六个孩子，专署卫生局从1964年就开展大规模节育教育

也许你无法想象，在1964年的惠民地区，惠民专署卫生局就举办了一次计生展览，向人们讲解避孕知识并供应避孕药具。

据《惠民地区卫生志》记载，“1964年上半年，惠民专署卫生局在地委、专署领导支持下，举办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计划生育展览会……耗资3000余元，共制展品150多种，其中挂图20多幅、人体生殖系统模型25个、实物标本80余种，主要宣传生育科学知识和避孕方法。展览会设有节育咨询处，出售节育书刊，供应避孕药具。2月初，展览会正式在北镇展出。”北镇及附近村庄居民纷拥前来，“展期半月参观人数达2.5万余人次。”之后，展览会在各县巡回展出，“历时2个多月，参观者达10.9万人次之多。”

《惠民地区卫生志》记录了观展之后，杨集公社社员杨超延的话：“我母亲一辈子生了15个孩子，最后只剩下我姐弟3人；我女人今年42岁，生了17个孩子，只活了5个。累得孩子他娘腰酸腿疼，很少下炕，成了半残废。”这个事例说明：避孕措施缺乏、新生儿死亡率高是高生育率的两个重要原因。

从这个时期开始，惠民地区着手组建节育手术队伍，培训男女结扎、人工流产、放环等节育技术。据《惠民地区卫生志》中“历年节育手术一览表”的数据，1970年惠民地区四类节育技术总和数为29464例。

当时的宣传和技术，对于降低生育率实际效果不太明显。统计资料显示，惠民地区1970年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5.8，这意味着当时惠民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为6个左右。

在农村宣传计生政策（资料片）

1973年，惠民地区开始执行“一对夫妇不能超过三个孩子”；1979年起倡导“一对夫妻一个孩子”

从1971年开始，计划生育政策迎来第一次重大改变。1971年国务院转批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当时国家提出的口号是“晚、稀、少”，即晚育、拉开生育间隔、少生孩子；后来则将“少”具体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生育间隔定为三年以上。

1973年，惠民地区执行《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暂行规定》，生育子女数不超过三个，视为合法生育。数字能够真实反映当时的情况：相较于1972年节育手术情况，1973年放环数为133810例，多出34338例；男女结扎总数为17803例，多出9130例，当年节育率在46.1%左右。

到了1979年，计生政策再次改变。1月份,国家要求在全国性法律颁布之前，各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先行制定地方的计划生育试行条例。于是作为贯彻政策的地区，在1979年12月12日，当时的惠民地委批转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关于认真贯彻省委77号文件的几点意见》，要求大力倡导“一对夫妻一个孩子”，抓好两支队伍（计划生育宣传队和技术队伍），认真抓好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13日，地委召开全区计生工作会议，提倡一胎、限制二胎、坚决杜绝三胎。

从1983年的“一胎上环，二胎绝育”到目前的“单独二胎”，计划生育政策不断完善

随着1982年“一胎”计划生育政策被确定为基本国策，1983年又提出“一胎上环，二胎绝育”的政策，当时滨州计生政策的执行非常严格。

这个时期，滨州地区和全国一样推行“暴风骤雨”式的执法行为。计生人员同样承受巨大压力。

1988年7月23日，《山东省计划生育条例》公布施行，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了依法管理的历史时期。1996年10月14日，省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又通过决定，明确计划生育抚养费的征收标准由省人民政府统一制定。矛盾集中的情况逐步得以缓和，“服务计生”、“和谐计生”的理念逐步贯彻到每个计生工作人员行动中。

2013年国家计生政策进行了调整，也就是实施众所周知的“单独二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启动实施“单独二胎”政策。2014年5月30日第十二届省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对《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进行了修正，在全省实施“单独二胎”政策。

通过30余年的计生工作，滨州市民生育观念越来越理性

据市计生委提供的统计数据，30多年来全市累计少出生280多万人，相当于现有户籍人口的4/5，占全省少出生人口的5.6%，户籍人口占全省的比重由1970年的4.3%下降至目前的3.92%。

可以说，正是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市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才得到有效控制。从1979年开始执行“一对夫妻只生一个”的计划生育政策，到二十世纪末，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据市计生委提供的数据，全市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分别由1970年的34.76‰、28.55‰，下降到2013年的11.7‰、5.8‰。育龄妇女生育水平明显下降，全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由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目前的1.6左右，比全国提前7年进入低生育水平，并且近20年来相对保持稳定，低于2.1的更替水平和1.8的国家控制目标。

30余年计生教育的普及，让滨州市民的生育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是从生育数量上看，多数人从“多子多福”趋向于“少生优生”，最好生育2个孩子。二是从生育偏好看，不少农村居民认为理想的子女性别结构是儿女双全。三是从生育目的上看，“传宗接代”的观念相对淡化，部分群众认为抚养女孩更省心，将来成家的负担轻，成家之后在关心父母上多一些，男孩子结婚之后往往更关注小家庭。

撰稿：张猛猛  高士东  樊志臣  袁安顺

滨州本地数据由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

往事钩沉（二）

粮棉一起抓，重点抓棉花

惠民地区地委于1979年12月10日，发出《关于大力发展棉花生产的决定》，要求全区农业坚持粮棉一起抓，重点抓棉花；三年内植棉面积发展到13.33万公顷，单产上《纲要》，总产达8000万公斤。

为什么当时有此提法呢？原行署棉花生产办公室副主任常俊喜揭开那段历史。

棉花需求旺盛，省里要求德惠聊菏产棉区“粮棉一起抓，重点抓棉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粮食问题得到解决，群众很够吃，没有口粮的后顾之忧后，植棉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常俊喜回忆当时的情况。

当时纺织业需要棉花，群众还需要布票，存在客观的市场需求，而黄淮海一带适宜种棉的区域比适宜种粮的面积小的多。那时山东主要棉区集中在德惠聊菏北四区，也就是德州、惠民、聊城、菏泽，所以山东省提出，作为棉区要“粮棉一起抓，重点抓棉花”。

棉花品种和种植技术的提升，也使得这一口号能够叫响。“当时鲁棉一号问世，其特点就是稳产、高产、适应性广，对棉花产量低而不稳的山东来讲，种植这个品种后，全省棉产量直线上升。”常俊喜说：“在种植技术上，因为地膜覆盖种植技术的引进，解决了盐碱地植棉难拿苗，不发苗，棉花晚熟的问题，也使棉花得到丰产。”

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民给棉花除草（杨柳雪镇提供）

棉花种植发起一批万元户，机关不如农民富

惠民地委根据当时粮棉比价有利于发展棉花生产的形势，做出“粮棉一起抓，重点抓棉花”的决定后，下最大气力狠抓棉花生产，成效显著。

“那几年，棉花的比较效益比粮食高，正赶上气候条件配合，棉花一直是高产的，一亩地收500斤棉花。我记得当时棉花价格大约是七到八毛钱，麦子才买一到两毛钱，因为棉花种成万元户非常多。也因为种棉花，德惠聊菏当时农民收入要超过胶东地区，可以说机关不如农民富。”常俊喜笑道。

为了重点抓棉花，还特别设立了棉花管理机构，成立了惠民地区设立惠民地区棉花生产指导站，成立了滨州地区行政公署棉花办公室成立。“那几年棉办的全力非常大，包括制定生产计划和分配生产资料。棉办开会的时候，地委副书记都去开会，可见其重视程度。”常俊喜说道。

随着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农民种什么不种什么，政府后来就不提口号了

1984年棉花的丰产，也直接导致了卖棉难的出现。

“当时我们棉花的面积、单产、总产在全省都排第四名，出现了棉花在整个地区的积压。当时没有别的收购渠道，农民就推着小车，赶着牛车拉棉花到棉站、油棉厂去排队，就等卖棉花，排的队伍能甩出去好几里地。”常俊喜说。

常俊喜介绍，1985年和1986年是两个棉花生产低谷年，惠民地区这时开始进行植棉结构调整，适当压缩一部分棉花的面积。“调整结构还有一个原因，鲁棉一号虽然产量高，但是质量、品质上差，纤维有点粗，强力也不够，只能纺偏抵挡的纱，所以进行植棉结构调整后，压缩了近三分之一的植棉面积。”

资料显示，1987年后，植棉面积又开始逐年增加，全区植棉面积由1986年的11.41万公顷增加到1991年的20.5万公顷，1991年为历史上植棉面积最大的一年。1992年开始棉铃虫连年大爆发，旱、涝、风雹灾害频繁发生，生产资料涨价，植棉效益下降，这年全区棉花平均亩产仅22公斤，棉农植棉积极性受之严重挫伤，导致棉田大幅下降，1999年跌至低谷，全区植棉仅为5.49万公顷（82.43万亩），为历史植棉最少年份，“‘粮棉一起抓，重点抓棉花’的口号实际就提了几年时间，随着粮食和棉花市场逐步放开，棉花的提法从‘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物资’演变成‘重要的商品作物’，棉花实现了多渠道收购市场准入。”常俊喜说，“但是棉花的发展，什么时候也不过时。”

撰稿：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