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丽70年滨州成长足迹:1981年惠民县地膜覆盖技术引全国17省市来参观

发布时间:2019-08-20 08:38:49   36924 来源:滨州日报/滨州网

【编者按:7月7日起,滨州网推出《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滨州成长的足迹》大型专题报道,将持续到国庆节。敬请收看!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更是推动“富强滨州”建设的奋斗之年,滨州发展将掀开新的一页。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在此,引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佘春明“六问”之“梦想之问”——在滨州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梦幻之旅”的成功实践。在苦海沿边的烂泥滩上建设滨州港曾是一个梦,几十年干下来,梦想变成了现实;把一个个大土坑、一片片低洼地变成“四环五海”,十几年干下来,梦想变成了现实;曾经是光秃秃、白花花的盐碱地,十几年的“林水会战”干下来,变成了林河湖草生态系统完善的园林城市,梦想变成了现实······

让我们一起深刻回顾1949年以来,在滨州这片热土上曾经的奋斗足迹,也期望无数前辈的奋斗成为我们前行的强劲动力。】

时代印记

地膜覆盖种棉花

2014年春,我市在惠民、无棣两县约18200亩农田开展了“氧化—生物双降解生态地膜”推广工作,生态地膜避免农田“白色污染”,无需人工回收,既保护环境又节省工时,目前推广区作物生长良好。

现在让人头疼的地膜残留问题,在1981年的惠民地区,却是能带来棉花丰产的新科技技术。

摄影:杨培勤

惠民县最先开始地膜覆盖种棉花技术试验

据《滨州地区志》记载:1981年9月6日至11日,中共惠民地委召开县、社党委书记会议,重点研究了农业结构调整和粮棉布局问题。确定1982年小麦、棉花各400万亩,粮食总产30亿斤,棉花总产300万担(1982年实现粮食总产31亿斤,棉花247.53万担)。是年,惠民地区引进棉花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经惠民、邹平两县试验,增产效果显著。

在地膜种植棉花之前,1960年以后,惠民地区的人民采用开沟躲碱植棉技术。1972年,惠民县梁家公社簸箕四大队始用此法,由原来的亩产皮棉5公斤增加到25公斤,增产五倍。但是,这种技术仍存在重碱地出苗差,遇小雨死苗及成熟晚等问题,为此,1981年开始引进地膜覆盖技术,逐渐代替了开沟躲碱法。

从网上搜索资料可以看出,20世纪中叶,一些工业发达的国家已经开始利用塑料薄膜覆盖地面,进行蔬菜和其它作物的生产,均获得良好效果。日本最早从1948年开始研究利用,1955年首先应用于草莓覆盖生产,并进行推广。

当年先进的地膜技术怎么会最先到达惠民县呢?

原滨州日报副总编韩克顺曾对地膜覆盖种棉花技术有过深入采访,他介绍说,原来惠民县是产棉大县,但产量低而不稳定。为了彻底改变落后的生产面貌,县委县府在实验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准备大力推广地膜覆盖新技术。“惠民先搞试验,用地膜覆盖方法种了24000多亩的棉田,用地膜覆盖后,气温也高,长的也快了,也改碱,棉花也丰收,所以第二年,惠民县开始大面积推广这一技术。”

24000亩棉花试验成功,惠民县第二年推广30万亩

从当年报道中可以看出地膜覆盖技术对于棉花产量的直接提高作用。“惠民县据三十一个不同土质单位的调查,搞地膜覆盖的棉田,分别比营养钵育苗移栽和点播增产28.7%和30.06%,碱地搞覆膜增产效果尤为显著。凡应用这一新技术的社员,都会体会到,棉田搞覆膜好处很多,不仅可以保墒提温、促苗早发,确保苗全苗旺,而且可以大大减少霜后花,提高棉花质量。”

1982年,惠民县准备大力推广地膜覆盖新技术,计划1983年推广到30万亩,得到这个消息后,韩克顺立马写稿子寄给《大众日报》报道此事,正好全省也在推广地膜覆盖技术,于是《大众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出《我省今年大面积推广地膜覆盖新技术,惠民县计划搞棉田覆膜三十万亩》。“登了头版头条后,惠民县觉得30万亩的种植面积已经宣传出去了,就一定要完成,于是用了各种方法推广这种新技术。”韩克顺笑着说道。

为进一步大面积推广这一新技术,县里除组织植棉社队的干部和重点科技户,到一些先进单位进行参观学习外,又组织报告团到各公社巡回介绍经验,并举办了一百五十人参加的地膜覆盖培训班,请农艺师讲解了棉花覆膜技术和注意的问题。县里还向各社队和专业户印发了《棉花地膜覆盖栽培技术》和有关参考材料。全县搞地膜所需的一千八百吨塑料薄膜大部分调入并分配到队、户,所需化肥、农药等也作了充分准备。

“当时老百姓不认可这个事情,他就寻思种棉花是老辈子的技术,用那么一个薄薄的塑料膜,能管啥事啊?所以当时县里就用实事说话,用地膜技术的就比传统的技术增产。这样到了秋后丰收了,群众认可了,整个新技术的推动就非常快了。”韩克顺补充道。

惠民县地膜覆盖技术引全国17省市来参观

惠民地区地膜覆盖种植棉花技术的成功,不仅仅在全区得到认可,整个山东省也认可并推广,使之成为棉花增产的主要技术手段,具有很深远的意义。“到1984年,全国17个省市的专家来惠民参观考察,都认为这是个很好的增长手段。”韩克顺说道:“因为地膜覆盖成功,惠民县成了全国典型,当时的县委书记胡安夫也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农村工作座谈会,只找了四个县委书记谈农业生产的事,胡安夫就有幸参加。”

地膜覆盖种植棉花的成功还引来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关注。韩克顺介绍,198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工作人员特别来惠民县体验生活,待了一个月,拍摄故事片《黄河之滨》,反映惠民县地膜覆盖和生产责任制情况。“编剧张笑天和导演李前宽对惠民评价很高,认为惠民县的情况在全国有典型意义,这个故事片拍摄之后,他们先拿到惠民县放映,让惠民县和惠民地区的百姓看。后来在全国放映后,也受到文化部的奖励。”韩克顺说。 

撰稿: 田政 金宗亭

往事钩沉

山东省率先通过农工商综合经营实现共同富裕明星村——

邹平县小田村

2014年8月14日,在邹平县魏桥镇小田村“村两委”的二层办公楼上,现任村支书孟令军、村主任吕元栋,和当年的村干部吕元贵、孙玉英,向我们介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们村在支书王敦家带领下,农工商全面发展,成为当时惠民地区集体富裕典型村的辉煌过往。

   1981年7月14日,上海电影制品厂导演赵焕章(右一),编辑张梦照(左二)赴小田大队采访党支部书记王敦家(左一)。

那时的小田村有多富?

往事悠悠,思绪绵绵。说起三四十年前的“小田村故事”,吕元贵、孙玉英依旧心情激动,记忆清晰。吕元贵说:“老支书王敦家是个‘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没有文化,却经商意识强,看得准,很能干,是他让我们小田村‘富得流油’,十里八乡‘羡慕得眼红’。当年,俺村比西王起步还早……”

据1981年1月6日《大众日报》报道,邹平魏桥小田大队实行农工商综合经营,全面发展农村经济,走上集体富裕道路。1980年,这个42户237口人的大队,总收入391000元,工副业和商业收入占59%,人均收入1649元。

1976年,村里盖起了第一座办公楼,24个房间,用于大队办公室、会议室、工商副业项目办公室、外来专家的宿舍等。在当时邹平全县农村,这是第一座楼,至今还在用着。

到1983年,小田村农工商纯收入65万元,户均14000元,人均收入2600元。全村40多户全部住进了二层新楼房。电视机、电风扇、沙发、高低橱、大衣橱、写字台都是统一分配。各家各户分的电视机,是12寸的进口日本索尼牌。

截止到1984年,小田村的工值是1.6元,而外村是几毛钱。

吕元贵介绍,1984年9月2日王敦家车祸去世后,县里的四个工作组对小田村的家产进行了统计,当时小田的固定资产是360多万元,贷款余额是72万,净资产达到290万元。

一边挨批判一边偷着干

小田村位于小清河北岸,自然条件并不好,土地不是沙丘就是碱场。历史上是个佃户村,40来户人家,倒有十几个姓。1964年底,在魏桥油棉厂当装卸工头的王敦家,毅然回村担任了大队领导,那时的小田村,穷得要命,“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占。

王敦家选拔了12个小伙子,成立起手推车运输队,为粮所运粮。他推起七百多斤重的胶轮车,走在最前面,七八十里路,一天一个来回。早晨鸡叫头遍起床,揣上两个地瓜干饼子上路,饿了啃口凉干粮,渴了找点井水喝……小田村的副业生产,由此起步。慢慢地,置了牲口买了地排车,渐渐鸟枪换炮。

王敦家领头搞副业,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一大罪状,被打成走资派,白天批,晚上斗。1967年的一个冬天,造反派让他跪在凳子上,用棍子没头没脸地打,打完扒下他的棉袄,把他扔在猪栏棚上让他“清醒清醒”。

挨批、遭罪,丝毫没有动摇王敦家想让村民富起来的信念。1969年秋天,深得民心的王敦家又重新当上了村支书。“上台”的第二天,他就拖着伤残的双腿,跑到高青县坡庄赊来机器,开起了磨坊。紧接着腾出低矮的牛棚,办起了粉坊。磨坊、粉坊越办越红火,小田村有钱了。1972年,他们从江西省一下子买回来两辆拖拉机,用来跑运输。

在那是非颠倒的岁月,王敦家得到的不是什么荣誉,而是说不定啥时候就“摊上事”。1972年的一天,邹平县城大街上贴出了批判他的漫画:一辆拖拉机朝着标有资本主义的方向开,车头坐着一位瘦骨嶙峋、一脸麻子的人,对他进行人身攻击。

一天,县里的一位领导把王敦家传到公社旅馆,责令他停开粉坊,说他方向错道路歪。“以副养农有啥错?要俺停粉坊办不到!”王敦家据理力争。

天黑了,王敦家才被放回家。“不管咋说,一百多万斤地瓜不能瞎了。”王敦家心情无比沉重,咬着牙关暗下决心。妻子和几个大队干部接他到半路上,王敦家把泪水咽进肚里,强打精神说:“领导没说啥,咱该咋干还咋干。”

小田村靠集体经济致富成为全区第一个电视村。摄影:李建国

1970年起小田成为“吨粮村”

“争晴天,夺阴天,月亮底下顶半天”。“白天治坡晚上治窝”。这都是当年小田村的口号。吕元贵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也不歇,一直干到大年三十。初一早晨开个社员大会,宣布下一年主要干哪些事,初二就又开始了。”孙玉英说:“那时简直不知道累得慌。”  

小田村的土地,1.7米以下是红土,他们把红土翻上来,把沙土埋下去,他们把这叫作“翻红治沙”。秋收完,种上麦子就开始整平土地、打井修渠、植树造林。为了提高效率,都是实行小段包工。小田村400多亩土地,每30亩打一眼井。村里有养猪场、养牛场,肥料充足,沙碱地慢慢变成了旱涝保收的丰产田。当别的村还在吃返销粮,小田村已成为“吨粮村”,从1970年开始,小麦亩产年年过千斤,每年都向国家交售四五万斤粮食,他们一个村上交国家的粮食顶得上50个村上交的总量。

但凡有价值的信息,在他那里都能变成商机

早在1970年,为办好粉坊,王敦家从胶东聘了一名师傅,月工资120元,同时管吃、管住。当时村里有些人想不通,说:“王敦家这是给咱村请了个爹来。”老王对闲言碎语不理睬,他领着一帮人给师傅打下手,年终算盘一拨拉,粉坊纯盈利3万元,群众才心服口服了。

随着工副业项目的增多,小田先后招聘了30多名技术人员,待遇优厚,委以重任。本村意见不大,但社会上议论纷纷——“小田村搞雇工剥削”。

王敦家感到堵心、不解:小田村7个工副业项目,固定资产340多万元。若不及时招聘技术人员,花大钱买来的设备就会变成一堆废铁。聘来的师傅都担当重任,按劳取酬,再说挣了钱是集体的,大伙儿都有份,对谁都有利的事怎么成了剥削?

询问到小田搞调研的理论专家,人家说:老王你说得在理,可就是入不了马克思的理论。请教到小田视察的官员,大都表示理解,但没有一个人给予肯定……王敦家从心底发出呼喊:马克思是向着老百姓的,他要活到现在,也会讲这个理!

终于,1983年一号文件下达了,明确指出集体工副业允许招聘人员。王敦家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日趋活跃起来,王敦家多年练就的办厂子的眼力、魄力、能力,得到更好的发挥,但凡他听到有价值的信息,往往很快就变成商机。1982年,小田花13万元在惠民建起榨油厂,当年盈利21万元。1984年春天,和部队联合,搞起了拥有十几头奶牛、250多头肉牛的养牛场。1984年6月,王敦家和省外贸公司等谈妥,向日本出口2000吨混合饲料。客商限期20天,结果仅7天时间,货物就运到了青岛海港。这次,小田换回外汇57万美元。1984年8月,听说营口粉条畅销,王敦家改运粉条为运淀粉,在营口建起联营点,就地生产……王敦家,已经走出小田,走到了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大舞台上。

承担投资风险与中国农机科学院联合开发新设备

1983年春天,小田粉坊的加工工艺落后,造成粉条积压28吨,面临着倒闭的危险。正在王敦家苦闷的时候,中国农机科学院的陈龙海工程师,接受了试制淀粉加工机械的任务,到小田考察薯类加工情况。王敦家欣喜若狂,缠着陈工程师问这问那,临走再三恳求他再来小田。

王敦家是个急性子,陈工程师前脚走,他后脚就跟了去。虽是第一次进京,但老王无心游览,一下火车,直接就去找中国农业机械科学研究院。见到院长,介绍了小田情况,说明来意。院长说:“淀粉机械加工是我国的一项空白,试制要花几十万元资金,何况还有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

“那没关系,花个三十万五十万的我们扛着。”王敦家毫不犹豫地说。

院长惊愕了,没料到这个其貌不扬、穿着普通的干瘦半老头,竟有这么大的气魄。于是答应商量商量。

5月14日,王敦家带着老伴徐长华二次进京,直奔陈工程师家中。陈工程师家有两个年幼尚不懂事的孩子,爱人还要上班,让人家常驻小田,他爱人不情愿啊。王敦家和老伴在陈工程师家一连住了三天,哪儿也没去,帮着洗衣、做饭,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徐长华对陈工程师爱人说:“弟妹啊,你的难处俺懂,可俺村着实缺陈工程师这样的人了。叫他去帮帮俺吧,时间长了,你带上孩子去看看他,咱当亲戚走。”陈工程师的爱人被老王两口子的强烈事业心和淳朴热情深深感动了。

他们陪着陈工程师连夜赶回小田。陈工程师夜以继日地画图纸、安机器,三个月多月就把那套淀粉加工机械安装起来、投入运行。新生产的淀粉又白又细,做出的粉条畅销山东、东北等地。一年多的时间,收入20多万元。

王敦家为了集体,一年到头就像上紧了发条,1.78米的个子,瘦得体重只有百十斤!他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在带领群众致富的路上,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

1984年9月2日,王敦家出发乘车奔走在路上,不幸发生车祸去世,终年57岁。 至今,小田村的人民无不深深怀念着他。

撰稿:王锋 李伟 李光

(参考文章:滨州日报社原副总编韩克顺所写通讯《生命,终止在带领群众致富的路上——追记邹平县小田村原党支部书记王敦家》。见党史资料《浩气长存》。 )

责任编辑:杨孟子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