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 “滨印现象”名扬全国,邓朴方视察邹平福利公司

发布时间:2019-09-09 08:00:48   74483 来源:滨州日报/滨州网

【编者按:7月7日起,滨州网推出《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滨州成长的足迹》大型专题报道,将持续到国庆节。敬请收看!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更是推动“富强滨州”建设的奋斗之年,滨州发展将掀开新的一页。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在此,引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佘春明“六问”之“梦想之问”——在滨州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梦幻之旅”的成功实践。在苦海沿边的烂泥滩上建设滨州港曾是一个梦,几十年干下来,梦想变成了现实;把一个个大土坑、一片片低洼地变成“四环五海”,十几年干下来,梦想变成了现实;曾经是光秃秃、白花花的盐碱地,十几年的“林水会战”干下来,变成了林河湖草生态系统完善的园林城市,梦想变成了现实······

让我们一起深刻回顾1949年以来,在滨州这片热土上曾经的奋斗足迹,也期望无数前辈的奋斗成为我们前行的强劲动力。】

年度大事

1.1月20日,中共滨州地委、地区行署决定成立滨州地区个体私营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2.1月底,全区城乡储蓄存款余额首次突破50亿元大关。其中城镇储蓄达38亿元,农村储蓄达12.6亿元。

3.2月8日,国家林业部授予滨州地区及博兴、沾化两县“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单位”称号。至此,全区6县1市全部成为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县市,全面实现平原绿化。

4.2月11日至13日 中共滨州地委、地区行署与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联合召开的“滨印现象”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研讨会在滨州召开。

5.3月7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滨州支会与中国国际商会滨州商会正式成立;5月12日至13日,滨州地区工商业联合会(商会)召开成立大会。

6.4月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批百家中国特产之乡命名大会上,沾化县被命名为“冬枣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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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月8日,省委决定:王宗廉任中共滨州地委副书记、行署党组书记,李戈不再担任中共滨州地委副书记职务。4月14日,省政府决定:王宗廉任滨州地区行政公署专员,李戈不再担任滨州地区行政公署专员职务。

8.6月5日,滨州地区已全部列入黄河三角洲开发区,中共滨州地委决定成立滨州地区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协调委员会。

9.7月28日,地区行署在博兴县寨郝镇召开“小康镇”命名大会,宣布寨郝镇为滨州地区第一个小康镇。

10.12月13日18时,沾化县李家村村民李玉清家拉亮了刚刚安好的电灯。至此,全区实现了户户通电。

11.12月17日零时,滨州地区C3本地电话网正式建成开通,全区电话号码由6位升至7位,统一区号为0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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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是年,继邹平、阳信、博兴、滨州4县市扫除青壮年文盲通过省验收合格后,省政府分别对惠民、无棣、沾化三县扫盲及成人教育工作进行了验收。至此,全区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

时代印记

“滨印现象”名扬全国

滨州印染集团公司是1994年以原滨州印染厂为基础组建的。这个1980年代初期建成的地方国有印染企业,在当时行业内还是个规模小、基础差的小厂。投产后几经波折,1987年曾是全省印染行业的惟一亏损大户。从1988年开始,企业走上全面发展的轨道,连续7年月月盈利,年年发展,1992年跻身“全国纺织利税百强企业”,1993年夺得全国印染行业产量、利润、利税三项第一,被列为全省首批50家股份制改造试点企业,全省首批50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

从基础、人才、地理、社会环境等各方面条件来论,滨印都比不上同行业的老厂、大厂,为什么能在七八年的时间内扶摇直上,一举夺魁呢?

为全方位深度解读“滨印现象”,探索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5年2月11—13日,滨州地委、行署与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联合召开了“滨印现象”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研讨会。

“召开‘滨印现象’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研讨会,应该讲是一件很偶然,同时也很顺理成章的事。所谓偶然,就是没想到与会人员层级这么高、能在社会上产生这么强烈的轰动效应,更没想到研讨会的成果对企业的后续发展产生了这么深刻的影响。”

记者说完关于采访因由的开场白,作为当年会议的重要参与者,时任滨州印染集团公司总经理的刘连营,以最舒服的姿势斜倚在办公椅上,瘦削的手指夹着一支烟卷,直奔主题,将当年研讨会召开的来龙去脉如数家珍般一一道来。

“滨印现象”研讨会期间,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莅临滨印参观。

从计划经济的“摇钱树”到“弃儿”,虽然连续四次调整领导班子,班子成员先后换了17人次,依然解决不了亏损问题,滨印遇到了难以跨越的坎儿

“其实,召开研讨会的想法很偶然,不过这还要从当时滨州地区的国有企业,或者说滨印集团改革发展的特定背景说起。”刘连营打开了话匣子。

“一夜间从摇钱树变成了苦菜花,新生儿成了没娘的孩子,我们滨印命苦啊!”刘连营回忆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业战线最先是从纺织行业的印染企业开始的。计划经济时期,印染业就属于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印染布作为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实行国家“统购包销、统调统拨”,产品盈利水平高,印染企业成了地方的“摇钱树”。1983年,国家全面取消了建国后长期实行的布票制,率先在印染业推行“自购自销”。刚刚投产两年,尚在完备建设规模阶段的滨州印染厂,突然成了计划经济的“弃儿”。

面对骤然而来的购销体制变化,企业在从未有过的巨大困境中一时束手无策。被迫抽出上百名干部管理人员“开着汽车搭起棚,赶集串乡搞经营”,但“开包零售整包佘,追款讨债没了辙”,尚不知晓市场经济需求的滨印,依然墨守着既有方式生产,产品积压、资金周转困难,产能闲置,连年亏损。当年的“摇钱树”,骤然成了“苦菜花”。

期间,地委曾连续四次调整企业领导班子,四年内更换班子成员17人次,力图通过换将来挽救危局,虽每一茬班子都竭力而为,但苦苦搏杀后无不悲壮退下。

在国企普遍遇到改革瓶颈、举步维艰时期,滨印依靠改革走出了困境,改制当年就提前完成3年的经营承包指标,引发领导层、理论界、媒体以及社会各界深度思考

1987年底,面对扭亏无望的滨州印染厂,地委行署决定像石家庄市委招标马胜利承包造纸厂那样,面向全国公开招聘厂长,实行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

“对原曾是地直国有县级级别的印染厂长,采取面向全国公开招聘,这在滨州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显露了地委行署对印染厂‘死马当做活马医’的无奈。”刘连营说:“其实,在是否采用公开招聘问题上,地委行署也曾难决断。直到招聘公告发布后,面对社会上的纷纷议论和质疑,行署和经委的领导还专门到企业作过解释。”

在来自省内外的5路投标团队中,曾在滨印担任过厂长,却因“职工对其在企业改革中的一些做法意见较大,任职期间未改变企业亏损局面”而被免职下台的张可信同志获评委高票中标,作为中标承包人,与行署签订了为期三年的《企业经营承包责任书》。

“浪子回头金不换”!再次出山的张可信不仅从失败中找出了教训,也从别人的实践中汲取了经验,更主要的是他选聘的领导团队从推行生产员工“万米产质量定额工资制”入手,有效解决了职工“要我干”和“我要干”的问题,循序渐进地实行企业用人、薪酬和管理制度的务实改革,顺应了职工民意,调动了生产经营积极性。从1988年开始,滨印一举扭亏为盈,1988年当年就提前完成了3年的经营承包指标,从此滨印保持了持续盈利和发展。

与此同时,原来一些在滨印亏损时效益很好的企业,包括国内省内的印染企业,以及本地一些其他行业国企,却开始出现了经营不景气乃至连续亏损局面。

还是那些设备,还是那些人,滨印这棵“苦菜花”怎么又变成了“摇钱树”?为什么在国企普遍遇到改革瓶颈、举步维艰的时期,滨印却依靠改革走出了困境?这引发了领导层、理论界、媒体以及社会各界的思考。

另一方面,企业在经过了第一轮承包期靠初步改革动力扭亏为盈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也需要深刻总结1988年以来,乃至1983年企业制度改革以来的成败得失规律,从而理出一条健康发展的可持续道路。

研讨会有“贵人相助”,由最初的地方组织“升格”为国家级运作

时任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庞允悌同志多次组织媒体到滨印调研采访,一直比较关注滨印发展情况。1994年,他在与刘连营交谈中提出,滨印依靠改革成功扭亏、保持连年盈利的状况,在当时全国工业领域体制改革困难重重的大环境下,逆势而上、由弱到强的“滨印现象”值得从理论上加以探讨和总结。

他提议利用熟悉的人脉资源邀请高层专家开展研讨,获得更高层次的指点和支持。庞允悌带着刘连营等人先后向中宣部等方面汇报情况,引起了中宣部理论局一位负责同志的重视。

他认为滨印的改革很有典型意义:第一,大家都不行的时候滨印很好,做到了逆势发展;第二,这个班子是“败将再出山”“浪子成功回头”,很少见;第三,滨印的做法在国企改革中有推广价值;第四,在国家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阶段,滨印这类前期改革成功的企业,该如何巩固改革成果、增强发展活力,亟需理论界和企业界深入研究总结。

因此,他自告奋勇,联系了中央党校、中央体改研究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及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光明日报社等有关方面,筹备召开一个高层次的研讨会。

就这样,研讨会从私下商议变成了高层次的有组织运作,最终形成了由中宣部组织、山东省委宣传部承办、滨州地委和行署具体主办的“‘滨印现象’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专题研讨会”。

为期三天的会议深入研讨了“滨印现象”,让滨印一举名扬全国

1995年2月11日,研讨会在清怡宾馆的会议厅召开,为期3天。参加会议的既有来自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体改委、国家经贸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纺织总会、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的高层领导、专家,也有省委宣传部、省经贸委、省纺织厅、省体改委、省社科院、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的领导、专家。人民日报、新华社、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中国市场经济报、中国纺织报、大众日报、山东电视台、山东人民广播电台也选派了记者到会采访、报道。地区各大班子主要领导同志、地直有关单位和各县负责人以及大企业负责人100余人参加会议。

研讨会期间有现场参观,有员工座谈,有个别交流,还有专家咨询和媒体专访活动,会议的成果当时省内外主要媒体都作了报道,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从成效上看,第一,这次研讨会较全面、系统、准确地梳理、挖掘和提炼了滨印前期改革的成功之道,为企业自身和其他国企借鉴滨印改革经验提供了方法路径和理论指导。

第二,为滨印和其他国企持续深化改革,特别是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做了探寻、研究,提出了有理论性、可行性和前瞻性的意见和建议。

第三,为政府该怎么管企业,正确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工业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经验和借鉴。在研讨中,很多专家是从滨印改革成功经验中反思政府作为的。在政府管什么、怎么管,如何选用企业人才、如何评判企业的班子、机制、制度优劣方面提出了很多见解和建议。

第四,媒体的传播,使滨印成为国内印染行业的知名企业,不仅提高了企业的地位,扩大了产品的市场知名度,提高了企业效益,同时也极大激发了职工的创新智慧和活力。

“实事求是地说,专家学者对滨印总结‘简易盖厂房,廉价用劳力’等做法是否值得肯定争论激烈,甚至在饭桌上还有过面红耳赤地争论”。刘连营回顾说:“其实,张可信同志承包后当月我们就盈利了。主要原因就是在上级招聘期间,马全海、刘和林和我们几个老班子成员不考虑谁能上任,而是争取了春节期间其他企业放假而舍弃的高价格批量货单。新班子上任后迅速组织职工春节加班生产,当月一举盈利。有销路的订单多了,产能扩张不及,也就顾不得什么建筑规范和正规设计了,先把能力扩张起来再说!”

所以,国家体改委副司长范恒山认为围绕市场转、营销打头阵才是体现滨印改革理念及其成果的核心支撑。

参观企业时,与会专家学者看到的是工人们热火朝天地在简陋的厂房和高温高湿的生产环境中艰苦劳动的场面,是用相对落后的设备生产出的小批量多花色产品。与那些拥有更现代化装备的老牌、大型印染企业相比,他们确实感到在技术、装备等方面严重落后的情况下,地方企业、传统产业不改革焉能不死!

最后,研讨会总结认为,滨印改革的成功经验在于坚忍不拔的探索和坚持企业观念创新、营销创新、技改创新和企业用工及薪酬等管理制度创新,充分调动了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挖掘出了企业活力的源泉,为逐渐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奠定了基础。

对滨印来说,研讨会最主要成果是理解了为什么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印染国有企业300多家中,维持生产经营状态的约有一半,亏损面达到百分之八九十,印染行业成了公认的“夕阳产业”。

研讨会结束不久,国内印染企业来滨印参观考察的络绎不绝,一些印染、纺织企业来寻求合作。会后没几天,菏泽地委就主动找上门来,促成滨印兼并了菏泽印染厂。滨印还和台商在菲律宾合资办了一个印染厂,成为全区第一家走出去的工业企业。从承包制到合资制、股份制、集团化,滨印也开始了自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历程。1995年,滨印成为山东省“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50家之一,获得了更充分的改革发展机遇和环境。

这些接踵而来外部机遇,对滨印以后的发展扩张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对滨印来说,这次研讨会最主要的成果,是理解了为什么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这之前,更多的是靠激情、事业心、责任感,是靠一股不服输、争口气的勇气和冲劲。研讨会使滨印领悟了企业发展长久之道是靠管理,而管理的核心是靠制度、机制。

第二,更加注重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企业文化。企业班子意识到了企业文化的核心在于凝聚团队力量、使员工由“要我干”变成“我要干”。

第三,更加认识到了市场的作用。滨印此前的发展,更多的是靠挖内部潜力,降成本、提高产质量水平。研讨会带给大家的是更多地考虑如何让市场满意、用户满意,从生产导向转向了市场导向,从单纯的生产质量取胜变成了服务质量、综合质量取胜,产品标准也变成用户标准为优先标准。

后来,滨印创立了营销战略上的“服务增值”理论,订立了“当好店小二,殷勤待客户”的服务标准。全厂上下逐渐把发展理念从“生产至上、产品标准、产能取胜”,转化为“用户至上、市场标准、服务取胜、效益为本”。之后,滨印开始走向了内外销并举、外延扩张与内涵发展、资产增值与资本扩张并重,发扬传统优势与创建现代企业制度兼顾的市场竞争发展之路。

撰稿:王光磊

往事钩沉

邓朴方视察邹平福利公司

1995年9月21日上午,位于邹平县城黄山三路的福利公司皮鞋厂车间里,不时响起欢笑声和掌声,时任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坐在轮椅上,来视察残联工作、看望残疾工人了。

视察在山东省委副书记韩喜凯、滨州地委书记王道玉陪同下进行。  

邓朴方是9月20日下午到达邹平的,入住在黛溪山庄。黛溪山庄是当时邹平县条件最好的宾馆,但没有电梯,也没有上下楼的轮椅通道,造成了一些不便。21日上午8点多,当邓朴方一行来到邹平县社会福利公司,则是电梯上下通达,这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公司经理于谋勇说,公司残疾人比较多,这是为了方便他们特别建设的。    

邓朴方首先听取了时任邹平县委书记姜银浩对邹平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汇报。当听到自1990年邹平县残联成立后,镇乡也相继建立了残联组织,残疾人工作的各项任务都能较好地落到实处时,邓朴方非常高兴。 

邓朴方不顾旅途疲劳,到福利公司皮鞋厂车间和残疾职工们交谈起来。当他了解到董学红等人原来都是靠双拐走路,而现在通过康复手术能扔掉双拐独立行走时,特意到她们的工作台前观看操作,让她们站起来走一走,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当于谋勇介绍一位名叫董婷婷的残疾职工,通过自学考试取得了大学毕业证,现在是车间的质检员时,邓朴方紧紧握住她的手说:“了不起啊!”勉励她继续努力,不负青春年华。

邓朴方又来到残疾职工姚钦丽的家里。姚钦丽因患小儿麻痹症,下肢严重萎缩。邓主席关切地询问她的工作和生活情况,问她平时读书吗?想治治腿吗?姚钦丽回答说,自己小学毕业,一般看些残疾人杂志,自己“做梦都想站起来”。邓朴方就吩咐跟随的人员要提供帮助,中残联康复部主任韩凤拿出一张自己的名片递给姚钦丽,说如果去北京治腿就找她。邓朴方又问姚钦丽“找了对象没有?”“满意不满意?”姚钦丽腼腆地说已经找了。邓朴方高兴地笑起来。2014年9月的一天,记者多方寻求到姚钦丽的电话,问她的生活情况和对当年的印象。她说种种原因自己没有去北京治腿,对邓主席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非常和善,听他讲话心里很温暖。

视察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两个多小时,邓朴方基本上都是和残疾工人们在一起。姜银浩至今记得一个细节:邓朴方一口气喝干了一瓶矿泉水。担心他身体不便,姜银浩问,邓主席您喝这么多水行吗?邓朴方笑笑说:“没事,我一天主要就喝这一次水。”

参观结束后,邓朴方十分高兴。他说:安排一个残疾人就业就相当于救人一命。安定一家、稳定一片,这就是为国家和社会做了很大贡献。他欣然为公司题写了“再创辉煌”四个大字。 

邓朴方为什么能到邹平来视察?原因是福利公司当时兴旺红火、光环闪烁,在解决残疾人就业方面,创造了好的经验,是全省乃至全国的先进典型。

1985年,国家民政部提出,对残疾人的帮助要“变输血型为造血型”。邹平县为响应这一号召,决定开办福利企业,原本在邹平县皮鞋厂任副厂长的于谋勇被聘请过来任经理。

福利公司1985年建起,是全市第一家福利企业。靠民政局贴息办理了25万元的贷款作为启动资金。厂房是暂借的,借用期一年,于是在边生产、边建厂中开始了发展历程,主要项目是生产皮鞋。

建厂当年产值达到15.8万元。到1986年5月份搬入新厂房时,员工由起初的十几人增加到60多人。随着经营效益越来越好,企业规模不断扩大,最多时企业拥有员工近400人,其中残疾人178人。残疾人员占企业员工总数比例如此之大,这是别的福利企业所没有的。

1988年起,生产的皮鞋销往美、德、法、比利时、瑞典、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是年,创外汇80多万元。l990年,公司晋升为省级先进企业,被评为“全省福利生产先进单位”、“山东省残疾人之家”。

公经理于谋勇先后被授予“全国助残个人”、“全国优秀福利企业家”“全国十佳明星福利企业家”“全国民政系统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1994年4月14日,山东省首部反映残疾人工作、生活的电视剧《太阳依然升起》在邹平开拍,此剧取材于邹平县社会福利公司,以经理于谋勇的经历为生活原型。

邹平福利厂的开办给就业残疾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最明显的是家庭地位和自信心的提升。能够挣工资自食其力,让他们找到尊严、得到温暖、活得踏实。邹平福利厂的成功,也是对全地区残疾人事业的有力推动,全区福利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发展到130多家。 

后来,受市场严重冲击,大量货款要不上来,邹平福利厂渐趋式微。2000年底,邹平县社会福利公司共有职工100人,其中残疾职工31人,固定资产1103万元。皮鞋项目2000年停止生产,对当时的残疾职工,主要靠办理失业、病退及自谋职业等方式进行了安置。

随着时代发展社会进步,国家对残疾人实行分散安置政策。当年曾红红火火的邹平福利公司,早已淡出人们视野。 然而,邹平福利公司当时的辉煌和邓朴方主席来视察所带来的温暖,回想起来依旧让人激动。         

撰稿:王锋  

责任编辑:杨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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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0 2019-09-09

阿牛 2019-0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