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老渤海的“女神故事”

“景晓村、杨国夫、刘其人、李人凤等人的妻子，家世性格各有不同，但都有故事，特别值得钦佩，堪称当时的‘女神’！”在日前举办的《渤海魂》《纪念碑》创作座谈会上，作家苗长水说。

他为啥这么说？这些革命女性有何特别之处？有何经历，有何风采？请与我们一同走进历史，探寻美丽答案。

杨国夫妻子张岚是骑马打仗的“军中女侠”

对滨州，原渤海军区司令员杨国夫之子杨凯熟悉地和家一样。他来滨州十几次了，参观时喜欢藏在人群里，但每次看到父亲的老照片、文物都很激动。

1938年6月，杨国夫奉命到达山东清河区组织发展地方武装，成为清河区、渤海区抗日根据地主要创建者之一。1945年10月初，杨国夫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率渤海军区七师挺进东北。

对母亲张岚，杨凯特意强调：“我妈妈不光是个贤妻良母，还被称为‘军中女侠’。她老家传说她骑大马、使双枪，我哥哥问她是不是这样，她回答说，马也有枪也有，只不过用的是单枪……这个就和多数女干部的形象很不一样，她们多数在后方医院、学校工作，而我妈一直跟着我父亲在司令部，要给他读报纸、念文件……”

张岚，1918年出生，比杨国夫小13岁。张岚的父亲张景翰曾任周村商会会长，大力提倡新式教育，在街子村出资创办桓台县第四高等学校。从这所学校走出的不少学生，积极投身抗日救国运动、参军入党，成长为颇有建树的革命者。

但张岚是个苦命人，5岁丧母、6岁丧父。后来，张岚考取青州女子师范学校，系统学习国文、数理、史地、英语等课程，以优异成绩毕业，是当时少见的知识女性。

1938年毕业后，张岚曾回“四高”短暂任教，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先锋队，同年4月入党。

1939年，张岚与杨国夫结婚，历任山东纵队清河军区、渤海军区、山东纵队司令部秘书，从事部队机要工作。由于她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文化水平高，司令部的许多文稿都参与起草。在战火纷飞中，她以女性特有的细心机智，时时出谋献计，尤其在锄奸反特、保卫司令部安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说，介绍相亲时，张岚还有些不满意。因为她比杨国夫小十几岁，杨国夫不识字。”苗长水笑着说。他接着强调一点：杨国夫有个过人的长处，善于和文化人打交道。

“马耀南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和一般人尿不到一个壶里。但是杨国夫就成！他不认字，就靠脑子记，把作战训练要点背出来，马耀南再写下来。他就能让马耀南兄弟这些知识分子服气。他俩配合的特别好。”可见，这一对搭档有点像《亮剑》中的李云龙与赵刚的组合。

▲景晓村与夫人王梦林

景晓村与王梦林是“师生恋”

景晓村是“少年英雄”，妻子王梦林也是个漂亮的知识女性，堪称神仙眷侣。在五十多年的婚姻中，景晓村与王梦林育有四个子女：长子景新海、次子景东海、女儿景小梅、小儿子景北海。

从山东省立济南女子中学毕业后，王梦林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父母曾质疑：“一个女孩子出外闯荡干什么？”最终，她做通了父母的工作，于1939 年8月在淄博参加了革命，1940年入党，被组织推荐到清河区党委开办的党校学习。

王梦林曾撰文回忆，当时党校没有固定教室，时常在村边、墓地讲课，由于日本鬼子经常“扫荡”，在一个村住两三天就要转移。

景晓村时任中共清河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并亲自兼党校教员。见过两次面，通过两封信后，二人于1940年12月31日在博兴辛集结婚。婚礼非常简朴，只邀请了老参议长、妇救会主任等四五位同志参加。当时，景晓村还风趣地介绍，婚恋经过是速战速决。

结婚次日，没吃早饭，王梦林就去博兴县委报到，任博兴县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婚后，她在基层工作，景晓村在领导机关，两人一年见不了几次。对此，王梦林说，战争年代的革命夫妻更不如说是战友！

这艰难的环境中，王梦林致力于妇女解放、减租减息、动员参军等工作，付出了很多心血。她对渤海区一直抱有深情。如博兴县西王文村的马云是景晓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老房东。建国以后，王梦林一直与马云保持着联系，凡来山东，都尽可能前往西王文村看望，赠送礼物和在经济上给予帮助，一直到马云病逝。这事在当地传为佳话。

为抓叛徒邢仁甫，王卓如之妻朱凝深夜越海报信

在渤海革命纪念园，王卓如之女王小豫瞧着一张老照片在笑。那是她父亲当年抱着孩子和大家的一张合影，她说：“这孩子，肯定不是我的哥哥姐姐。但老渤海的孩子，都是他的孩子。”

其实这背后，有个让人心酸的回忆。“母亲与父亲一起前往冀鲁边区工作，我们的一个哥哥出生后就被留在老乡家里，却在日寇扫荡造成的饥荒中饿死。”王小豫在回忆文章中写到。

和前面提到的张岚相似，王小豫的母亲朱凝也富有传奇色彩，有刚直不阿、疾恶如仇的鲜明性格。

朱凝生在福建侨乡，因不满社会黑暗毅然投身革命，被派到北平从事地下工作，担任地下交通员。遭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后，她和狱友们数次绝食，拒不低头，高歌岳飞的满江红顽强抗争，并用发卡在牢房铁门上刻下了“深固难徙”四个大字。直至国共合作被营救出狱。

在冀鲁边区，王卓如夫妻经历了严重危机——邢仁甫叛变。

当时，中共山东分局、115师手掌指示需要立即向冀鲁边区传达，但这是极其重要又极其危险的使命。送信者要穿过邢仁甫死党控制的区域，要穿过日伪的层层封锁。情报内容又令人震惊，因而送信者必须是冀鲁边区党委领导绝对信任的人。因而，王卓如之妻、冀鲁边区党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朱凝成为最佳人选。

深夜，她乘一条小船从垦区启程，趁着夜黑沿海经过沾化、无棣等，最终抵达编曲党委驻地王文村。这使区党委及时粉碎叛变阴谋，挽救了边区，避免了更大的牺牲。

王小豫说，母亲后来提起此事说“那晚像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急白了头发！”

长期的地下工作、严酷的狱中生活和艰苦的抗战，严重损伤了朱凝的身体。王小豫打小记得，母亲身躯瘦小虚弱，还常常晕倒。但每当王卓如身处逆境时，母亲总是不离不弃，义无反顾的支持。

▲刘其人妻子夏明

刘其人妻子夏明参加过徂徕山起义，建国前将儿子、女儿寄养在老百姓家里

苗长水笑称：“刘其人将军是胶东美男子！”而妻子夏明，参加过山东抗日第一枪的徂徕山起义，是其中十名女八路之一。

夏明1919年生在一个书香之家，父亲是当地有名的画家，毕业于上海美专等校。夏明在乡村师范读书二年，1938年参加徂徕山起义，任四支队宣传员。1941年8月鲁北渤海区党校组织干事；1942年6月地方博兴县抗日政府工作；1943年4月渤海区党委工作队队员； 1943年7月渤海行署财训班学习；1943年10月渤海银行会计；1945年7月渤海区行署干部科干事。

在抗战期间，按刘其人的职务，爱人和孩子是可以随军的。但他在清河区工作时，爱人夏明很长一段时间在鲁南工作，有时来看他，虽然只有几天的时间，吃饭时还是分餐，他吃小灶，妻子吃大灶。

为了不给组织上添麻烦，他把儿子国胜、女儿小景寄养在老百姓家里。孩子因提前断奶，瘦得皮包骨头。组织上曾想帮他把爱人、儿女调到一起，他说：“打完仗再说吧，个人的事往后放一放。”直到建国后才把儿子找回。孩子已10岁了，才认得爸爸、妈妈。他的女儿小景，仍然在胶东老家当农民。

1956年秋，刘其人的嫂子带着小景到了北京，让他找个工作。刘其人耐心地劝说嫂子带小景回了老家。当时，在部队传为佳话。但也有人劝他说：“这也太过分了，将军的女儿还当农民?”他说：“孩子们该干什么，那是他个人的事，我们原本都是老百姓嘛！”

夏明是抗战前的师范毕业生，1938年入党，直到1960年刘其人任总政组织部长时，夏明仍然是某小学的副校长。也曾有人向他建议调整夏明的工作，但刘其人还是那句话：“她干什么，那是组织上的事。”

李人凤妻子刘孟长期负责清河、渤海区妇女工作，为妇女解放做出贡献

李人凤妻子刘孟也是师范毕业生。她1929年在山东省立青州第四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联”。

抗战爆发后，刘孟协助李人凤发动临淄学生成立青年学生抗日志愿军训团，并任医院看护员、政治处宣传干事。1939年，刘孟历任清河地委妇委委员、区妇联主任、清河区党委妇联副主任等职。1941年，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高级党校学员、副组长。1942年，任清河区妇联主任兼清河行署纺织局副局长、兼清河四地委委员、妇联主任。1944年，任渤海区党委妇运科科长、渤海区党委妇联主任。可见，刘孟长期在做渤海区妇女工作。

据刘孟回忆文章，1939年10月，一本图文并茂的小刊物《清河妇女》诞生，很受妇女欢迎，有文化的人都主动念给妇女们听，还成了识字班教材。老大娘们听了以后说：“俺不给闺女缠脚了”，“让小妮上识字班，跟着大姐们去打鬼子！”

1941年三八节，刊物改名为《战地妇女》，内容更加丰富，增加了经验交流和理论性文章，更适合于妇女干部阅读了，写稿的人逐渐多了。景晓村甚至亲自动手写稿，引起了大家对妇女工作“半边天”的重视。因此，根据地选拔出大批妇女干部，建立了地、县、区各级妇女救国会。

那时，妇女们走出家门，在参军、拥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母送子、妻送郎、未婚妻送未婚夫上战场的事迹到处皆是。妇女们做军衣、军鞋，磨制军粮，站岗放哨，救护伤病员，掩护干部，军队驻防时帮助搞铺草、烧水、做饭。

过去，清河、渤海区习惯于男耕女织、男外女内。战争年代，男子参军、支前，农副业生产都落在妇女身上。妇女们拿起镰刀、锄头，学会了耕、种、锄、耘等各项农活，挑起了生产的重担。妇女真正解放了，社会地位、家庭地位也随之提高。

为革命，刘孟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如作家苗长水截杀，“在鬼子大扫荡时，李人凤的妻子刘孟带着老二生了老五，也就是说是二姐为五弟接生的……”

回头看，苦海沿边、黄河为患的滨州，没有大城市的渤海区，怎么就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创造了平原根据地的经验？成为华东站场的大后方？

其中，妇女解放的力量不可小视。放脚、扫盲，生产、支前、救护……助推了风起云涌惊天动地的解放进程。正因此，需要尊重、发掘、重新审视张岚、王梦林、夏明、刘孟等人的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