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知识!隋唐时期滨州境内三处(件)宗教遗存精讲

发布时间:2021-09-24 15:30:15   42431 作者:张卡

隋唐时期,社会大部时间趋于稳定,滨州一带的经济文化都获得了长足发展,人口数量亦比北朝时期增加数倍。然而,这一时期的遗址却发现得非常少,见之于考古的实物也多是零星发现。隋唐时期遗迹遗物发现较少,且明显少于两汉时期。至于其原因尚不明确,有待考古工作的进一步考证。虽然隋唐时期,滨州境内考古发现较少,但也呈现出一定的特点。一是宗教遗存较多,二是农民起义遗存较多,三是考古调查拣选了不少青瓷残片或邢窑白瓷瓷器,甚至还发现了窑址。

特别是宗教遗存,发现较多。除北朝时期至此时依然存在的龙华寺、乡义寺等众多寺院外,无棣的大觉寺与邹平的醴泉寺都十分有名。这与佛教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了隋唐时期更为兴盛有着较大的关系。这一时期,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等几支重要的佛教派别相继创立并成熟。

 

龙华碑的发现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龙华寺遗址上做了大量工作。2020年和2021年的考古发掘,更是发现了隋代和唐代的相互叠压的寺院遗址。隋唐两代寺院的发现,使我们对龙华寺遗址的性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早在1923年,博兴县龙华寺遗址的冯吴村地段便出土过隋代的龙华碑,碑额为篆书“奉为高祖文皇帝敬造龙华碑”,一时轰动学界。碑为石灰岩质,螭首竖式,分为首、身、座3部分。通高236厘米,宽106厘米,厚18厘米。阳面楷书阴刻28行,行50字。

(隋代龙华碑碑额)

其实该碑命运十分波折。早在道光二十年(1840)《博兴县志》便记载:“龙华寺在城东北二十里崇德社。隋时敕建也,有半截碑。”海丰吴式芬《攈古录》记:“故龙华道场建塔碑:正书,篆额,山东博兴,仁寿三年。”后又湮没地下,销声匿迹。1923年,该碑又在博兴县陈户镇冯吴村南出土,出土时字迹清晰,后有一古董商拓印石碑后,将“仁寿三年”以下20字击毁。此即《重修博兴县志》中所记载的内容:“隋龙华寺仁寿残碑……有燕估打碑数日,临去,将‘仁寿三年’以下二十字击坏,意以所拓为旧本,可以居奇。”20世纪50年代初,碑被运往黄河防汛工地,幸有识者发现,将其迁回原地。1956年移入县城。

(隋代龙华碑)

“龙华碑”今正文尚存1245字,基本完好。《八琼室金石补正》《全隋文补遗》《重修博兴县志》等收录此碑文,日本二玄社刊行有“龙华碑”拓本。清末民国学者欧阳辅在《集古求真》中写道:“额字为篆体而笔法作飞白,为额中所少见。碑文书法秀整劲拔,开褚、薛之先陆,非中唐以后人所能做到。”

(龙华寺遗址出土的贴塑有佛像、佛塔和宝相花的隋代青瓷罐)

张振国、李广英编著的《隋〈龙华碑〉及其考据》,李广英《镌刻的历史》,王凤翔、刘宝德编著的《滨州通史·隋唐宋元卷》,汪海波《隋“龙华碑”建毁年代考》均对立碑年代、碑文内容进行过考证,并认为该碑为修塔功德碑,而不是建寺记事碑,立碑年代应为隋炀帝时期。据“龙华碑”记载:“华塔者,地则故龙华道场之墟,其内现有古基,未及功就,属天回地转,柱折维倾……以仁寿三年……同至塔所,营其故基。”

由此可知,在隋代仁寿三年之前,龙华寺原址中就有龙华塔的“故基”,龙华寺及龙华塔至少在隋代以前就已存在,隋代应是对前代龙华塔的重新复建。至隋,龙华寺也已残破,文帝时期亦对其进行了重建。“龙华碑”的内容,主要是歌颂隋文帝。二是记载了晋王府记室参军及其兄长二人竭尽全力,共同建造龙华塔及相关建筑的事迹。建成后,命名殿堂号曰“五香”。龙华寺相关建筑落成后,光禄大夫、北海郡守到博昌县令等官方政要及其家属参加了相关仪式,寺院中的诸多维那(寺中僧职)也一同参加。“龙华碑”是滨州区域保存较为完好的隋碑,具有重要的艺术、史学和宗教价值。[李象润、李沈阳主编,王凤翔、刘宝德编著《滨州通史·隋唐宋金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14、415页]

 

高僧挂锡大觉寺

 

大觉寺,位于无棣古城外东南隅,唐贞观十三年(639)建,初名普照寺。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唐玄宗李隆基“诏天下诸州各建一寺,以年号为名”,遂奉敕改名为“开元寺”。此后,很多高僧大德曾挂锡无棣开元寺,其中就有五代时期的高僧恒超大师。明洪武初年又更名“大觉寺”,香火鼎盛,名贯冀鲁。

(大觉寺)

五代高僧恒超(877—949),俗姓冯,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后梁乾化三年(913)受戒五台山。后梁龙德二年(922)挂锡无棣县开元寺,在寺东北隅另创一院,弘讲经论。“挂锡”是禅林用语,即“悬挂锡杖”之意,也是“任一寺之住持”的别称。恒超大师共在开元寺居住了27年,宣讲经、论各30多遍。历任的棣州官员、过往的使臣、齐鲁之间的学者,或敬慕恒超渊博的学问和高尚的品格,或探讨参研学问,常常到寺拜访,商榷学问,甚至对恒超的学说提出诘难。对此,恒超大师无论多忙,都坦诚相待,互相参讨。恒超大师知识渊博,时而参引诸子史籍,时而证以佛家哲理,令众人无不心悦诚服。当时有一位姓李的郡守,一向敬重恒超的高风,提出要向朝廷上表举奏,请朝廷给恒超赐紫,以示荣宠。恒超淡泊名利,就写了一首明志诗:“虚着褐衣老,浮杯道不成。誓传经论死,不染利名生。厌树遮山色,怜窗向月明。他时随范蠡,一棹五湖清。”这首诗后来被收录入《全唐诗》第八二五卷,题为《辞郡守李公恩命》,传诵至今。恒超派人把这首诗送给李郡守,李郡守看了,又派人劝说恒超,希望他愿意接受朝廷的封赐。恒超矢志不移,以要躲避到卢龙塞外为由推辞。李郡守只好作罢。他“誓传经论死,不染利名生”,力辞赐紫的节操,被佛界赞曰:“清风凛然,披拂千古。”

后汉乾祐二年(949),恒超圆寂于无棣开元寺,享年73岁,僧腊(受戒后的年龄)35年。具荼毗礼,收舍利200余颗分施之。外缄50颗,于本院起塔以葬之。后汉宰相冯道当时还不知道恒超圆寂的消息,他还特意奏请朝廷赐号“德正大师”,尽管有违恒超大师的生前遗愿,但人们还是把后汉皇帝赐号的圣旨刻在了石塔之上。

恒超大师的事迹,在宋代高僧赞宁(919—1002)所撰《宋高僧传》卷七〇五代《汉棣州开元寺恒超传》中有较详细的记载。恒超挂锡无棣开元寺,对滨州地区佛教的传播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现寺内有天王殿、前殿、后殿、观音殿、伽蓝殿、祖师殿、海丰塔。唐代寺院塔基底部还保存完好。民国《无棣县志》载:大觉寺塔,俗称海丰塔。始建于唐贞观十三年(639年),高十三层,八角叠檐式砖石结构,塔基高为两米。一级券门上额书有“文笔冲霄”四字,塔身内建有迥形踏步通道,可以逐级相通,每级南面设有拱顶券门,形同景州古塔。明正德、万历年间,邑人两次维修;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夏,海邑地震,塔倾其半,古塔年久失修,时有倾圮之危。1956年,经省文物主管部门批准拆除,塔基底部未发掘,完整地封存于地下。1991年,县政府筹资155万元,在原塔基以北50米处重建海丰塔,并由全国著名建筑设计大师张镈设计。重建的海丰塔为八角楼阁式,高42米,13级,是年7月动工,1992年9月竣工。中国佛教协会时任主席赵朴初题写“海丰塔”塔匾;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李铎为海丰塔题写对联“海裕无双邑,丰余第一州”。2006年12月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李象润、李沈阳主编,王凤翔、刘宝德编著《滨州通史·隋唐宋金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10、411页;张卡执行主编《滨州文物通览》,齐鲁书社2014年版,第39页]

 

国内发现最早的铜造老子像

 

隋唐时期统治者采取了佛、道并重的政策。唐朝建立后,使道教成为皇家宗教,曾多次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普建道教宫观,史籍中也不乏在山东诸州同时兴建道观的记载。如隋开皇年间,文帝曾诏令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唐乾封元年(666),高宗诏令于“兖州界置紫云、仙鹤、万岁观,天下诸州普置观一所”[《旧唐书·高宗纪》];弘道元年(683),高宗诏令诸州置道观上州三所、中州二所、下州一所[《全唐文》卷九四四,杜光庭《释老君圣唐册号》];开元十年(722),玄宗诏“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册府元龟》卷五三《帝王部·尚黄老》]。即使如此,道教道观无论从数量还是规模上来看,都远不如同一时期的佛教寺院,且遗迹今多已不存。[李象润、李沈阳主编,王凤翔、刘宝德编著《滨州通史·隋唐宋金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17页]

在不多的道教遗存中,有一尊老子造像十分有名,这就是出土于博兴龙华寺遗址的开皇十一年(591)孔钺造老子像。这件像也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铜造老子像。

孔钺造老子像为单身老子坐像,通高13.6厘米,宽5厘米。老子戴道冠,面清瘦,眉目细长,蓄长须。着对襟窄袖道袍,躯体瘦长。左手下垂扶案几一角,右手上举执麈尾,盘腿坐于四足方座上。身后有圆形头光及椭圆身光,头光内刻莲瓣纹。身后铸光背,上半部阴线刻一树,若垂柳。四足方座上刻铭文:“开皇十一年十月,道民孔钺造老子像一躯口德。”该老子造像糅合了道教造像与佛教造像的某些特点,可谓释老相参。如戴道冠,着道袍、蓄须、执麈尾、扶凭几坐于树下,具有道教造像的特点,但其身后头光中的莲瓣、舟状的光背及四足方座,却又借鉴于佛教造像的形式。该像是这批造像中唯一一件道教造像,体现出佛、道合流的趋向。

(白鹤观只剩残垣,唯此古槐依然屹立)

另在无棣还发现有白鹤观遗址。白鹤观遗址是唐代道观遗址,位于无棣车王镇白鹤观村西首50米处。现庙基为隆起高地,南北长54米,东西宽26米,面积约1400平方米,高出地面0.5米。白鹤观村杨氏谱书载:“唐代此处有一寺庙,庙前有一棵树,树南有一眼甜水井,庙西临小河,庙东有湾塘,环境幽静,景色宜人。传有白鹤飞来,故名白鹤观。”庙前古槐尚存。2002年11月被无棣县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责任编辑:王光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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