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州百名历史人物】“法王”智光

明朝宣德十年（1435年）夏天的一天，北京阜成门外的三塔寺附近车水马龙，王公贵族、内侍、僧侣以及京城的名流和众多的普通百姓争先恐后地赶来，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瞻仰名僧大国师智光的火化盛典，祈盼得到一枚大师的舍利。

智光，字无隐，明朝武定州人，即今天的惠民县人。智光本姓王，父亲叫王全，母亲董氏。智光是他的梵语名的汉语意义。他出生在元朝至正八年（1348年），幼年时，聪明异常，阅读书籍，过目不忘。15岁时，他辞别父母，离家到大都，进入法云寺，皈依佛门，拜天竺高僧萨诃咱释哩为师。洪武二年（1369年），萨诃咱释哩带领智光等高徒前往五台山修行。洪武七年（1374年），萨诃咱释哩带领智光等12名高徒到南京的钟山寺院，朱元璋特地在皇宫召见他和他的弟子们，给予高度评价。从洪武九年开始，智光追随师傅到浙江普陀山、天目山等地，足迹遍江南名山，再到安徽宣城的水西寺，庐山的东林寺，两年后再回到钟山，得到朱元璋的接见和众多赏赐。智光奉朱元璋之命翻译师傅的《四众弟子菩萨戒》，“词简理明，众所推服”，表现出了极高的语言天赋，由此得到朱元璋的器重。

一、智光出使西域

智光共3次出使西域，最远到达今天的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带，是明朝初年沟通中西文化的重要使者。

洪武十七年（1384年），智光奉命率徒弟惠辩等出使西域。这个时期，印度的佛教已经衰败，尼泊尔地区成了佛学的又一个圣地，西藏的学者多到此处深造。智光的学问折服了当地的高僧，他传金刚坛场四十二会，人们把他奉为圣人。这次远行的成果非常丰硕，尼八剌（尼泊尔）、西番、乌斯藏（西藏）等好几个部族、番国，都派使者携带礼品跟随智光朝觐明朝，史载他们：“上表贡方物、马匹、镔铁剑及金塔、佛经之属，贺明年正旦。”《明史》在西域传中记载说：“尼八剌国，在诸藏之西，去中国绝远。其王皆僧为之。洪武十七年，太祖命僧智光赍玺书、彩币往，并使其邻境地涌塔国。智光精释典，负才辨，宣扬天子德意。其王马达纳罗摩遣使随入朝，贡金塔、佛经及名马方物。二十年达京师。帝喜，赐银印、玉图书、诰敕、符验及幡幢、彩币。”出访一次，来回三个寒暑，其翻越雪山、走过荒漠戈壁的艰难程度不言而喻。

在第一次取得极大成功的基础上，朱元璋接着就派智光再次出使西域，目的地仍然是尼泊尔。西域各方国依旧派使者携带礼品跟随智光朝觐明朝。

1402年，明成祖朱棣夺取侄儿的皇帝位仅两个月，就命智光第三次出使西域。智光携带朱棣皇帝的诏书和白金、彩币等礼品，前往乌斯藏、思达藏、朵思藏、灵藏、尼八剌等处。智光此次出使，历时三年多，除却宗教原因外，还有宣示朱棣皇权的政治目的。智光不辱使命，他精通西域各部的经书，在西藏各地遍讲佛法，宣传圣化并收取弟子。其中，哈立麻法王不仅诚心归附明王朝，而且不远万里亲自到南京朝觐朱棣，进贡方物，这是在政治上对朱棣的极大支持。朱棣对智光的表现非常满意，封他为右善世。

二、智光的晚年

智光受封为右善世后，在南京继续潜心研究和翻译佛经。永乐十五年（1417年），智光奉诏到北京，居住在崇国寺，受到永乐皇帝的召见，并赐予他国师冠、金丝袈裟、禅衣等物品。明仁宗继位后，鉴于智光“克光扬于佛道，式敬事于朝廷”，特“赐号圆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广善大国师”，赐以金印、冠服、伞盖、幡幢、车马以及供器、法乐器等，让他居住在能仁寺。

宣宗继位后，仍然特别关注智光。宣德三年（1428年），皇帝奉太皇太后谕旨，动用国库储备，在京城西北金朝清水院旧址修建大觉寺，以便让智光移居这里颐养天年，并命礼部度百余名僧人跟从他学习佛法。智光用自己的积蓄和化缘得来的钱物，雇工在寺旁修一石塔，以备寿终后收葬股殖。

宣德十年（1435年），明英宗继位，加封他为“西天佛子”，这是汉僧中无人享受过的称号，并同时赏赐他玉印、宝冠、金织袈裟、仪仗车马、法器之类。同年农历六月十三日，智光圆寂于大觉寺，享年88岁。智光的火化仪式在明英宗的亲自安排下进行得隆重热烈。仪式完成后，得到无数的晶莹舍利，如同珍珠，人们遵照智光的遗愿，把骨殖的主体埋在他自造的塔中。其弟子和信徒，分配其余骨和牙、发等舍利，在另外五处建塔保存，其中，他的上首弟子在五台山普恩寺建塔。

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皇帝怀念智光的功业，命人绘像，并在他的遗像上写了赞词：“托生东齐，习法西竺；立志坚刚，秉戒专笃； 行熟毗尼，悟彻般若； 澄明自然，恬澹潇洒；事我祖宗，越历四朝；使车万里，有绩有劳；摅沥精虔，敷陈秘妙；玉音褒扬，日星垂耀；寿康圆寂，智炳几先；灵消旷海，月皎中天！”《明史》评价他说：“历事六朝，宠锡冠群僧，与渊然辈淡泊自甘，不失戒行。”天顺四年（1460年），英宗又追封智光为“大通法王”，在此之前，只有藏族僧人才受封“法王”，从智光开始，汉僧也有资格封为“法王”。

三、智光的修养

智光是一位禅宗禅师，他不求名誉地位，淡泊宁静，潜心研究佛法，与元末明初的禅僧中流行的浮华作风迥然不同。元朝末年，厚待僧人，寺院富裕，培养了大批的翰墨高僧，他们和世俗的官员们相互酬和，浮名虚妄。进入明朝后，朱元璋不像蒙古贵族那样宽容，他要求这些僧人要为皇权统治服务，或出使，或为僧官，或还俗做地方长官。智光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他潜心佛法，从梵文佛经翻译出有关戒律的著作，出使归来后，对于皇上的赏赐从不张扬，谨守本分。朱元璋兴起胡惟庸大案，杀掉的人员数以万计，僧人也深陷其中，有64人被杀。其中的几位高僧，都和智光熟悉。智光幸免于难，就是因为他未结交权贵。智光为人谦逊，从不用皇帝恩赐的仪仗出入。宣德皇帝曾经派宦官问他，为什么不用仪仗，智光回答说，自己平生只知道持经守戒，没有什么功劳，只能珍藏和保护这些赏赐，如果使用了就增加了自己的过失。

智光对印度文化的研究相当精深，他在翻译了师傅的《四众弟子菩萨戒》后，还讲授过《心经》《仁王护国经》《大白伞盖经》等等，他用藏语讲课，培养了一大批学生，其藏族弟子则用梵语教授宫中的内侍们诵读经典。史载，明成祖朱棣与他“论三藏之说。领会深奥。大悦之。”

智光得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始的前六位皇帝的高度推崇和信任，其得到的封号，屡开汉僧先河，是得道高僧。智光有弟子数千人，其中著名的有几十人。晚年，他的修行愈发高深精妙，对于探究学问者，智光总是不厌其烦，深得众僧佩服。

作者单位：中共滨州市委党史研究院（滨州市地方史志研究院）

原文采自《滨州百名历史人物》，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