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的思维智慧

发布时间:2020-03-03 09:21:57    作者:扈光珉 来源:滨州日报/滨州网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佘春明提出了做“三专”干部的要求,其中第一“专”就是专业思维。借鉴《孙子兵法》中蕴涵的思维智慧,对提升广大干部的专业思维能力大有裨益。

孙子文化蕴含的智慧的突出特点之一是注重整体,长于综合,体现出中华文化朴素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整体思维的优长。比如在观察战争问题、分析战争构成要素时,孙子提出“五事”——“道、天、地、将、法”;对决定战争胜负、国家安危的将领的要求着眼于“智、信、仁、勇、严”五个方面;在判断战争胜负时,孙子提出“七计”——“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作为判断战争胜负的客观基础。这一思维方式的优点在于能从宏观上把握研究对象的原貌,以便从中探索贯穿其中的基本法则,避免大的偏向与过失。

恩格斯说:“思维是人类最美丽的花朵。”《孙子兵法》贯穿着朴素的唯物辩证观念。它着眼于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否定“天命论”打破“鬼神论”,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以“奇正”“虚实”“强弱”“攻守”“彼己”“迂直”“勇怯”“利害”“胜负”等辩证矛盾关系,从不同侧面,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战争的本质和规律。同时,又超越了战争与军事,把“非战”“非攻”“不战”作为主帅用兵教戒的最高境界,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哲学启迪。

世界历史中的每一种文明类型都有自己的战争文化,可是没有哪一种战争文化能像中国传统兵学文化那样注重德性伦理和武德传统。《孙子兵法》注重对战争道德的倡导,孙子“不得已则斗”“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展现了军事人道主义的光彩,这种思想影响到后来的军事家孙膑,他提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也表达了人道主义始终是古代军事家瞩目的焦点。在《孙子兵法》中孙子讲“仁”有三处:一处是仁勇严,“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大意应该是“爱人、宽厚、容人”。在用间篇中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可以理解为:一是爱惜百姓生命;二是爱惜百姓财物;三是爱惜百姓和平环境。三处是“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不能使间”。此处的仁大意是:“仁德、恩惠、忠义”。

追求和平,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所追求的梦想。在人类几大文明形态中,中国具有重武德甚于武功、爱好和平甚于战争的传统,军事文化中具有鲜明的爱好和平的色彩。在孙子文化中的反映就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的慎战态度和“先为不可胜”的积极备战思想以及“拔人之城非攻也”“毁人之国非久也”的反对滥用暴力的思想。应该说,这种反对滥用暴力、崇尚和平的战略文化代表着人类对和平理想的不懈追求以及维护和平的能力和智慧。在战争未发生之前,孙子主张用和平的方法“伐谋”“伐交”解决冲突,指出“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在战争不可避免时,孙子以人道的精神来指导战争,力求把战争的危害降到最低。这不仅被理解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同时也被视为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孙子提出的“先为不可胜”“不可胜在己”“修道保法”“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思想所表达的是以实力赢得和平,以和平达到安全的战略,它是中华民族生存智慧的结晶。

孙子文化所展现的中国智慧并不亟亟于抽象的思辨,而以重历史、重人事、重经验见长。这些特点,在实践性极强、容不得半点虚妄的古典军事学领域中,得到了极为鲜明的体现,孙子也将自己的全部理论,牢牢植根于实践经验的沃土中。比如在《孙子兵法·形篇》开篇中孙子说在战争准备上,做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是“昔之善战者”,并把这句话作为全篇的纲领,借此将争“胜”作为自己对战争的目的立论;在力量对比的分析上突出强调要加强军事实力,争取占有强大优势,造就“胜兵以镒称铢”“胜于易胜”的有利态势。在《九地篇》中,再次提出“能使敌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对于这种阵法,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分割包围。孙子直言这是“所谓古之善用兵者”能够做到的宝贵经验之谈。

孙子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非常多,但“修道保法”是极其重要的一点。明确提出:“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又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很明显,孙子在分析战争的胜负时,第一条就是人心向背、同心同德、上下一致这些“软实力”,而不是什么武器枪炮这些硬物质。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的那样,“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尚“利”是孙子兵学思想的主线之一。《孙子兵法》全书谈到52个“利”字,强调“兵以利动”的利本观。《计篇》提到:“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军争篇》又讲:“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和为变者也”;所谓:“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等等。无论是对战与不战的宏观决策,还是对战场上攻守转换的具体指导,孙子都毫不含糊地要求人们进行冷静、周密的利弊权衡和得失比较。可以说,“利”是孙子思考战争问题的核心内容,是孙子建构其军事理论的根本和基础。这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中,是独树一帜的。直至今天,《孙子兵法》风靡世界,与此观点不无相关。

《孙子兵法》十分讲究心战,虽然没有明确说“攻心为上”,但关于治心的思想还是十分明确的。他说:“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孙子兵法》中的“伐谋”思想更是尽人皆知。《孙子兵法》十三篇本身就是“伐谋”之作;而“上兵伐谋”的名言更是家喻户晓,这一观点至今熠熠生辉,广为应用。(作者为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

责任编辑:董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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