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滨州“两会”的召开，市委佘春明书记提出了“滨州六问”，振聋发聩，引起大讨论。笔者第一时间写了一篇《面对“滨州六问”，滨州应该变在哪里》也引发关注。在“滨州六问”提出一周年之际，我也写过关于答“滨州六问”一周年的文章。很多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为什么笔者有如此多的思考，其实答案很简单，我来自黄三角，却在长三角地区生活了十年，而这十年里，我从不间断的研究黄三角地区与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从不间断的研究滨州和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别，自然深有体会……
今年“滨州两会”的召开，有着宏大、复杂、深刻、意义深远的背景，“滨州六问”一年后的“两会”上，市委佘春明书记对滨州提出“七强之路”，这无疑又给新一轮滨州的发展指明方向。不论干什么，抓工作，谋大局，必须要抓住主要矛盾，抓住主线，而这次的“七强之路”其实释放了很多信息，这里面明明白白的讲明白了发展的方向，其实这就是工作的中心和主线。作为站在历史机遇窗口期的滨州，在经历了“滨州六问”思考之后，在“七强之路”面前，如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跨越呢？笔者认为，处理好七大关系，滨州发展必破。
第一，处理好黄河与渤海的关系
处理好黄河与渤海的关系，也就让“七强之路”更加宏伟。滨州人对海的概念是很淡的，这如同之前的苏州人看待太湖。在很早以前苏州人对太湖没有什么概念，原因是苏州的市区距离太湖有点远，市内的其他资源丰富也就没有想起太湖，可是当无锡全力打造出太湖品牌的时候，苏州人有点慌了，为什么，因为太湖三分之二的面积在苏州，而无锡的市歌《太湖美》也是写在苏州，无锡用三分之一的太湖面积夺走了太湖的全部，这当然不可接受。于是苏州人便痛定思痛，开始思考，也就有了现在的太湖新城。苏州的太湖新城可谓鸿篇巨制，未来可期。为什么滨州人对海没有什么概念，其实也不光滨州人，从潍坊往西一直到沧州这一线其实对海都没有什么概念，我们是靠海不见海，距离上有问题，这与苏州和太湖的关系像极。作为滨州黄河是母亲河，九曲入海，穿城而过的只有兰州和滨州，而滨州同时又在渤海南畔，这两个因素可谓是自然的双重叠加，所以如何来利用好黄河与渤海这两大资源正是我们要思考的。
对于此，笔者是这样看待的，受自然条件影响，黄河是精神层面的，而海洋则是经济层面的，所以处理好黄河与渤海的关系就是要向黄河要精神，向渤海要经济，要发展，滨州的发展，向北，向海，向未来。在南方生活的这么多年，我总是在办公室的那张中国地图面前，用一支铅笔在上面圈圈点点，很多企业家推介滨州，中国最后一个大湾区，两个半小时到北京，未来京沪东线、环渤海高铁、济滨高铁米字交叉，三个小时到上海，渤海边丰富的土地、交通等资源，说的这些企业家艳羡不已，尤其是对渤海上的码头，更是兴致极高，当然受自然条件制约，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码头太小。我的回应是小不要紧比没有那可是强多了，而且还可以努力变大，说的他们一个劲的点头。不论从哪个角度，我们在未来经济发展上，整个谋篇布局上，应该是发挥好黄河南部邹平、博兴的基础优势，进一步做大做强，而突破的跨域发展，向北是方向，向海是出路。
对于黄河，如何把精神转化成物质，转化成经济？其实黄河是中国人最宝贵的非物质文化财富，而我们山东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集聚的地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山东的官方如此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是在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始终未得到好的经济转化，其实这也不是我先问出的问题，而是我和一位年轻的企业家聊天时她的疑惑，而她，只是80后，比我岁数还小，但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自己的企业是知名企业。这其实可以给滨州以机会，以此次滨州文旅体育集团成立为契机，山东本来已有但却一直未重视的非遗资源优势，搭建一站式非遗创新转化平台，构建非遗资源创新转化的全产业链新模式。整合非遗及文创、金融、销售终端等产业资源，以建设非遗主题产业园区、导入文创产业基金投资孵化项目、推进非遗文创IP和内容生产的长期战略。
第二，处理好滨州与京津冀、长三角的关系
如果说处理好黄河与渤海的关系是滨州对内发展思路的话，那么处理好滨州与京津冀、长三角的关系，则是滨州的外部整合问题，这能够让“七强之路”更加有效整合资源。毋庸讳言，京津冀和长三角的发展模式是迥异的，我们不难发现但是可能很难理解的一个现象，那就是环京津一圈的经济始终无法蓬勃发展，甚至很落后，而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则是灿烂若星，昆山、江阴、张家港、常熟、太仓……这些县级市的地方财政收入都达到200亿以上，它们如雨后春笋，梯次推进。
说难理解也不难理解，北京地区是政治文化中心，而长三角不是，长三角是经济中心，这是两个地区的定位以及职能所决定的。所以，作为滨州的发展而言，要注意如何在京津冀和长三角之间如何获取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是值得思考的。这就要我们注意汇集资源要素，用新的视野拓展开放空间。从现实基础看，如果站在滨州看滨州，配置资源仅限于市内，资源要素终究是有限的，市场空间终究也是有限的，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发展的问题。所以这时候，京沪东线这个机遇摆在了我们面前，这条线路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机遇明显，挑战也不可忽视，那就是高铁虹吸效应，会不会把我们本土的人才或者其他优势企业顺着铁路带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瞪起眼睛来，抓住机遇，努力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这就是开放型经济。
发展开放型经济，一定要与长三角地区形成良好的互动、紧密的互动，而且是越密切越好。只有这样，开放型经济才能更加快速的建立，开放型经济看起来是一个资本投入、市场流通的问题，但实际上体现了一个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的水平，不仅有利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更重要的是具有导向、激活、倒逼效应，对于优化发展环境、完善功能配套、建设符合国际惯例的商务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与长三角的互动过程中，应该注意把握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每个活动的主体要素要有开放的视野。要知道，视野有多宽广，舞台就有多大。对于城市而言亦是如此，青岛之所以在山东第一，苏州之所以在江苏第一，就是如此，因为他们在对外开放中的国际化视野非常关键，所以我们必须要跳出滨州看滨州，跳出山东看滨州，滨州的区位优势未来是具有国际化优势的，解放思想、开拓视野、打开胸怀，让全世界的资源为我所用。当然，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招商，都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是一个点滴积累的过程，也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化招商的难度更大、过程更漫长。
在这方面，笔者发现“以商招商”、“以人招商”非常关键，举一个例子，最近一段时期我一直在为滨州招商引资付出自己的所能，当我面对某重大的国家级项目时发现他们在山东的布点选择只有青岛和烟台，我便利用个人的资源说服该企业的华东区负责人，让他了解滨州，于是就像前面所说的在办公室的地图上和他圈圈点点，然后他被打动，然后他又用一个小时的电话把集团的一把手打动，这样滨州就成了选点之一，然后就双方接触，再实地考察，再然后就是落地细节，目前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过程中。在长三角这种资源特别密集的地区，一定要重视资源的有效对接性和直达高层性。又比如三年前，山东胶东某区一个项目，当地政府需要对接某企业，而该企业总部在苏州，他们只能对接到山东公司的负责人，但是山东地区负责人根本无权限，后来这个区的一个领导认识我一个朋友，而我这个朋友又知道我和该企业总裁熟悉，就这样，就让胶东这个地方的政府直接对接到了企业最高层，推进了项目落地。这样一来，方便、快捷、高效。另外，我们要主动融入到国家战略中，从国家政策中挖掘更多资源。再就是要具有开放的环境。良好的环境是开放发展的生命线，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我们在硬件方面正在完善，要想在新一轮开放发展中赢得主动，就应该在软环境上多下功夫。在政策环境上，继续推进审批服务改革，减少不必要的审批和收费，主动为企业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市场开拓、融资支持等多环节、全方位服务。
第三，处理好“产”与“城”的关系
处理好了“产”与“城”的关系，也就让“七强之路”更有抓手。我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我宜兴一个朋友，他的企业在宜兴远郊，他通过年薪七八十万的样子聘请了六个博士，结果一年以后六个人只剩下一个，为什么？他的工厂周边非常单一，除了大自然还是大自然，出来都没地方去，所以最后几乎全部跑光。这其实就是涉及到产城融合问题，而滨州的向海发展，要解决的的产城融合问题，到了我们的北海新区和沾化临港产业园，除了厂就是厂，购物、娱乐、餐饮非常单调，交通上工人还得拼车、开车，其实这些都制约了“产”的发展。
“产城融合”在不同的城市化状态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对于发展成熟的主城区而言，“产城融合”要适应服务业的发展，发挥城市的规模聚集效应。城市的高密度的人口结构所对应的就业要适应两种服务业就业人口，与创新产业结合紧密的高端服务业，满足城市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的传统服务业。而在远郊区的不同规模的工业区，规划空间的利用更要适合大量的蓝领工人和外来的农业转移人口，而不能把主城区的功能和景观特点复制到以工业为主导的开发区“产城融合”模式。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深入思考。而在这个产城融合的布局方面，沾化绝对是重要一环，这绝不是因为我本人是沾化人则这样来描述，而事实就这样的一个状态。沿海地区布局各种类型的工业，而这里工作的群体不论中高层还是产业工人，他们去滨州主城区的距离都在100公里以上，而到沾化则只需要40—50公里，此时，沾化成为临海与主城区的重要连接点，是临海地区发展的大本营。
从这一个角度讲，在新一轮“产城融合”的规划布局中，沾化的地位不可忽视，而首先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交通。目前制约滨州向海发展的重要问题就是交通，要本着“大路大发、小路小发、无路不发”的理念，建造滨州出海大通道，这个出海大通道需要是设计时速100KM的封闭的快速路，具体建设模式可以参考吴江区的南北快速路（苏州市吴江区为了沟通主城和经济大镇盛泽的沟通建设了一条南北快速路沟通南北），这样就把滨州主城区、沾化区、滨海地区全部串联。这条出海大通道与京沪东线高铁同步建设，与高铁新城同步建设，等高铁通车的时候，滨州出海大通道随之建成，而招商引资的项目也随之高铁、出海通道同步建成，这样会吸引一大批外资入驻。
第四，处理好“优”与“新”关系
处理好“优”与“新”关系，也就让“七强之路”更扎实，这主要是说要优化层级结构，用新的理念指引产业发展。“七强之路”首推的就是实体经济，而实体经济比如包含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如何处理好这里面的结构非常关键。按照国际惯例，以两个传统产业加一个新兴产业的发展体系比较科学的。在这个产业结构里面工业制造业是极其重要的环节。
工业制造业的发展，作为政府应该要重视其内在的各个层级之间、各个环节之间的衔接问题，如果有这样的意识，在招商引资的过程更容易打动客户，因为重视这方面的发展，能够在形态上又不断走高，形成产业结构、发展能级渐次推进的格局。具体到滨州而言，最基础层面的就是传统产业，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在内在的发展中绝对不能否定传统产业的作用，因为传统产业是产业结构中最坚实的基础产业，对于现阶段的滨州发展实体经济也要重视这一点，以目前的条件绝不可不能好高骛远、贪大求洋，必须扎扎实实地做好传统产业。当然，这里所说的发展传统产业，绝不是发展落后产能。再上一个层面则是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大家一定要厘清一个概念，传统产业绝对不是夕阳产业，传统产业里面同样也有前沿产品、高科技产品和先进工艺，比如我们滨州自身的铝业、纺织加工业。我们要做的是注重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将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植入传统产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在当今时代一定要重视互联网改造传统产业的作用，让传统产业实现灵活生产、零库存和互联网营销，一句话就是实现“云端制造”。要在“互联网+”、定制经济等方面闯出一条路子，为下一步深化融合创新，利用网络大数据为传统产业助力打下基础。最高一层也就是新兴产业，也就是工业上常说的先进制造业。当前各地都在积极布局新兴产业，我们在这方面要注重突出引领性、先导型，总的来说，要符合科技革新的方向、体现绿色环保的理念、顺应互联网发展的浪潮、满足人的个性化需求。对于这些产业而言，他们代表了发展方向，在竞争力和生命力上都更加长久，有的甚至一个点可以实现一个面的突破。对于这种产业项目，笔者建议可以与企业共同研究，可以把技术、产品的研发中心放在北上广这类大城市，成果转化可以放在滨州本地，这样人才资源和其他资源可以有机结合，能够解决人才、资源不匹配的问题。这样三个层面搭配起来，我们也就能够抢占产业布局制高点，培育永不落后的产业，形成最合理的“梯次”结构。
第五，处理好“内”和“外”的关系
处理处理好“内”和“外”的关系，也就让“七强之路”资源更加灵活。经济社会的发展，无非就是资源如何盘活、资源如何配置的问题，有些地方招商引才，不惜用重金和血本，制定了许多“对外不对内”的特殊政策，大有一种“舍得一身寡，敢把外商拉下马”的态势。由此而形成了外商能够享受的政策优惠本地商人不能享受，引来的人才能够获得的岗位、待遇、级别原有的同等人才不能获得等尴尬局面。结果虽然引来了一些外商，但却造成了“内伤”，对本地企业带来了伤害，打击了积极性。在当前的经济条件下，“引”与被“引”、“招”与被“招”本身都是相对的、互换的，今天你从他处引来了人才，明天别人也会挖走你的骨干，没有所谓的“出”就无所谓的“引”。要做到多“引”少“出”，从而守住自己的阵地，保住自己现有的企业，就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机制和宽松的环境，这种机制、环境，甚至优惠，必须是公开的、公平的、同等的，而不是保密的、偏见的、歧视的，也不是仅仅为外来者所定，为少数人所为。否则即使凤凰飞来了也会飞走，企业落户了也会搬走，资金到位了还会白白地流走。这样的招商引才不是三加二减五，而是减六、减七……这样会引发一个恶性循环。事实证明，引进企业必须关心企业。这种“关心”“尊重”又必须是一视同仁，而不是内外有别，划地为牢，施以法外之“恩”。同时这种“招”还必须是以推动经济、促进发展为目的，而不是搞形式、造声势、片面追求招商“政绩”；也必须与现行的经济体制和世贸规则相适宜而不是背离。否则会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关于招才引智方面，要视野更宽广一点，要大胆、大力度的在南方发达地区挖掘现有的人才，不论是发展经济还是做其他工作，人的见识非常关键，否则只能是闭门造车、坐井观天，所以要在南方发达地区引进人才这一举措是非常有必要的措施，可以用灵活的政策，不一定必须要落户滨州，可以项目化运作，用他们的经历、经验、资源，进一步结合滨州实际，实现本土化，助力滨州发展。
第六，处理好“种”和“养”的关系
处理好“种”和“养”的关系，能够让“七强之路”的基础更加稳固。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给我们以深刻思考，而作为产业基础的第一产业应该用的新的思路来指导。第一产业是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所以要注意引导、调整种养结构，用新的方式继续推动农业转型。在新的形势下，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我们还要看到负面影响背后带来的调整的机遇，应该在市场调控的基础上，积极运用政策手段，对农业粮食生产、经济作物生产、种养殖方式、结构和深加工进行引导和调整，努力做到增产增收。要注重推进粮食规模化生产。实践表明，种粮规模化种植能够产生更大的效益，在推动粮食规模化生产上，尤其是要发展200—300亩的家庭农场是一条便捷之路。要针对家庭农场融资难以及仓储、机库等配套设施用地难问题，以贷款融资、职业培训、信息化服务、农业保险等手段，提升粮食生产规模化水平。再就是推进种养殖结构调整。种养殖结构怎么调？就像前一阶段的猪肉价格暴涨，其实和非洲猪瘟关联并不大，实际还是种养结构出了问题。
要知道，市场最有发言权。作为政府绝对不能命令农民必须做什么，而是不要轻易禁止农民做什么，猪肉价格上涨背后就是这个惨痛的教训。要始终坚持市场需求导向，引导农民进行种养殖结构优化。可以探索出台市场化引导政策，适当鼓励发展种养结合循环农业，提高种植比较效益；抓住电商纷纷抢占农村市场的重要机遇，利用“一村一品一店”平台，围绕市场需求调整种植业结构，供给多样化的农业产品，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再就是要大力推进农业工业化。打造现代生产体系，不能只在农业内部考虑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还应该把产业链、价值链等工业化发展理念和组织方式引入农业，促进农业产业链条的前延后伸。比如鼓励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推进骨干企业技术升级改造，主攻产品增值，形成多元化、系列化、专业化的产品加工体系，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第七，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让“七强之路”更有活力。这里主要是如何引导社会参与的问题，探索用新的机制做好民生事业。其实国家层面老早就提出要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能由政府购买服务提供的，政府不再具体承办；能由政府和社会合作提供的，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加快社会事业改革。对于我们滨州而言，在接下来民生工作工作中，需要进一步探索以政策引导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政府的作用是促进公平，而市场的作用是提高效率，如此一来，民生保障更专业、更有效、更有活力。这项工作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短板补齐、底线兜住，政府责任要凸显，需要保证基本的民生底线，主要体现在低保、医保、住房保障以及对各类特殊群体的保障方面。关于这些工作，笔者一直举例子，那就是高铁上出售盒饭，15元的盒饭不能断供，这就是底线问题，同时还供应45元的、60元的，这就是所说的第二个方面，引入市场机制解决多元化需求问题。只有引入市场机制，社会协同作用才能够发挥的更加明显。在社会保障上，发展与基本医疗、养老保险有机衔接的商业保险，鼓励企业和个人通过参加商业保险及多种形式的补充保险解决基本医保之外的需求。特别在公共服务供给侧，按照“保基本、放高端”的理念，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弥补政府在提供高端公共服务方面的不足，促进民生服务的多元化、优质化。在扶贫方面这个思路照样适用，我们可以按照精准化扶贫思路，探索“政府组织、企业实施”方式，探索社会化扶贫思路，把企业参股融资等方式灵活运用，让扶贫项目与企业的运营自然融合，企业不仅盈利，农民还因此脱贫，一举两得。
总之，从一年前的“滨州六问”再到今年的“七强之路”，再看到滨州的现实发展，作为一个在外生活的滨州人，为之振奋。用我在答“滨州六问”一周年里那篇文章里面的一句话结尾吧，我们应该感到幸运，因为我们是答题者，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滨州的发展史上会有这么浓重的一笔。让我们做滨州的一条溪流，让我们唱着欢乐的歌儿和向上的调子，汇入滨州发展的这片大海…… 滨州发展系列：面对“滨州六问”，滨州要变在哪里？咱滨州变了，大干一场又何妨？ 让出的是C位，亮出的是“段位” ——评滨州市委书记佘春明让出“C位” 答“滨州六问”一周年：让我们做滨州一条溪流
（作者 边瑞鹏，山东沾化人，做过记者、当过编辑，曾在检察机关工作，现为律师，定居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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