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结合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十九届四中全会围绕农村发展明确指出：必须推进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其中，自治定义为村级组织自我管理和运作，直接面向农村群众。法治则表现为行为规范和法律约束下的运作机制。德治是指社会普遍道德意识约束，并进一步实现新形势下规范创新。

当前农村的社会结构处于深刻变动的时期，人口结构、社会阶层、组织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原本传统村庄的封闭性、稳定性被空心化、流动性取代，原本单一的务农阶层分化为依赖不同经济来源的多重群体，因此推进综合性极强的“三治”结合，则必须打好组合拳和集团作战。

打好“党建引领”主动仗，筑牢领导核心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引领力、战斗力方面还有差距。集中表现在：有的党支部在落实上级决策部署上认识不清、态度不坚决；有的农村党支部开会变成“举手”“收党费”“发材料”；村“两委”成员在群众眼里是“干部”，却不在体制内，上级党委政府对村“两委”约束、管理停留在党纪范围内，缺乏有效制度约束；有的村将发展党员作为扩充“家族势力”的工具，见好处上，见困难就推诿扯皮，甚至有个别党员将党员身份作为进入政界或参加人大、政协的跳板，入党初心发生了动摇。

事业发展需要干部担当作为，滨州市坚持在工作一线考察识别干部，把那些勇于担当、敢于作为，经验丰富、富有热情，精力充沛、理念先进的干部推到工作一线，进而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团结带领党员群众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打好“顶层设计”主动仗，画好工作路线图

基层综治工作存在着理念不健全和手段行政化、碎片化的问题。“三治”结合绝不是简单的加减法，而是要实现牵一发动全身、管中窥豹的技巧，最终实现1+1+1=100的目标，推动农村工作实现综合发展、可持续发展。如，各地近年来持续开展的村级党组织评星定级活动，就是一种自上而下贯彻实施，同时又自下而上监督落实的政策。主要内容是通过亮身份，让群众来评判的方法，选好、用好村“两委”班子特别是配强村党组织书记。同时，深入实施的“三资管理”、村级财务审计督查等方式，进一步提高了村民对村“两委”的信任度，提高了党组织特别是党组织带头人的威信，又同时受到了有效监督，保证了公正公开履职尽责。

打好“执行落实”主动仗，实现治理能力提升

“三治”健全而有效运转的治理体系，不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更是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小古城村，“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这里十多年来一直保持的村民民主议事制度。我们通过这个议事制度看到，健全和有效的村党组织领导机制，带来的是全村充满活力的村民向上向善的自治机制，完善和可操作性强的自治章程和民约，不仅保障了村民利益，更使得一系列诸如村务监督委员会、村级事务阳光工程等工作从墙上的文字变成了实践，这个村集体收入由2003年的27.6万元增加到2018年的515万元就是成功的证明。

打好“集体增收”主动仗，增强农村经济活力

培育坚强的农村党组织是有效解决乡村治理“有人干事”的突破点。增强村集体经济活力则是有效解决基层治理“有钱干事”的落脚点。近年来，滨州市连续实施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清零·倍增”计划，这一举措显著增强了村级党组织自我保障、自我发展、自我服务能力。但也应当清醒看到，当前村集体增收方面还存在短板。例如：村集体收入中基于土地承租所获收入占比过大，拓展收入渠道和来源方法不多；发展村级集体的主体作用欠缺，少数村还存在“等、靠、要”思想，指望上级帮忙扶持等。

因此，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增收工作要从任务攻坚转向常态落实。立足村情民情，结合资源禀赋，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主渠道”，应该通过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实现土地经营收益最大化，以规模效应带动集体增收。如阳信县水落坡镇吴家坊村确定了“特色种植→肉牛养殖→牛粪回收→食用菌种植→废料回收→有机肥加工→特色种植”的生态循环产业链模式。全村2018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12万元。此外，还应通过盘活集体资源、发展“边角经济”、培育特色产业、发展服务经济和乡村旅游等多种措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开辟集体增收新渠道，提升村级集体“造血”能力。

打好“乡村文化”主动仗，扮靓乡村特色风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礼仪之邦、优秀传统文化和法治社会建设相辅相成。”但从整体打造效果、品牌影响力等方面看，有的地区还存在：乡村特色文化受关注度低，村居间文化雷同度高。目前对乡村特色文化的印象还停留在农家乐、山水游、古迹游等旅游业态上，普遍存在“工厂化”生产的趋同性。缺乏整体区域性规划，各村居间形成文化隔断。如有的村有传统手艺历史，但临近村却以工业为发展方向，导致形不成联动效应，形不成品牌拉动。乡村特色文化与现代设计脱节，难以获得中青年群体的青睐。主要表现在青年人不愿遵循村规民约、家风家训等民俗规范，对传统手工艺传承不欣赏、不学习，婚丧嫁娶等农村仪式感强的活动不参与、不理会。

基层治理不仅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更要乡风文明。各级党委政府必须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始终坚持公共属性，宣传中必须紧密结合传统文化、传统资源和地域特色文化艺术，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人和事。村“两委”成员要从思想上明确“经济上去了，一切都好了”的片面观点危害性，把农村基层党组织打造成推动乡村振兴、引领乡村特色文化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作者为中共滨州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