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父亲母亲的入党志愿书:映衬着老共产党员一生的忠诚

2021-05-15 15:40:55 来源: 滨州日报·滨州网

我的父母是一对建国前老党员,二人在革命中相识、相知,最终结为革命伉俪。父亲潘秀贞,出生于1922年,1947年加入人民解放军,历任三十三军十一师二九四侦察连侦查员、班长,立三等功一次。1948年8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母亲陈保真,出生于1924年,早早地加入了妇救会,参加地下工作并担任组长,194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先后担任支部委员、妇联主任等,多次担任博兴县党代会、人代会、妇代会代表、政协委员。

有幸查阅到了父母的入党志愿书,深深地打动了我。七十多年过去了,原本发黄的封面更加泛黄。翻开二老的入党志愿书,父亲的入党动机是为了争取全国解放,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奋斗到底,母亲的入党动机是为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老的入党志愿书映衬着老共产党员的忠诚,他们的一生以“红色”纪律严格要求自己,一辈子践行着他们的入党动机。

父亲当兵打仗时,每天行军一百二三十里路,有时一天要走一百五六十里路。身上背着三四十斤重的东西,开头三五十里已经走得汗流浃背,而后半段则更是腿酸、脚肿、打水泡,口渴难忍。每当休息号一响,不管脚下是水还是泥,卸下背包躺下就睡。过了长江,几乎天天下雨,当时,部队没有雨具,只能用一条小被单、一条毛巾披在头上。往往是被单、毛巾湿了,全身上下也全湿了。两脚被雨水泡得肿胀、发白。父亲时常穿着攥出水的衣服,背上粪篮子,潜入敌人驻地,侦查敌情,敌人的枪子从耳边呼啸而过,睡觉时枕头曾被打穿、侦查时自行车轮曾被打飞。“跟党走,党指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他跟随部队转战南北,从渤海之滨,打周村攻张店解放邹平,攻打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一路南下,从渤海到大上海。解放上海后,三十三军改编为华东公安部队兼淞沪警备司令部, 面对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国民党潜伏特务预言“上海是个大染缸,解放军红的进来,不出三个月,就要黑的出去”。 然而三十三军的战士们,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对外剿灭孤岛残敌,打破国民党海上封锁;对内逮捕敌特屡破大案,保卫战略目标和胜利果实,毛主席亲自作诗赞颂“南京路上的好八连”。

1955年,父亲选择脱去一身戎装,带着几张照片、一个行军水壶离开了上海,回到家乡后到地方供销社工作。关于当年的选择,很多人为他惋惜,而他是这样说的:全国已解放,家乡依然贫困,双亲需要照顾,兄妹尚未成年,发妻在乡下担任妇女主任,如果带他们一起来部队是会给组织添麻烦的。

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资匮乏,几乎所有商品都来自供销社。来找父亲办事的人越来越多,可是面对前来说情的人,父亲一概婉言谢绝,也严格要求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听父亲说“那时候父母饿得不行了,我也坚决不会把我掌管的票和粮食偷一点给他们,从来没有拿过公家的物资。”

父亲在前线,母亲以隐蔽的身份参加各种爱国活动:成立村妇救会、组织妇女学习、召开会议、村庄巡逻、接待地下工作人员,组织妇女为解放军纳鞋缝衣、洗衣换药,发动群众捐口粮,洗净晒干运往前线,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为党组织传递情报和运送军需。有时候去五十里外的县城开会,一去就是十几天,她背着麦秸席,卷着铺盖,裹着的小脚深一脚浅一脚的丈量着家和县城的距离。农业学大寨时期,母亲早出晚归,把生产队当成自己的家。为了节省口粮,母亲做饽饽时,总是发一盆白面,一盆麸子面。做十几个雪白的饽饽留着给一大家子人吃,再把白面擀成饼把麸子面包起来,做成夹心儿馒头自己偷偷的吃。上世纪80年代初,计划生育政策难执行,她从我哥和我嫂入手做工作:“我也想儿孙满堂,但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都要走在前头。”在她的带领下,成功说服了多户家庭遵守计划生育政策,因表现突出,母亲多次被惠民地区(现滨州市)授予“劳动模范”,多次被县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三八红旗手”“敬老爱幼好儿女金榜奖”。

父母走时都很安详,长长的送殡队伍,许多乡亲自发来送行,我对群众基础四个字有了切身的认识。我心里却有一种遗憾,遗憾没有在跟前,一直陪伴着他们。父母也许并不需要我为他们做这些,因为他们的一生都是在力尽所能帮助别人,从来没有考虑过回报。我的母亲是有名的老好人,总是有求必应。只要别人有事打声招呼,她会立马放下手里的活计,热心帮忙。别人知情不过,留她吃顿饭,母亲总会婉言谢绝;别人送来东西,她坚决不收,实在推辞不过,以后悄悄还之以礼。

父亲和母亲很平凡,但是不平庸,他们做过的事,说过的话,满满浸含着一个忠贞的老共产党员最朴素的情怀,他们一生都以“红色”纪律要求自己、教育子女。“公心”二字对他们而言,重如千钧。“吃亏的事跑在前,赚便宜的事坚决不干”成为他们一生的准则。他们的一生无愧于入党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