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
本书在两次修改过程中转送了多位曾经与姥爷共事过的老前辈，希望他们提供一些姥爷的故事，同时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在他们中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大家表示姥爷的精神和事迹早已经深深融入了“五四”这片土地，已经成为“五四”集体精神的支柱。所以，大家觉得本书已经不再单单是一本旨在为讲述家庭故事和教育子女后辈的书，更应该是一本展现“五四”人勇于拼搏、敢于胜利的书，一本继承和发扬“五四”大队精神的书，一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书。 为了更好回应大家的想法，进一步完善和丰富本书的事迹和情感，我和我的家人诚挚邀请了这些曾经和姥爷共创“五四”辉煌的老人们，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共书“五四”精神。 老人们虽已近古稀之年，但当他们谈起在“五四”一起摸爬滚打、创造辉煌的峥嵘岁月便都神采奕奕，激动与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仿佛个个都回到了那个他们意气风发的年代。大家畅所欲言，说出了他们和姥爷在一起为“五四”谋发展、为乡亲们谋幸福的努力拼搏， 说出了他们之间深厚而感人的情谊，也谈起了“五四”的精神。最后大家都期待本书能把“五四”曾经创造的辉煌记录下，把他们和姥爷艰苦奋斗的事迹讲出来，把“五四”大队的精神传承下去，共同迎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
张同玉，1932 年生，原滨城区北镇街道办事处书记。 我是 1976 年来到咱北镇的，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个冬天，因为是在毛主席逝世之后，当时我是任北镇管区书记。 我那还没来之前就听说过“五四”的名声，当时正是五四大 队的副业搞得最兴旺的时候， 近近远远的有谁不知道“五四”啊！远一点地方的人到了北镇都不说“到了北镇了”都说“到了五四了”，因为在外面“五四”这个名字要比北镇叫得响。为什么咱们现在那个转盘叫五四转盘，广场叫五四广场啊，不光是因为占的是五四的地，更是因为五四的名气大，在外面叫得响，只要一说大家都知道。 我到任之后，才了解到五四大队果然是厉害，知道了更多他们取得的成绩。当时五四大队三千多口人在“老游”(当时大家都这么叫他)的带领下搞起了翻砂厂、麻钢厂、汽修厂、铸造厂、 机床厂等等大小十几个村办企业，尤其是机床厂，当时整个北镇都没能搞起来，人家五四大队就搞起来了，能造出挂面机、龙门刨。让我最惊讶的是五四的工分分红，那时候那么困难，咱这里的大队干一天活只能分到几毛钱，最困难的大队才分一毛、五分的时候，五四大队最高能两块多，我想都不敢想啊！ 我到北镇工作后，他对我特别照顾，那时候管区的办公大院和他家就隔着一堵墙，晌午快到饭点的时候他只要听见我在隔壁说话的声音就会大声吆喝一声： “中午有吃的嘛！没吃的到我这来！”一直就没把我当成外人。因为他比我大两岁，我就开始称呼他为“洪祥哥”，这一叫就是一辈子，那时候我们朝夕相处，亦师亦友，刚来的时候许多事都是洪祥哥在教我，后来好多的事也是洪祥哥帮我出谋划策，为老百姓干了很多的实事。 我们一起干的印象最深的两件事一个是合并学校，整合北镇的教育资源；一个是建骨灰堂，推动殡葬改革。那时候在基层，教育和殡葬两个工作是最难干的，群众们一时理解不了，工作就很难推进，多亏了洪祥哥帮我出谋划策，我们的工作才有了进展。这两件事都是公益事业，是造福人民的大好事。 建骨灰堂这个事是怎么提起来的呢，是有一次开会，说起用地这个事来了，大家都反应感觉土地越来越不够用了，因为不管是搞种地还是搞产业都需要用地啊！忘了谁说了一句：“人死了都快没处埋了，还种地、建厂子呢！ ”当时大家都没当回事，会也就这么开完了。第二天刚上了班，洪祥哥就跑来说找我喝茶，我就很纳闷，大早晨的喝啥茶啊，聊着聊着他问我想不想要地！我一愣，他又说：“咱建个骨灰堂，推动火葬，办白事也好管理，还能节省土地。你开会提议，我帮你唱高调。”我一看他这一晚上没少寻思啊！我们组织开会，提议建骨灰堂，说明利害，大家都很赞成，大家一起回去做工作、搞建设，这样建起了北镇骨灰堂。 洪祥哥善于思考靠的是平时他能够细心观察和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合并学校这件事就是他把看到和听到的事情加以思考以后提出了的。那时候建学校最早的是五四，后来附近的几个大队都建起了自己的学校，其实有的大队条件很一般，建学校纯粹是为了好面子，别的大队都有学校，自己也得有。可是经过了“文革”政治斗争为纲领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队领导们没有那么多精力去搞教育，各个学校在管理上十分混乱。还有就是学校之间离得很近，其实没有必要每个大队都搞学校，尤其是和平和义和的学校就在一个大院里，年纪小的孩子经常会跑错了，闹了不少笑话。这些问题洪祥哥看见了，也听进去了，他就考虑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就跟我提议应该把这些学校合并起来，办事处统一管理，把教学质量搞上去。我先和办事处的几个领导商量统一了意见，又组织各大队开会落实和推动，洪祥哥带头复议， 表示愿意无条件将五四的学校上交办事处。经过办事处各大队的共同努力我们北镇自己的学校建立起来了，几年后全市教育资源整合，我也学着洪祥哥的样子带头无条件将学校上交给了市里， 学校被命名为第七小学，就是老百姓说的“七小”。 他不光带着我干事创业，还给我找过“麻烦”、犯过“错误”， 但是这个“麻烦”我愿意帮，这个“错误”我甘愿承担。当时你们五四有一户人家，男的跳湾(湾，滨州地区指代大水塘、池塘或大水坑)死了，女的精神上不好，家里还有一个老娘和一个男孩，日子过得很困难。几年男孩子大了，家里亲戚给介绍了个对象，女方也很愿意，但是那个男孩子还不太够结婚的年纪，办事处不给办结婚证， 家里很着急，生怕日子长了这桩婚事发生变故，就找到洪祥哥。洪祥哥跑了好几趟办事处，和办事处管民政的那个女同志都吵起来了，但是还不给办，最后洪祥哥跑到我办公室，不给办不走了。我是连哄带吓唬的，劝他等明年年纪够了就给办，他就是不答应，和我也急眼了，他说：“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啊！这孩子接了婚，两口子撑起这个家，要不这个家就要完了，你花多少钱也救不回这个家啊！出了问题我负责，要批就批我！” 洪祥哥的脾气上来我是拗不过，最后硬压着办结婚证给办了，管民政的女同志为了这件事没少给我提意见。但是我不怕因为这个事提意见、挨批评，洪祥哥能为了非亲非故的一家人不顾面子，担着风险，又不是给自己谋什么好处，我就更坦然了，我们还算救了一个家呢！他能这么为老百姓办事，但是却从来不会利用这些权利和关系为自己家人办什么事，不管是推荐上大学还是单位招工都是安排最合适的人或是家庭有特殊情况的，从来没有说是安排自己的子女或是亲属的，一次也没有过。 在 1983 年的“大逮捕”(即“八三年严打”，是指 1983 年的全国严打行动，是党中央为肃清“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全国性治安整治行动) 中洪祥哥的表现我也记得很清楚。当时由于公安部门的行动需要迅速、准确、隐蔽，所以每个管区和大队都需要有人负责领路和指认门户，这个负责的人员就必须是责任心极强的大队干部，行动开始时组织上指派的是大队一名年轻的领导，可是这个人害怕，不敢去。这一下可坏事了，组织上知道了这个情况非要给这个干部一个严厉的处分，洪祥哥就拉着我去组织上找领导 说情，希望给这个年轻干部一个机会，最后自己主动承担了这一工作，并向组织保证完成各项任务。那时候公安部门一般在夜里行动，有时会很晚，但是不管是多晚、有什么情况，只要组织上有命令洪祥哥从不会耽误，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度的责任心和坚定的政治立场。 1984 年， 五四大队划分为“五四一”、“五四二”、“五四三” 三个居民委员会，那是我的建议，当时因为北镇公社改为北镇办事处，居民户口也要农转非，我考虑到五四这么大一个摊子不好管理和发展，就找老游哥谈话，表示想把五四大队分开。本以为他很难接受这个提议，毕竟带领五四大队开创出那么好的局面不容易，有谁能舍得放手啊！但是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老游哥居然欣然接受了这个提议，他表示自己年纪大了，应该让更多的年轻人出来挑起大梁，自己年纪大了，让年轻人带着大家再去闯一闯。这是一名共产党员的的清正无私、高风亮节。 年数太长了，我这也年纪也大了，想不起来太多了，反正就是一句话：只要是正义的他都办！他实事求是，我刚来的时候还 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他去过大寨，回来说人家大寨是开山劈岭造田，咱这里一马平川的上哪里再去抠唆地啊，本来就是盐碱地这两年还都让机关单位和公路占了，农业发展收到很大局限，咱们不能盲目学大寨。他一心为民、不谋私利，在五四搞得最好的时候，有很多外地人来村办企业务工，尤其是很多技术人员大老远的来了有了稳定的工作想在五四落户，洪祥哥顶着压力为他们解决落户问题，让他们和家人过上安稳的日子；因为土地置换等原因五四分过两三次地，当时洪祥哥就要求班子里的同志谁也不能要，都分给村里人，但是还是有极个别同志不自觉，多贪多占，只有他能始终坚持原则，人家都在置地盖房、发家致富，可是他却住着那两间老屋为老百姓的生计考虑。 洪祥哥这个人不恋财、公正、正派，我现在在外面跟谁也敢这么说，因为是他行得正做的端，我才说的有底气。他清正廉洁的作风、勤奋务实的行动和一心为公为民的态度让所有人敬佩和尊重，不管是组织上还是老百姓对他都十分信任。 2020 年 5 月 16 日
赵龙超，1942 年生，原济南军区 6141 部队独立一团 525 队连长，1989 年任惠民地区化轻公司经理。 我和游老书记认识是在 1974 年，那时候我一直在琢磨怎么安抚马上要退伍返乡的战士这件事，因为当时的条件还是很艰苦的， 那时候一个农村义务兵退伍回家只有六块钱，怎么才能帮这些退伍返乡的战士寻个好出路、谋个好发展啊。都说咱们解放军是一所大学，那年轻人来到部队就应该改变面貌，战士退伍返乡了就应该和从大学里毕业了一样， 回了家应该有好的发展、好的出路。我考虑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我就想在驻地找已退伍回乡领导家乡建设的老战士，请他们给大家讲讲回乡后是怎么能带领乡亲们建设家乡，怎么搞发展，激发战士们的回乡创业、发展的热情。 1973 年我就搞过一次老兵讲演， 联系的是我以前的一位战友， 他那时候已经退伍返乡了，在北镇公社西宋大队当书记，干的也不错。但是，他讲完了以后在战士们中间反响不是那么强烈，我也觉得效果不好。1974 年那批战士退伍之前，我就找到了咱们北镇公社吴世昌书记，想让他给我推荐一位干得好、讲得好的老兵。吴书记笑着和我说：“你还用着跑来找我给你推荐嘛！这个人就在你眼皮子底下啊！你下了驻地，邻村五四大队的书记游洪祥就是最好的人选啊！老游是解放前参加的革命，打过济南、淮海，守卫过上海、北京，是 55 年少尉军衔转业回来的。原先这个五四大队很差，人们心气都散了，自己村里连个书记都选不出来，都是外村人来干书记。自从这个老游干上书记以后让村里彻底变了样，没几年人家就搞起了翻砂厂、麻钢厂一批小工业，甚至还弄起了大型的龙门刨，在村里和整个公社威信都很高。你不就想找个这样的人嘛！” 我听完吴书记的介绍感到很惊讶，感觉这个老大哥很了不起，但是我还是有点不太相信，他真能像吴书记说的那么厉害嘛？吴书记马上安排丁秘书领我去五四大队和游老书记见面。我把我的想法跟游老书记一说，他马上表示自己不行，他说： “我自己干还行，让我说，我说不出来”，态度很谦虚。丁秘书在旁边帮我劝他，说：“人家赵连长都亲自来了，吴书记也很愿意让你去，你就别推了”。就这样游老书记就应下这件事。 几天后，他来到了我们连队，给我们作报告，讲的非常好，在战士们中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也通过这次报告会彻底信服了游老书记了，果然像吴书记说的一样厉害！游老书记先讲自己在部队上的事，讲革命战争时期他和他部队的事情，一下子就把战士们吸引住了，拉近了和战士们的距离，战士们对他很敬佩。他又讲在五四大队自己和乡亲们是怎么一起搞建设的，他是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讲，自己怎么干的就怎么讲，真是毫无保留，看出游老书记对部队的这份深厚的感情，虽然已经退伍很多年了但是还是很支持部队的发展。 我就这么认识了游老书记，对他很佩服，就想更多了解他，想结交这个朋友，但因为那时候我们部队虽然和五四大队紧挨着，可我只是关注部队的事情，对地方上的事情不了解，所以不认识他。从那之后我也跟别人打问， 也自己到五四大队去做客、去交流，也和游老书记喝酒聊天，我就真正认识他了，知道他带领着五四大队干的确实非常好，尤其是村里的副业，在整个北镇公社是最好的，在当时的整个惠民地区也是数一数二的。 接下来的 1975 年和 1976 年，我们连队又两次邀请他来给我们作报告，这两次的报告会效果更好了，战士们回乡创业的热情被点燃了。他给战士们讲革命军人的责任担当，讲怎么保持退伍不退色的革命本色，讲如何开动脑筋带动乡亲们艰苦奋斗搞建设，告诫战士们必须要清正廉洁、一心为公，甚至连自己搞产业学到 的那些“看家的”技术都教给大家。他只要一上台就能讲上两个 多小时，中间都不休息，也不用提前准备什么稿子，但讲的很精彩，全都是实例、都是“干货”，战士们听得懂、学得会。有了游老书记树立的这种“穿上军装保家卫国，脱了军装改变家乡面貌” 的良好榜样，战士们纷纷表示要坚持退伍不褪色，把部队好的作风带到家乡建设上来，带动家乡发展，我们的士兵退役工作就好做了，战士们回了家有了好发展我们这些当干部也放心了。 后来，我们很多的战士都投入到了家乡建设中，还有好几个干得好被乡亲们推选当了村支书。就前几年，我去了青岛平度市城关镇退伍战士张绪海的家乡，他就是那年退伍的，回乡后以游老书记为榜样艰苦奋斗，改变了家乡贫困落后的面貌，也像游老书记那样得到了乡亲们的信任和尊敬，在村里干了一辈子书记。 张绪海和我说，“多亏了当年你请游洪祥老书记给我们作报告，鼓励我们回乡建设发展，要不然我都不敢想今天能把村里弄的这 么好。你看人家‘五四’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都干的那么好，只要找对了路子埋头苦干咱也能行。”像张绪海这样退伍后领导建设家乡的还有好几个，安丘的谭洪启、张希良、李宪德，临沂的吴继高等等。2000 年我们部队战友聚会的时候大家谈起游老书记来还十分怀念和感恩，强烈要求再把游老书记请来，我就亲自打电话请来游老书记，和我们一起畅谈，可以说是把酒言欢，最后合影留念，我们对游老书记的感情很深啊！ 我们就这样成了好朋友， 结下了很深的情谊， 一直到他去世，这四十年我们从来没断过联系，不管我在什么岗位上或是退休，每年必须去游老书记家一趟，必须喝酒聊天，他就是我敬重的一个前辈、老大哥。 也是从那几年开始老书记年年带着村里的锣鼓队、秧歌队来我们部队慰问，搞拥军拥属；我们部队也年年到了麦季、收秋都会去五四开展支农工作，战士们帮村里割麦子，用部队的马车帮助运粮食、运肥料，一起搞联欢。“五四”和我们机炮连的这种劳军慰问、部队支农的关系并不是单单建立在老书记和我的这种情谊上的，因为我 1976 年就调任武装部了，但这种军地共建的良好氛围一直延续到我们部队撤防为止，而且是真的慰问和支农，不是走形式，这就是老书记的部队作风和对部队的感情。 和游老书记相处这么多年，对我触动最大的一件事是他长子游建军牺牲的这件事，自己的孩子牺牲了为了顾全大局，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硬是自己扛着，这才是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一心为公、清正廉洁。当时车辆失火事故发生以后我很快到了老书记家里去看望，也到现场去帮忙了解情况，据当时在场的群众回忆：着火的时候车上下来三个人，只有一个人不顾一切地去扑火，那两个人和路人一块趴到路边的沟里躲着。我们一起去的几个人一看建军这是为了保护国家财产不惜自己的生命，再想想躺在医院里的建军被烧成那个样子心里难受啊，我们几个回去跟游老书记提议要给建军申报烈士。这时候游老书记说出了让我们震惊的一句话：“别！算了吧！咱的孩子已经死了，他要是英雄、烈士，那别人就得犯错误啊！不得背处分嘛！ ”我这一辈子忘不了游老书记当时的那个眼神和这句话，平时能做到一心为公、不贪不占、大公无私，可自己的亲骨肉都牺牲了他还能这样顾全大局、为人民群众着想真的是太难了。 建军走了，他是为了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安全才挺身而出的，我相信他能这样做绝不是一时的想法，这绝对离不开游老书记的言传身教，当爹的能大公无私、一心为民，孩子是英雄一点也不奇怪。作游老书记这样子的共产党员的家人真是太难了，你的姥姥，我的那位老嫂子，跟着老书记这一辈子真是不容易，啥好处没捞着、啥福也没享，还得跟着一起为公家服务。他求人办事请客吃饭也好、朋友之间联络感情也好，从来都是在自己家里，让自己的老伴炒几个菜，不花大队一分钱， 把家里变成招待所了。反过来，他有那么多战友、朋友，关系都很要好，但他从来不会找他们办自己家的事，都是求爷爷告奶奶地给大队办事、为群众 解决困难。后来游老书记也好几次找到我帮忙，都是居委会遇到困难需要帮忙解决或是工作遇到阻碍需要出出点子，就没有一件是关于他游洪祥自己的。 2020 年 4 月 29 日
高家秀，1952 年生，1986 年入党。曾任五四铸造厂车间主任、厂长，五四汽修厂厂长，五四一 居委会书记、主任，渤滨实业总公司总经理。 在我的记忆里老书记给我的最初的印象是一个高大威武的军人形象，那时候我还没有参加工作，还只能算是个孩子，老书记刚刚从部队复员回乡，他的一言一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素质，是一种有别于当时普通老百姓的气质，做事雷厉风行、坚持原则、组织观念强，每次见到老书记都让我心生敬畏。正是老书记把部队的这种优良的作风和革命传统带给了咱们“五四”，才有了后来“五四”创造的辉煌，才逐渐形成了今天咱们“五四”大队的精神。 每当酷暑的三夏和忙碌的麦收时节，老书记都会在地头上和大家一起忙活，他在大场院里组织大家热火朝天晒粮食的样子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不论什么时候老书记总是会和大家在一起，始终是冲在前、靠得上，从来不拈轻怕重，大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我们的翻砂厂有的时候会五个炼炉一起开，一开就是好几天，为了保障质量老书记就亲自盯在车间里看着炉，就是披着个棉大衣白天黑夜地和我们一起守着炉。就是这么干才有了我们村办产业的不断发展，咱们“五四”不但能造出大型的龙门刨，甚至还远销到了武汉。改革开放后，老书记仅仅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又带领大家搞副业，单单是一个渤滨旅社就建有近两百个床位，还配有功能完备餐厅和停车场，为村里安置了大量的劳动力，再一次把“五四”的发展推到了最高点。 老书记带领咱们“五四”大队脱贫致富这一路走来真的是历尽了坎坷，我们“五四”人能取得那样的成绩真的是不容易啊！ 我觉得这里最难的是在我们由发展农业转向工业和副业的这个过程，老书记能以他勤劳务实的个人魅力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形成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把“五四”各个阶层、不同文化水平和能力人聚集起来，不断培养、发掘和吸引人才，有勇气去干这么大的事业，就说明了老书记不易啊。老书记带领“五四”干着轰轰烈烈的事业，我们的取得的成绩从北镇第一到惠民地区名列前茅，再到把“五四”这个名字在济南、淄博等地都叫的响。不但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还让我们有了好名声，村里的年轻人说媳妇一提家是“五四”的，找媳妇都好找。 1984 年分家完成后，老书记语重心长地找我谈话，要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当时我太激动了，他希望我们这些年轻人能尽快成长起来，接起“五四”发展的接力棒。老书记鼓励我们放心大胆地干，他为我们保驾护航，我们搞水泥厂、切面机都得到了他的全力支持。 还有老书记最让我敬佩的是他坚持原则、清正廉洁、一心为民的精神，他从来没有什么杂七杂八的事情，就是一个很纯粹的共产党员，从来不会去跟组织要求什么，也不会去为个人利益争取什么，就是按要求办、按规定办、按实际情况办。 我觉得今天我们对老书记的追思与追忆，已经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一种缅怀了，更是对咱们所有创造和发扬“五四”大队精神这个集体的一种纪念，让咱们“五四”的后人们都知道这些历史，让他们能够传承我们的精神！ 2020 年 1 月 12 日
董化风，1952 年生，1970 年入团，1972 年入伍， 在武汉飞机场警卫连担任班长，1975 年入党。曾任五四麻钢 厂厂长，五四大队党支部委员，五四二居委会书记、主任，兴隆实业总公司总经理。 我是在咱“五四”大队二排的人，当兵之前就在咱二排的翻砂厂干过。1976 年 6 月我从部队复员回乡，被分配到了当时咱“五四”大队二排的麻钢厂，任厂长。在大队的大力支持下，我们麻钢厂在 1977 年经过一年的努力实现利润 8 万元，全部上交大队，当年我们两次全部兑现了工分，一次一块四毛八一个工分、一次一块五毛多一个工分，当时一般的大队兑现工分只有几毛钱 一工分， 有的甚至才几分钱，而我们麻钢厂也只是当时咱们“五四” 众多能实现工分兑现的村办企业之一。有了成绩大家都高兴，当年年底老书记在咱们“五四”小学开的表彰大会，表彰村里带头致富的先进，我们麻钢厂上交利润最多，得到了集体一等奖。表 彰完了就开始给大家分红，平均每户能分到两千多元，我家里除去贷款还分到了两千多元，村里劳力最多的一户更是分到了 5000 多元，大家都尝到了努力奋斗的甜头。 这是咱们“五四”人勤劳致富的结果，是老书记带着咱们干出来，尤其是那时候大的形势还不那么好，你带着大家搞产业，动不动就会被别人说成是投机倒把。咱“五四”人除了敢想，还敢干，就拿我这个麻钢厂厂长来说吧，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二百多天泡在厂子里和大队里，虽然是厂长但是啥也得干，要出去联系活、要在车间里盯生产赶工期、要严把质量关，大事小事都得过问，咱大部分的产品主要是销到了济南水泵厂、钢厂、水泥厂等等大厂子。 1978 年之后，我被调回咱们“五四”二排，任副排长，直到 1983 年底“五四”分家，这期间老书记和副书记刘同庆、副书记刘洪雁以及民兵连长王其祥和我，我们还共同组成了咱“五四” 大队的最后一届党支部，这时是我和老书记的接触最多的时候。 工作上的接触多了，我真的是觉得受益匪浅，从老书记身上学到了太多太多的东西，尤其是老书记一身正气的正派作风让我终身不忘。老书记从来是只考虑集体，考虑大家，没有考虑过自己和家人的事情，实事求是地说那时候的大队书记无论是在子女上学和工作安排上，还是在宅基地的挑选和分配上，那都是一句话就能办好的，但是老书记从来没有这样干过。最让我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集体土地分配的事，那是咱“五四”分家后，根据办事处的的要求“五四”学校合并到了北镇学校(现滨城区第七小学) ，原有的校舍的一大片地就空出来了，由我们三个居委会来分配。那时候大家的生活就都好了，老书记完全可以跟大队里提出来给自己留一块作为宅基地，如果老书记真的提出来了也没有人会反对，因为老书记带领大家脱贫致富这么多年了，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会把最好的地方让给老书记，但是老书记却只字未提，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和其他两个居委会把地分配了。这样的廉洁奉公是老书记最令我敬佩的地方，影响着我们后来的这三位书记，我们都以老书记的精神来不断修正我们的工作，靠着勤劳踏实、廉洁奉公的精神，我们也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才有了我们能像老书记那样能不断连任，有了“五四”三个居委会的再次辉煌。 2020 年 1 月 12 日
王其祥， 1952 年生，1971 年入伍，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 3036 部队，同年入团，次年入党并任班长。曾任五四大队民兵连长，五四大队党支部委员，五四三居委会书记。 我是 1976 年从部队退伍的，分配到了咱五四大队，担任民兵连长， 一直到 1984 年“五四”分家。其实在我当兵那时候“五四”这个名号就已经是名声在外了，跟部队上的山东老乡提起家是“五四”的，大家都知道，知道咱“五四”发展的好，都羡慕地不得了，那真是非常自豪。 我干民兵连长的那些年是和老书记接触最多的时候，那时候主要是在大队里负责具体事务的落实，有时候帮老书记跑跑腿、 办办事。天天和老书记在一起，老书记的言行我都是看在眼里的， 最让我钦佩的是他身上革命军队的光荣传统、高尚的人品人格、率先垂范和清正廉洁。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老书记家的房子和院子，在村里是最不起眼的，房子很窄，院子也只有五、六米长，作为“五四”致富的带头人他完全可以向组织上提出要一块大的、好的地方，有条件盖个好一点的房子，但是他没有这么做。老书记不光自己节俭、 清廉，他对家人也严格要求，老书记弟弟家的房子一直是几间土胚屋，从我 1976 年回来的时候就是，到了 2010 年拆迁时还是，老书记不允许家人打着他的旗号去谋取私利，不管是自己的家属还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和自己的子侄们。 老书记在家里是柴米油盐一点也不管的，但在大队里则是事无巨细都要过问的。那时候我年轻，每天都是第一个到大队，自然就担当起了点炉子烧水的活，后来老书记就发现我不够节俭，他要求我要把碳核(hu)捡出来烧了，那时候咱“五四”大队条件已经是很好了，早就不用在这种事情上发愁了，可是老书记还是要求我们要节俭。老书记总是把集体的钱管的很严，甚至有点“抠门”了，大队里有的同志钥匙丢了，大家觉得锁都用了好几年了， 趁着这个机会正好换套新锁吧，老书记就不允许，他说锁又没坏换它干啥，去配钥匙不就行了嘛。大队里的家具、门帘子这些东西坏了都是“只修不买”，咱五四从哪挤不出这点钱买新的啊， 但是老书记就是坚持着勤俭节约的原则，破除了有些同志“家大业大浪费点没关系”的思想，省下来的钱都用在集体发展和分红上了。这也影响了我后来的工作，我干五四三居委会书记的时候就经常赶大集、跑回收站来选购企业需要的材料和配件，省钱搞发展。有了老书记言传身教，有他给我们领好了路、带好了头，我们就有信心有决心也有力量来干好工作。 那时候我们年轻，老书记总是鼓励我们年轻人要有起五更爬半夜的劲头，得挽起袖子、晃起膀子大干，就像现在咱习总书记提出的“撸起袖子加油干”那样，我看着老书记就是这么干的我就下了决心要这么干。刚开始带着队伍干工程的时候，有人觉得我也就是三天打渔两天晒网，我就要紧牙关坚持天天在工地上和大家一起干，有时候一个工程要连续干五十多天，我也一天也不缺勤。有这样的劲头才有了成绩，后来在北镇的路桥工程上有四百米的工程咱“五四”自己就承包一百米，剩下的三百米要十几个村一起干才行，人家就更服咱了。搞产业也是有这个劲头，搞起了翻砂厂、针织厂、麻钢厂、管件厂等等产业， 产出了车床、挂面机、小型拖拉机、大型龙门刨一系列产品，要是当时咱村里能多出几个有文化的人，有更多的能人在，咱还能发展地更好更大，可惜当时没文化，浑身是劲使不出来。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政策更加的开放了，形势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灵活的经济方针对逐渐僵化的村镇企业形成了冲击，另一方面是人才由于政府抽调和自主创业的原因不断流失，都给我们提出了新问题、新要求，老书记鼓励我们要大胆尝试新的方法来谋求发展。分家后，我当了家，才体会到一个当家人的难处，刚开始打开局面非常困难，我就沉不住气了，真恨自己能力有限，我就去找老书记请教，不论是发展方向和路线还是具体事情的处理，他都会耐心帮我想办法、出主意，现在想想真是感激啊！老书记有一段话是我至今难忘的，他说：“光说难！有什么困难办不了啊！你作为一名党员就必须带头上，带领大家去克服它！”这就是老书记在没有路子的时候的路子，敢闯。 2020 年 1 月 12 日
张建军， 1958 年生，1978 年入伍，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37401 部队，1981 年入党。曾任五四铸造厂机械加工车间负责人，五四一居委会党支部副书记，兼民兵连长。 我 1981 年从部队转业回来以后老书记就找我谈话做我的思想工作，他说“你年轻，又是党员，还当过兵，你得考虑考虑在村里干，好好为乡亲们干点实事。”连续和我谈了两个晚上，最终我决定留在村里干一番事业。刚开始我在咱铸造厂的机械加工车间里干了两年，1983 年底开始我就开始跟着老书记，我们忙活组建五四一居委会的工作，一直到 1993 年他退休，我跟着老书记干了整整十年。 在这十年里，老书记的不容易我是亲眼见到、亲身体会的， 尤其是为了居委会班子的团结和乡亲们的和睦他真是委屈求全，一切都是为了集体利益，为了讲求团结，什么都是自己扛着。因为咱搞经济搞发展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一遇到困难、一出现分歧，老书记都是自己多出力、多牺牲来处理好问题，聚集了班子里的人心，暖了老百姓的心。说句不好听的，在最困难时候真有些人做过很不像话的事，但是过去了就过去了，老书记从来不会计较这些，他想的是：谁都有难的时候，他又不是冲着我老游来的，咱能帮就帮了。这一点一般人做不到，这得有多大的胸襟啊！ 我和老书记一样，都曾是军人，他是我的老前辈，我们在一起工作的这二十年我们闲聊时谈的最多的就是部队上的事，他经常给我讲革命战争年代的事。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个故事是老书记讲正式参军第一天的事情，那一天是渤海纵队新兵的誓师大会，当时部队驻地的形势还不是很好，晚上在棉花地里开的誓师大会，周围部队警戒非常严，当时就有些新兵害怕了，有偷偷抹眼泪的，有小声嘀咕的，还有的甚至准备逃回家。老书记说他当时就想好要跟着部队走，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大的思想觉悟说要为了人民解放、为共产主义奋斗，就觉得跟着共产党走能吃上饭、不受欺负，家里人也能有地种，就够了。就这个样老书记跟着党走上了一条大路，他还讲了参加过的战役，讲了卫戍上海和警卫北京，慢慢的、一点点的学会了很多知识和道理，我觉得老书记能坚定理想信念，能有很坚强的意志品质就是从这里形成的，是部队锻炼和培养了我们。 2020 年 1 月 12 日
王文光， 1957 年生，1977 年入党，原滨城区民政局副局长。 我今天只想说说我的真心话，用一句不夸张的话说就是：我这辈子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毛主席，另一个就是老书记。真的，老书记……(哽咽中) ，老书记对我的帮助真的是改变了我的一生，如果没有老书记的帮助，今天我还不知道我是个什么样。 我为什么说是毛主席和老书记会影响我的人生呢？因为他们有一个地方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共产党，毛主席不用我多说，毛主席带领劳苦大众翻了身做了主人，党的好主义好政策让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毛主席的思想更是我毕生的指导；而老书记则是作为一个我们“五四”的优秀的共产党员给我们做了很多好事、实事，他就是党在我们身边的代表，他把党的宗旨和政策落实到了我们身上，而我说感激他是因为 1975 年老书记推荐我去南京上学，这样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小事我都受到了他的关怀，所以我感激他一辈子。这真的不是夸张，那个时候上学都是推荐，不像现在这么容易，老书记完全可以把这个机会留给自己的子女、亲属，可是他没有，他给每一个年轻人平等的机会，甚至可以说他的子女永远排在最后，这种对子女的不公平恰恰说明了公平。我觉得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出的决定，这是一 个真真正正、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的胸襟和伟大。 2020 年 1 月 12 日
董爱忠，1955 年生，1995 年入党，1976 年任五四大 队团支部书记，1988 年任滨州市石油化工机械厂副厂长。 我想说说老书记在一个特殊时期的事，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里老书记的作为。首先这时候老书记是受了苦、遭了罪的，挨过批斗，也下放当学员和大家一起劳动，那时候我只有十三、四岁，看着他扫大街，也不太明白当时是啥事。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老书记还是尽力保护了很多群众，也尽量保住咱的产业和家当，因为他始终没忘给村里人办实事，只想让大家尽量过得好一点，真是苦，不容易。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正好是政府搞建设的时候，把咱的很多耕地都占了去了，老书记就很发愁，最后他想出了“以副养农”的这个办法，给村里搞点钱。现在想想他那时候是顶着很大风险，但是他行得端、作得正，不怕别人说他搞资本主义，刚开始是没有受到冲击的，周围情况相同的几个村都很羡慕咱的。后来形势就不行了，老书记和咱的产业就受到了冲击，但是他还是不放过任何一个让乡亲们过好一点的机会，他带领着村里的路桥队出去干活挣钱。 咱“五四”是个大村，而且是异名别姓，管理起来非常难，我记得八零年左右的时候全村就有五百来户两千多号人，老书记在这方面可是花了大量的心思和精力。首先，老书记大胆起用村里的能人，着重培养年轻人，咱村里心灵手巧的进车间，能说会道的搞宣传，脑子灵活的跑销售，年轻人也都学了知识和技术，才有了以后的发展。其次，老书记注重引进人才，他广招社会上的人才，尤其是“文革”期间在济南、青岛、淄博一些大厂子里被打成“右派”的一些技术人才，老书记想办法保护了他们、给他们在“五四”安了家，你像大家都很熟悉的吴师傅、商师傅、 陈师傅、董师傅还有高师傅和马师傅。他们对咱产业的发展起了很关键的作用，解决了咱产业升级的关键问题，让咱的发展规模更上一层，现在这就叫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还有就是老书记树立了“五四”人良好的形象，一个是刚才大家说的乡亲们家里有事他必到场，另一个是老书记不允许欺负老实人和外地人。有了这些，咱的产业才搞上去了，那时候一台刨车三万块钱，咱一年就能产十几台，都能卖出去，那是一个什么光景啊！ 另外，老书记在子女教育上也做得非常好，我和游建军关系也是非常好，老书记就要求子女做人一定要低调，和乡亲们一定要好好相处，人家有需要帮助的找到你了，你就一定要尽自己的能力帮助。老书记的子女们现在也都五十多岁快六十了，他们一直都做得非常好，都是对社会有用、有益的人，这就是老书记家风的一种传承。 2020 年 1 月 12 日
于焕平，1954 年生，1973 年 12 月入伍， 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68 军炮兵团，1979 年 4 月转业至滨州市商业局车队，后任滨州市商业运输公司经理、书记。 我们现在谈起老书记来想到的都是他怎么带领大家脱贫致富的艰苦，和他清正廉洁、一心为民的情操，但是我想起老书记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他和我们在一起的场面，他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办的事也都是老百姓最需要的实事。在咱们“五四”，不论谁家有什么红白事，老书记是必到的，总是能为大家解决一些难题、急事，这个时候老书记会“动用”他在村里的威望了，指挥这个跑东跑西、安排那个搬搬抬抬，他把自己的威望都用在为老百姓服务上了。而且老书记到了老百姓家里以后也是很亲切的，虽说是家里的红白大事，但老百姓家能有啥好东西招待客人，老书记总会和大家一起粗茶淡饭的边吃边聊，不会说虚情假意的跟大家客套，或者嫌弃条件不好。老书记到了，乡里乡亲的来捧场、帮忙的就更多了，主家就会觉得有面子，这慢慢的咱“五四”就形成了这种一家有事大家帮忙的好习俗和风气，一代代的传承下来了。 老书记在培养年轻人方面也是做的非常好的，他从来不搞一言堂，商量事情大家可以畅所欲言；他了解和过问每一件事，但从不自己一手把持，都是放手让我们年轻人干，他给我们把握方向，帮我们想办法，为我们保驾护航。充分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尤其是年轻人的干劲和闯劲，每个人都发挥了自己特长，今天在坐的老伙计们当年都是自己负责一摊子的，咱“五四”的这些乡镇企业才能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不夸张地说“五四”的乡镇企业可以称得上是北镇的工业基地。 咱“五四”创造辉煌的艰辛，我在大翻砂的那五年是体会最深的。我记得那是六九年，因为那年正好是建国二十周年，还发生了渤海地区地震(指 1969 年 7 月 18 日渤海发生的 7.4 级地震， 地震波及山东、河北、辽宁等三省，其中受灾最严重的地方是山东惠民地区黄河入海。由于地震发生在渤海，又是深源地震，距离陆地较远， 所以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不很严重，共有 9 人死亡、 300 多人受伤) ，所以我印象深刻。那一年，咱大队看好了“28 马力柴油机”体积小、马力大很有市场，就提出要我们大翻砂造出“28 马力柴油机”，向国庆献礼，那时候我们都叫它“285”。我们大翻砂就分了工开始大干起来，当时我被派到活塞厂去造柴油机的缸头，地震当天我正在活塞厂车间里干活，一地震大家都往外跑，厂房里掉下东西来还砸伤了厂里的员工。当时大家多少有点心灰意冷了，心想这么大的灾难咱还能造出这“285”嘛，但最终咱“五四”人战天斗地，克服了各种困难，造出了“285”，向国庆二十周年献了礼。还有咱产的龙门刨，是产多少就能卖多少，真是了不起啊！ 今天我们说“五四”大队的精神，就是由老书记和他们那一届党员、干部们的敢于拼搏、勇于担当、大公无私、一心为民的精神发扬而来的，我们这些年轻人又传承和发扬下来，才有了那段辉煌的时期和现在“五四”人的精神，我们应该把它记下了、传下去，不被忘啊！ 2020 年 1 月 12 日
牛海滨， 1957 年生，1992 入党，历任五四一居委会汽修厂厂长、五四一居委会副书记。 今天大家都说了很多老书记在工作上的事了，我想说说老书记生活中的两件事，因为我和老书记的长子游建军在老书记家的西屋里住了三年，天天能见到他们一家人，尤其是和建军关系最好。 一件事是盖房子，我当时住在老书记家是住的他家最早的那个宅子，那还是他刚复员回来的时候盖的，是政府照顾复员军人批的条子才有的砖瓦材料指标，当时是很好的房子了，但已经住了二三十年了，再是一个家里人也多，住的有点挤了。我就私下和老书记闲聊，建议他选块地基盖个新房子，他说咱村里大多还是旧房子，我先找地方盖房子乡里乡亲的怎么看我，不叫大家戳咱的脊梁骨嘛！就这样，老书记一家一直挤在那个老房子里又住了好几年，直到村集体统一划分地基， 他看着大家都盖起了房子，自己才盖了后来的那五间屋。 另一件事是子女就业，我不说别人，就说老书记的长子建军，我和他感情很深，建军就业没搞任何特殊，反而是最后一个安排下的。那时候村里和建军同龄的孩子基本上都安排上工作了，只有建军还在家等着，我都有点替他着急了，但我又不知道怎么帮建军在老书记面前提，因为我知道老书记的为人和脾气，他绝对不会利用特权给自己和家人搞特殊。直到最后建军跟着他那帮最后一批安置下，我才放了心，真怕老书记一点也不管啊！ 这两件事不是小事啊！老书记全部都是把自己家排在最后，而是还是和大家一样的标准、一样的待遇，绝对不搞特殊，这才真是共产党员的作风哩！ 2020 年 1 月 12 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