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启功先生所题“张大千纪念馆”匾额的照片被网友贴到微博上，又引发新一轮讨论。这幅题字之所以引发热议，因为这六个字里有两个字被涂抹重写了。网友讨论的焦点，一是启功为什么要涂抹改写，而不是重写一张？二是对于书法家在作品上直接涂改这种现象应怎么看？ 先说引起大家广泛争议的这幅题字。启功先生应邀为“张大千纪念馆”题写馆名，他欣然命笔。但这件作品并非一挥而就。题字为横幅，用繁体字自左向右写成，其中“念”和“馆”二字都是涂抹后重新写成。最后有启功先生落款“启功题”，并钤红色印章。 从整体看来，启功先生应该是在写完六个字后才进行了涂改，因为新写的“念”字在原字右下方，新写“馆”字在原字后方。显然，如果是刚写到“念”字即觉不妥，继而马上涂改，那么从整齐美观的角度来说，新写的“念”字应该是放到所涂掉“念”字的后边，排到整齐的一行里。放到右下方，只能是因为后边的“馆”字也已经写完，两个字之间的空间不足以容纳同样大小的一个字了。而“馆”字被涂掉后，就是接着在后边一个字的位置重新写成。 按说，书法家写漏字又在旁边补足，或者写错字后进行涂改，并不是什么稀罕事。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就是王羲之兰亭雅集酒后所写，颇如行云流水，得自然之天趣，正因此种随意，中间有颇多涂改增删之处，如“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初写时即无“崇山”二字，后又在旁边补上。天下第二行书即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同样也有多处圈点涂改。但是，这两件作品从来没因此起过什么波澜。 启功这幅题字，为何引发那么大的争议呢？首先，这幅字是应邀题字，不是个人随意写点诗词歌赋，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其次这不是什么长篇文字，只是简单六个字。正因此，涂改到如此严重程度，就让人觉着不太合常理。自然就不断有人揣测，启功先生这么做是否有特殊的原因。 还有人更进一步认为，最后的“馆”字不仅涂改了，而且是写了个错字。在这里，启功先生写的是繁体字“館”。网友认为，应该写作“舘”，因为“館”是指吃饭的地方，而“舘”才是指用于休息或展览之处。这种说法，更引起大家兴趣：启功先生不仅是一位书画家，也是一位在中国古典文化领域有很深造诣的学者，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堪称大家。他怎么会犯这么幼稚的错误？ 在这些猜测中，有一个观点让很多人觉得有道理。据此观点解释，启功先生是有意为之，也就是说是故意涂抹的，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以此种方式表达对张大千某些品行的不赞成，是以此种方式来调侃或者挖苦张大千。那么，他对张大千哪些品行不赞成呢？网友又提出了多种说法——要是按这个方向去理解，启功先生涂改的恐怕就不只是两个字了。 为此，《书法报》专门在“观点”版组织了一期文章，刊发业内专家对这件事的看法。书画家李庶民在文章中写道：“我认为，从启功先生的处世为人、功力学养以及此件作品的落款、钤印的认真规范来分析，既不是写错了随意涂改，也没有写错字，更不是故意调侃张大千，而是对写好后的六个字中的‘念馆’两个字不太满意，故又重写。对比之下，后写的为优，遂将先写的涂抹掉了。” 同时，李庶民引用《说文解字》注释，“馆”乃“客舍”之义，并引用唐代韩愈文章中的使用，来证明启功用“馆”之无误。他表示：“至于还有人愣装明白，说什么启功先生‘馆’字错了，应写作‘舘’，则更是妄议。” 另一位书画家安昌礼则表示，“以笔者浅见，应为启功先生考虑到此字是制作牌匾之用，对所题之字或觉不够满意，于是怜纸惜墨涂改补题，故书写字样以集字出现，没成想纪念馆单独裱挂珍藏。” 对于所题“館”字之正误，安昌礼认为，“‘館’是否应为‘舘’也不尽然，因古文字相互替代之多矣。” 显而易见，两位专家意见基本一致，都认为这就是启功先生率性而为，且存怜纸惜墨之举，而并无调侃或者讽刺之意。安昌礼还特别写道：“凭启功先生的学问，德艺双馨、师为世范、蔼然仁者、菩萨心肠，万不可能在已应允题字时挖苦另一位与自己比肩的艺术大家。” 我曾在网络上看到过很多回忆或者介绍启功先生的文章，这些文章作者大都是与启功先生有长期交往的朋友，他们也多获启功先生墨宝相赠。在文章中，他们也大都会把启功先生所赠书法作品一并贴出来，供大家观赏。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现象在启功身上确实很常见。 比如，他曾给北京师范大学九四届毕业生题字“教学相长，勤深业广。无限前程，莫负理想！”这幅作品，竖排，每排三字，共五排。其后是题款及钤印。但是，问题来了，三字一排，共五排，只有十五个字，而原文却是十六字。再检视一遍，原来漏写了一个“限”字。启功先生直接在“无”字下边补上一个小一些的“限”字。因为根据书法规矩，补字要小于正文。启功把这个补写的“限”字写得比正文小，但跟题款差不多大，整体看上去，倒也并不妨碍整幅作品的布局与美观。 启功曾为北师大曹文翰题字，也出现类似一幕。这幅落款写着“曹文翰同志从事摄影工作三十年题此为贺 启功”的作品，写正文时也漏了字。关于这件事的具体经过，《北京师范大学校报》的副刊《京师学人》曾对当事人曹文翰进行采访，进行过详细报道：他（指曹文翰）对启功先生最熟悉，总说启先生乐观、随和。“我一拍照他就老逗我‘装胶卷了吗’。有时候边拍照片他还边在说话，不看镜头”。老曹摄影三十周年时，启先生为他题了一首诗：美好生活，秀丽山河，镜中世界，画上笙歌。老爷子边说话边写字，写完后一读才发觉有点不对劲。“哎！怎么落了个‘河’字。后来就在旁边一勾，填了个小小的‘河’字。他还说毛主席经常有这个情况，填上更真实。我一听他把毛主席都端出来了，就不好意思让他重写了”。 启功先生就是这么豁达幽默。他的幽默是骨子里的幽默，不说别的，听听他的一些学术讲座，讲到某些情节某些段落的时候，就如同听单口相声，一个个“包袱”抖得恰到好处，常逗得听众开怀大笑。曾有人在路上遇见他，关切地问候，近来身体怎样？启功先生一本正经地回答：鸟乎了！这回答让对方有些发蒙，“鸟乎”是个啥意思，从来就没听说过这词，就再求解释。启功回答：就是差一点乌乎了！双方会心大笑。多了解一下启功先生的这些故事，会对他的这种“段子手”个性有更深刻的了解，也会对他对于书法的态度有更多了解。 再回到启功先生所题“张大千纪念馆”。我认为，李庶民、安昌礼等专家的分析都是准确的，启功先生这种举动，并没有太多深意。一方面，兴之所至，信笔挥洒，他对作品整体很满意，发现某个字没写好，然后涂掉重写，或发现漏字后补足，可能算是最好的处理方式，否则，整张重写未必能重现这种状态和激情，未必能写得那么好，消耗那点纸墨倒还在其次；另一方面，这也肯定与启功先生豁达幽默的个性有关，他这种性格作出这种处理方式一点也不令人意外。 如今，在各种展览或其他场合，我们很少会看到像启功先生这样涂改过的书法作品。一般说来，书法家创作完成一件作品，感觉有瑕疵，往往是直截了当地重新写一件。近几年，山东承办过多次国家级的书法展览或者书法大赛。在这种级别的赛事中，当然不会看到有涂改内容的作品，因为这首先就不符合参评参赛条件。但相关评委介绍展览概况或者参展参评作品的时候，常会听到有这样一种情况，某件书法作品艺术水准不错，但因为中间出现了错别字，最终遗憾地被淘汰了。出现这种情况，中国书协原主席沈鹏曾经说，有的是因为别字和异体字混在了一起，还有的是因为书写随意性导致的。他特别指出：“写错别字比较多的情况，是把简体字还原成繁体字。如皇后的‘后’，后羿射日的‘后’，还原成繁体字‘後’，就出错了，这是不能还原的，须知那‘后’并非繁体字的简化。” 像启功先生这样，率性而写，写完后感觉不满意又率性而改，且坦然处之，不怕示之于众，并不失其风度，也不失其作品之风雅。倒是错别字的问题值得关注，书法作品里出现错别字，无论改或者不改，都有些风雅扫地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