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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纪越大,越觉得中国人活得好,不在吃穿上头,在“有事可做”上头。
一年到头,春耕秋收,腊月里腌肉灌肠,元宵节捏灯,清明上坟,端午裹粽,七月半烧纸钱,中秋摆月饼,日子是被这些事情撑起来的。倘若把这些事一样一样都拿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便塌了,剩下的不过是吃饭睡觉干活,跟牲口没什么两样。
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他肯花功夫去做一些“没有用”的事。捏一盏面灯,费大半天工夫,点着了不过亮一个晚上,有什么用呢?没有用的。然而正是这些没有用的事情,把人心里那点柔软的、向上的东西给养住了。
我小时候见过乡下妇人做针线。一双鞋垫子,纳上半个月,花样是鸳鸯戏水或并蒂莲花,针脚细密得叫人不敢相信是手工做出来的。那鞋垫子垫在鞋里头,谁也看不见。可她偏要绣,偏要绣得好。你问她为什么?她多半笑一笑,不说话。这笑里头有一种东西,我到现在也说不清楚,大约是一个人对自己生活的郑重,又大约是对那个将要穿这双鞋的人的一点心意。这心意不必说出来,绣在鞋垫子上就够了。
中国人表达感情的方式,向来是这样迂回的。不说“我爱你”,说“天冷了,多穿点”。不说“我想你”,说“你那边能买到腊肉吗,我给你寄”。这迂回里头并非虚伪,倒是一种深沉的体面。把千言万语揉进一件具体的事物里头去,这事物便有了重量。一碗汤、一双鞋、一盏灯,都是轻的,可它承载的东西,比任何语言都重。
我有时候想,现在的人是不是太直接了一点。什么都要说出来,什么都要“表达”。朋友圈里发一张照片,底下配一段长长的感悟。吃一顿饭,要先拍照。旅行到一个地方,忙着打卡发定位。好像一件事不被说出来、不被看见,就等于没有发生过。可从前的人不是这样的。从前的人把最深的东西藏在最浅的事情里头。一个母亲在灶台前忙活半天,捏出十二盏生肖灯,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但那十二盏灯往桌上一摆,什么都有了。
人跟人之间的联系,归根结底是靠这些“小事”维持着的。不是靠血缘也不是靠语言。靠的是一件一件具体的、重复的、不起眼的小事。年年捏灯,年年送灯,年年到祖坟前站一站。这“年年”两个字里头的分量,要等人到了一定岁数才掂得出来。
我在许多地方走过,看见过各种各样的灯。城里的灯是电的,亮得很,白天似的,照得人脸上的皱纹和疲倦都无处藏身。乡下的灯是火的,暗得很,暗到只能照亮眼前三尺的地方,可人的脸在那三尺的光里显得格外柔和。我总觉得,人是需要一点暗的。太亮了,什么都看得清,反而没意思。留一点暗,留一点看不清的地方,人跟人之间才有想象的余地,才有体谅的空间。一盏面灯的光,恰恰就是那个分寸,不多不少,照亮你想看见的,遮住你不必看见的。
如今回头去想,乡下那些年节里的老规矩、老手艺,真正要守住的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动作或器物,而是那动作背后、器物里头的那口气。什么气呢?是一个人对天地万物的敬,对祖宗先人的念,对枕边人的情,对膝下儿女的望。这口气在,人的腰杆子便是直的,日子便是有根的。这口气散了,楼可以盖得再高,路可以修得再宽,人心里头那个空洞,什么也填不满。
我不悲观。我见过许多年轻人,离乡背井到了大城市,过年时在出租屋里煮一锅饺子,也要端端正正地摆在桌上,拍一张照片发给母亲。这一锅饺子包得未必好看,馅子调得未必地道,但那份郑重是在的。郑重在,气就在。气在,灯就不会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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