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宝章:青少年时代的六块记忆碎片

2017-08-29   665 作者:吴宝章

人生如歌,岁月如歌,往事亦如歌---这样的歌,有时激越,有时低沉;有时令人振奋,有时令人扼腕;有时让人一次次忆起……我在参军前的青少年时代,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往事:有乡音袅袅,时代一瞬的;有思恋家园,心香一瓣的;有时代场景,往事趣谈的,等等。今天每当回想起那些美好而难忘的记忆,又是那样的亲切和欣慰。

 

学雷锋给五保户挑水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学雷锋做好事慰然成风。我受社会的影响、学校的教育和家庭的熏陶,从小养成了做好人好事的习性。学校驻地就在我们大队,全大队有两户五保户,队一户姓门的、队一户姓吴的,两户情况基本相似,都是丧夫的寡独老人。于是,我自1971年念小学四年级开始,自觉为两户五保老人挑水送水。

在本村念小学、初中时,利用星期天时间,给每户各挑3趟6担水,省点用能用一个星期;到了假期里,时间充足了,每5天给他们挑一次水,一户两挑子4担水;到了过年,因大年初一不允许挑水,在大年三十前,就把大缸小罐、大桶小盆都挑满水,好备用到过了正月十五。

到了念高中,学校不在本村了,只能一星期回家一趟取日常用品,时间紧张。吴姓老人(珍大奶)看我继续帮其挑水,心里有些过意不去,找到我母亲反复盯嘱:“孩子外出念书了,不方便了,以后不让他再给我挑水了……”不论老太太怎么推让,我还是自觉坚持下来用扁旦担水挑的少,我就到邻居家多借上几个木水桶,装在自己家的小推车上,这样一趟能装8担水,推上两趟就够两户吃一周的了。

那时水利条件差,黄河水没有引来,全村300多户人家守着3口土井,工余时间挑水的人多,大家自然排起队等着提水。于是,我每在星期天挑水时,避开工余时段,在社员们上田间干活时,趁挑水的人少又不挤,在自己有限的时间里抓紧挑完水,再帮家里干点零活。

坚持的时间长了,学校自然就知道念初中时年年评我为“学雷锋积极分子”;读高中时,学校指定我担任七级一班学生干部,作为“学习雷锋积极分子标兵”,在1976年2月25日全县学雷锋做好事经验交流会上让我发了言。

 

兄弟姐妹争毛主席像章

 

文革期间,广大人民群众几乎都佩戴着毛主席像章,有佩戴单头像章的,也有佩戴双头像章的,还有佩戴多头像章的,其心愿都是表达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崇敬。

我家也是如此,由于出身贫农,父亲是大队长,大哥又在部队当兵,属根正苗红的家庭。父母不仅带头佩戴毛主席像章,还省吃俭用给我们兄妹6个买了好多毛主席像章。那时,农村生活比较困难,像我们兄妹多的家庭,人人能佩戴上毛主席单头像章就很满足了。


(毛主席像章)


1970年3月23日,当兵的大哥给家里寄来了一个邮包,邮包里除了一双军用胶鞋外,还有6枚毛主席像章,其中一枚是双头像的万岁章,一枚是三头像的多彩章,还有4枚是普通的单头像章。平时,我们兄弟姐妹虽在吃穿用上你敬我让的,可父亲在给我们分配这两枚多头像章上,尽管动了不少心思,还是惹了一顿气生。

开始,父亲的意思是将两枚多头像章,分别给年龄较小的我和妹妹佩带,给我那枚两头像的,给妹妹另一枚三头像的。可我三哥和姐姐为此分配而不高兴起来,不仅哭个不停,还气连饭也不吃。姐姐还振振有词地说:“平时吃的、穿的、用的我都谦让,从不在乎,可把这两枚新颖别致的多头像章给他们,我不愿意

父亲又回过头来做我和妹妹的工作,让我俩分别让给哥哥和姐姐先戴。当时我和妹妹年龄还小,既单纯又固执,无论父亲怎么劝说,我俩说啥也没把这两枚多头像章让出来。还是母亲出了个折中圆滑的好办法“轮流佩戴”。这个月由我和妹妹先戴,下个月让我三哥和姐姐再戴。

就这样,我们兄弟姐妹4人再也不为这两枚多头像章争执不休了,父亲也不再为分配这两枚像章纠结了。

当时,我们兄弟姐妹4个虽然为“争”毛主席像章闹得不愉快,但从内心深处讲相互争,争的是对毛主席像章的珍爱争的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崇敬。

 

难忘老师送来的二斤月饼

 

1970年代末,那时的老百姓生活都普遍比较困难,副食品供应也紧张。我父母带着8个孩子,劳力少、缺工分,一个工分值才5分钱,属缺粮户。别说八月十五买月饼,能吃上玉米面掺野菜的饼子就不错了。我长到十五六岁,上初二也没尝到过月饼。


(老式月饼)


1973年十二日下午,我正在学校教室复习当天的数学课,班主任李俊霞老师过来告诉我,让我放学后晚回家一会,到她办公室去趟。下课后,我直奔了李老师办公室她说:“宝章,八月十五节到了,家里可能买不起月饼,回家捎上这二斤月饼,让老人家和你们分着尝尝吧”当我接过月饼,感动不知说啥才好,接着欢跳乱蹦地拿回了家。

晚上,母亲给兄妹7人各分了一个月饼的一半,我拿到半块月饼总是舍不得吃,用鼻子不停地闻香甜味,一次只吃一点点,半块月饼尝吃了来口才吃进去。吃的虽不多,但在那个年代,也算真正意义上到月饼,也从内心深处体会到了老师的关爱体贴。老师的关心培养,使身为学生干部的我更加发奋学习锻炼,为后来在部队和地方党政工作打下了基础。

二斤月饼虽不多,才三角六分一斤但甜香的月饼一直温暖着心间。43年来,我每年都挤时间去看望老师一下,从没忘记这二斤月饼的感人往事,更没有忘记与李老师的师生之情。

 

生产队第一辆自行车

 

1970年代初,农村普遍都比较困难。我家人口多,兄妹8个,生活条件就更差了。大哥在1971年9月退伍后,遇上了好机会,被当时的胜利油田招去当了一名工人。

大哥上班后,省吃俭用,尽心持家,30多元钱的工资除了自己吃饭生活外,还要时常补家里。1973年,也是大哥上班后的第2年。我三哥上了县里的高中,由于学校离家60多里地,路程较远,来回捎口粮很不方便。于是,三哥给大哥写了封信,请求给家里买辆自行车。


(后来农村常见的自行车,编者小时也曾骑过)


去信一个多月后,12月21日这天,大哥骑车200多里路,给家送来了一辆旧加重自行车(农村称‘重车子’)。原来大哥接到信后,与有班上的嫂子商量后,拿出平时节存的70元钱,又向两位工友借了40元,在油田所在地杜店大集买了这辆自行车。

这辆自行车,在当时我们生产队是第一辆,被社员们誉为“宝车”先后陪我三哥和我念完了高中。每到学校放假时,为方便村里的父老乡亲使用车子,父母总让我们尽量少用,腾出空来,尽可能多借给村里的叔叔大爷们用于办红白事和要事急事。

 

写通讯报道招来“祸”

 

1977年6月高中毕业后,在近一年的社员生活中,像深翻地、耕地、耙地、收玉米、割小麦、打枣、割黄蓿菜等10多种农活我都干过,身心受到了锻练,农家活技有了提高。

在所干过的农活中,我对芒种过后割小麦和秋季割黄蓿菜印象最深俗话说:“芒种三日见麦茬”。麦季里,时间短、抢收急、风雨多。不少生产队为抢时收麦,争分夺秒,早去晚归,男女老少齐上阵。为此,各生产队专门设立临时伙房,一日两餐几十人应吃尽吃。

那时生活较困难,不吃啥好的,都是窝窝头。我虽也在享吃之列,但对较普遍的这种全员吃公饭现象,有些想不通、看不惯。于是,我写了一篇“生产队社员出工吃公饭不是小事”的读者来信,在1977年8月20日的《大众日报》(农村版)刊登出来。

小小“反面”稿件一刊出,可就惹了事。8月23日晚上,小队长、妇女队长找到我,拿着报纸大声训斥我,你读书成了书呆子,啥也不懂?这可给咱全大队了娄子了说我是“‘资产阶级的苗’,没有出息;不是‘无产阶级的草’,是‘小人’”让我休工一个月,不记工分,好好反省。


(1975年5月10日,黎敬中学团支部、红卫兵班子合影,吴宝章为书记和红委会主席(后排中),李俊霞前左为校领导)


过了一个星期,还没等反省一个月的期限结束,便因祸得福了。公社分管宣传的副书记和宣传委员看到这篇小稿件后大加赞赏,高度评价我是“全公社的小才子,有思想、有见解、有前途”,遂批呈公社教育组安排我担任黎敬中学的民办教师,于9月10日上任教语文课。他们还鼓励我发挥一技之长,深调查研究,面向大众,深入生活,多写稿、写好稿。也就在这时,公社团委会同大队党支部安排我担任了大队团支部负责人,还担任了管区中心业余报道组组长。

 

大队派马车送我去参军

 

1977年下半年,我在担任大队团支部负责人和管区联中民办教师期间,在做好教学的同时,利用周日和晚上时间,与大队团支部成员一道,配合大队的中心工作,组织青年突击队深翻土地、挖沟修路、植树积肥;组织学雷锋小组做好事,帮助烈军属和五保户义务劳动等等。由于团的工作做朝气蓬勃,扎实有效,这年我们团支部被团地委表彰为“全区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基层团组织”。

1978年3月,我积极响应“适龄青年应征入伍”的号召,毅然放弃学校民办教师和村团支部负责人的岗位,经过推荐、体检、政审等,应征入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某部服役。团支部为此专门召开茶话会、欢送会为我送行;花两元钱买一个铁碗及小勺送我,示纪念。在那个年代花两元钱购买纪念品,很珍贵,已是很了不起的事了。我深为感动,倍受鼓舞,在部队一直用了3年时间。

最让我永生难忘的是,那时交通不便,交通工具落后,离县城30多公里土路,团支部、民兵连从第三生产队调了一辆大马车,早上5点开始出发,足足走上3个多小时才到达县人武部。大家在车上,也说也笑,也扯也闹,我恋乡想家的难过心情也随之消失了。


这是大队团支部全体成员专程到县城为我送行的合影留念照片。后排左一为我,左二为团支部委员李吉皋、右一为团支部副书记李树奎;前排右一为团支部书记朱延和、右二为团支部委员李树成、左一为团支部委员李元海



责任编辑:王光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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