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玉声：我的南下经历

听从祖国召唤千里南下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文化古都和平解放。至此，三大战役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直指国民党总部所在地南京。党中央决定从老解放区抽调53000名干部，随军南下，接管新解放区。年初，博兴县委从地委接受抽调南下干部任务，组建南下工作队。

要完成这项任务难度较大。刚刚过上安定生活的本地干部难舍难离已经开始和平建设的故乡热土，不愿意再远赴他乡。南下，意味着长时间远离家乡和亲人，对每位干部及其家人都是一次考验。

 

1、听从祖国召唤，主动报名南下

 

针对这种情况，博兴县开展了全面政治动员。在动员会上，领导同志讲：只有彻底打败国民党反动派，才能有持久的和平；只有解放全中国，千家万户才能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提出了“听从祖国召唤，接受革命考验，坚持自觉自愿，为人民做贡献”的行动口号。经过反复动员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许多干部自愿报名。南下干部的条件是：年龄在40岁以下，有一定文化，身体好，能够坚持长途行军，不准带家属，夫妻都是干部的可以同去，但不准带孩子。 

（随军南下留影）

当时，我在博兴县闫坊区委担任宣传干事，主动报名南下，获得组织审查批准。3月1日，我离开老家闫坊区龙注河村。临走时，侄子赵法元扛着背包把我送到村口。

3月2日，在县委机关驻地辛安村集中编班，每班12个人，每人填写了三份干部登记表。3月4日，博兴县123名南下干部去桓台县索镇三地委驻地报到。在索镇住了3天，补选了副班长、宣传委员、生活委员，协助班长做好工作。3月7日，凌晨三点开饭。饭后打扫了住处，归还了借物。朝阳升起的时候，全三分区（三地委）的1000多名南下干部列队开到索镇西五里庄的一个广场上召开誓师大会，大家席地而坐。前来送行的队伍人潮涌动，锣鼓喧天，歌声、口号声直冲云霄，这些让我们感到无比激动和温暖。

大会开始，三地委书记王效禹讲话。他说，我代表三地委25000名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为你们送行来了。他强调了南下的重要意义，指出南下途中将会遇到很多困难，依靠当地群众，就能战胜一切困难，取得胜利。要加强纪律性，做到事先请示，事后汇报。接着，三专署副专员王云生讲话。他说，南下干部的家属一律享受军属待遇，家里的土地由当地群众代耕，解除同志们的后顾之忧。

会上宣布了行军次序、纪律和注意事项，然后整队向济南方向出发。途经桓台城、长山城、邹平城和章历县（抗战胜利后至解放初章丘市北部称章历县，县城绣惠），步行240里路，于3月9日夜宿历城东边西郭村。

3月10日下午，去济南黄台车站。夜间10时登上火车。我们乘的是军队刚运过牛、马、骡、驴的闷罐子货车，上面的牛、马粪还是新的，气窗很小，又臭又闷。尽管如此，同志们情绪非常高涨，挤坐在车底板上，用自己的背包当座位，谈笑风生。

火车到济南站时，已过深夜。一些没有到过济南的同志，很想看看这个名闻遐迩的大城市，但夜幕深沉，火车停车时间又短，除了看到电灯照得锃亮的天桥和纷繁交叉的铁路轨道以外，什么也看不清楚。

 

2、在临城田家楼村进行第一次整训

 

3月11日，火车途经泰安正当黎明前夕，可惜又没有看到五岳之首的泰山。下午5时，火车运行258公里到达临城的沙沟车站。下车后，我们到离车站四里远的田家楼村住了18天，进行了第一次整训。

这里刚解放不久，备受国民党战火的涂炭，人民生活极苦。又加上这年闹水患，树木被砍光。各村墙倒屋塌，断垣残壁，呈现一片凄凉景象。我们的生活也异常艰苦，每天只能喝上两顿粥吃一点地瓜叶。晚上漆黑一片，连灯也借不着。只能用碗装上一点食用油，捻一根纸芯子，点上照明。睡在潮湿臭味难闻的羊圈棚里，四面透风。艰苦的生活磨练着我们南下的意志。有三个人因家乡观念严重和生活艰苦熬不住了，开小差逃跑回家了。在这种情况下，集中整训很有必要，同时还要等待渤海一、二、四分区的南下干部在这里大集合。

整训开始了，南下的干部进行了整编，三分区的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第三大队。刘博泉任大队长，王乐三任政治委员。大队下设十二个中队：高青、桓台、广饶、寿光、博兴（第五中队）、临淄、长山、邹平、章历、齐东、益寿和直属机关。三大队成立了党委会，书记王乐三，委员有刘博泉、冯仁恩、魏伯雨、陈准提等。各中队建立党支部，各班建立党小组。我是班长兼任党小组长。

这次整训，先后学习了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共中央关于批准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的指示》《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中共中央关于保护工商业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接受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对“自由资产阶级”及“开明士绅”的政策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华东局关于江南新区农村工作的指示》《入城守则》等，听取了饶漱石、刘瑞龙、肖平、张蓬、燕明等同志的报告。报告内容有：《新解放区的土地政策》《群众运动》《城市政策》《解放军练兵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等。深入讨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以生产为中心等问题。大家表示坚决响应党中央“在胜利面前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的号召。这次整顿学习，对稳定情绪，武装头脑，提高认识，坚实信心，保证随军南下进入新解放区做好城市工作，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3、沿古运河大堤步行千里下江南

 

3月26日，我们每人发了两套军装（粗细布各一套）和军帽，左胸前佩带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3月29日下午，我们从沙沟车站乘火车继续南下。因为淮河大桥被国民党军队炸毁，火车到徐州后稍停，即转向陇海铁路东去。夜过徐州，大家都想看看这个古今兵家必争之地，却又像在济南那样，除了看到条条铁轨外，什么也看不清楚。火车穿过碾庄、赵墩、邳县、炮车等淮海战役的主要战场，行程168公里，于3月30日拂晓停在新安镇（新沂）车站。下车后向北步行7公里，到达山东省郯城县沭河西岸的红花埠。在这里住了5天，解决下一步行军问题。

这时正值清明时节，天气逐渐转暖。根据上级指示，今后行军是靠步行沿古运河大堤南下千里到江南。为此，必须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一是严格要求自己，遵守军纪；二是早起练习跑步或急行军，为步行打好基础；三是轻装前进，把背不动的东西全部精简。同志们清理了行装，把被子和棉衣、棉裤中的棉絮抽出来集中上缴。各班制订了行军计划，表示在行军中要互相帮助，不使一个同志掉队。将棉衣改成夹衣以后，行军是方便了，可是当寒流袭来时，把大多数人冻病了。

4月4日，我们跟随大队沿着京杭古运河公路向南出发了。为了防止敌人的飞机空袭，每天一般是下午和上半夜行军，下半夜和上午休息，有时则是半天行军半天休息。经新安镇、沭阳、淮阴连续行军5天。4月9日，抵达淮安县，在此休整了4天。4月13日，又从平桥开始往南行军，途经大泾河，越过黄浦镇。4月14日，走宝应。4月16日，夜宿上元桥，住下后连续学习了12天，等待解放军渡江的消息。

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已布阵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长江北岸的千里战线上，紧张地进行渡江作战准备。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天堑，彻底摧毁了敌人苦心经营的千里防线。4月23日，华东野战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

（作者手书毛泽东《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

全体南下干部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沸腾起来了，情不自禁地振臂连续高呼：“南京解放了！”“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正如毛主席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中所描绘的：“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首诗词气势磅礴，意义深远，不但号召我们要坚定信念，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且对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完成民主革命阶段，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充满了信心，激励着人民军队再接再厉，勇往直前，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记得当时在高邮、扬州地区流传着一首“百万雄师下江南”的民谣：“蒋介石，大坏蛋，拒绝投降打内战。毛主席，命令传，百万雄师下江南。解放军，一上岸，反动王朝就完蛋。”

 

4、坐着大木船惊险渡江，最终在镇江登岸

 

4月27日，我们接到限期渡江的命令。全体南下干部向长江边行进，连续走了两整天，中间夜宿西镇村、高邮城南小村。4月29日，来了个急行军，途经昭关坝、仙女庙、万福桥，夜宿扬州城南花园桥。这一天走了120里路，是行军以来最快的一天，而且是冒雨行军。入夜，天黑路滑，实在难走，摔跤的很多，甚至滑到路旁水沟里、粪坑里的也有，个个成了落汤鸡、泥猴子。到达宿营地，点上灯，互相对看，都哈哈大笑起来。

4月30日下午，我们接到上级关于渡江注意事项的命令：1、过江后宿营地是新丰镇。2、带四天给养。3、坐船听指挥。4、敌机来了不准乱跑。5、夜间用白毛巾挂在右肩上作暗号。6、设联络员，联系上下船问题。

为防止敌机空袭，5月1日早晨4时，我们在大雾蒙蒙中向长江渡口进发。出发前，队长郭树槐、指导员孟庆隆向大家重申了渡江的注意事项，强调渡江时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一定服从命令听指挥。下午1时，大雾散去，晴空万里。我们赶到离江边不远的一个灌木丛生的地方隐蔽起来，待命渡江。下午4时，我们从六圩渡口登上机动船牵引的大木船。江中被我军击沉的妄图阻止我军渡江的“紫石英号”英舰像一条癞皮狗似的斜躺在江中。此时，有两架敌机俯冲下来，幸好没有“下蛋”。我们冒着随时被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行驶一个多小时，渡过了十多里宽的长江，到达了镇江码头。

登岸时，镇江已是灯火通明。我们在路边席地而坐，啃着硬邦邦的干粮，等待后续部队的到来。晚上8时，整个大队全部过江。为了防止敌机来回扫射，队伍快速离开镇江，连夜行军直奔新丰镇，一路上都是起伏连绵的山岭。那天夜里没有月亮，全凭借天上的点点星光行军。

初次过江，向导对地形不熟，领错了路，在山岭中转来转去，不知走了多少崎岖小路，有的路段全是碎石子。走到一个山坳里没有路了，队伍停了下来。黎明时分，才找到了我们的宿营地——张官庄。仅仅40多里路，却折腾了整整一夜，同志们疲惫不堪。5月2日清晨，我们住进张官庄，待了7天。5月9日，又到了丹阳城东北五华里的许岗村。解放军总前委会及中共中央华东局也驻在丹阳。

 

5、睡觉就地打地铺，烧百姓柴草煮饭按价付钱

 

在步行南下这段路程中，由于新解放区残敌没有完全肃清，局势很不稳定，特务、地主恶霸、土匪小股武装，不断搞袭击破坏，妄图卷土重来，所以，随时都可能与敌人遭遇。行军中，我们时刻提高警惕作好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尤其在晚上行军不许讲话，不许有亮光，怕引来枪击，此时只能听到自己和前后人的脚步声，有什么情况需告知大家，就前后一个人一个人地小声传话。长时间夜行军很累，有的人打盹一不注意就撞在前边人的背上。选择宿营地点，经常是在这个村吃完晚饭，立即打起背包行军赶到另一个村子住宿，轮流站岗放哨，防备潜伏的敌人进行袭扰。

每到一地，老百姓听说是要去解放江南的解放军，都热情打招呼，主动腾房子。找好房子后，一个班住一处。没有床铺，就抱些柴草或稻草摊在地上作铺。离开时，把铺草捆好放回原处，并给老百姓打扫好房子和院子，担上水，再列队离开。如有损坏东西则照价赔偿。每到一地所用煮饭柴草都按价付钱。吃的粮食到当地粮站凭粮票兑取。如无粮站，就用同志们身上带的粮食，遇到粮站再补充。每人所带的粮食可供三到五天食用。伙食开支，实行民主管理，财务公开，五到十天公布一次账目。

我们一路克服生活不习惯、水土不服等困难，保持着旺盛的士气。特别是女干部，不但和男干部一样身背沉重的背包行军，还在路上为战友们唱歌、扭秧歌，鼓舞斗志。我们在沿公路边的树木上、房屋墙壁上张贴了“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宣传标语。这不仅是行军路上鼓舞情绪的口号，也是全体南下干部心中的期盼。

 

在上海参与创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

 

我们在许岗村住了16天，休整待命。一是等待上海解放；二是接受新的任务。上级决定：除广饶县的干部去上海接管大场区和齐东、益寿、高青三个县的干部去福建以外，其他各县的干部去上海创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简称“华东革大”。

在此期间，学习的主要文件有《城市接管工作学习提纲》《入城纪律十二条》《城市生活常识》等；传达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未来的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市长陈毅在丹阳向准备接管上海市的负责干部所作的入城纪律和政策的报告。

我们这批南下干部中有一部分文化程度低，有的仅在识字班学了几个字，有的甚至是文盲。上级考虑到这部分干部创建大学有很大难度，只留下了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干部，其余的转到陆慕镇整顿学习，返回山东分配工作。

1、舒同、刘格平分别担任正副校长，首期招收学员4000余人

 

5月中旬，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成立。校长由华东局宣传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兼任，副校长是原渤海区党委副书记刘格平。

干部配备来源是：华东局党校的干部，渤海区南下党、政、军直属机关和下属单位的一部分干部，随同南下的华东大学毕业生，以及中共上海市委地下党派来的少数干部。各级干部共有1275人，其中原华东局党校干部82人，渤海区南下干部1019人，济南华东大学毕业生169人，上海地下党调来的干部5人。校部下辖三个部，王亦山任一部部主任，谭守贵、周抗任副主任；冯仁恩任二部部主任，王乐三、管瑞才任副主任；万钧任三部部主任，邓止戈、林冬白任副主任。第五中队被编入该校三部。我在第三部担任组织干事。

5月28日，上海完全解放。6月初，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全体干部接到进驻上海的命令。6月5日至6日，我们从丹阳分批步行出发，途经常州、戚墅堰、无锡，经两日行程，抵苏州，住陆慕镇。

6月中旬，华东革大校部机关由苏州陆慕镇迁入上海，住四川北路的同济大学文法学院；至7月中旬，华东革大各部职工身穿黄色军装，从苏州乘车向上海进发，为了避开敌人的空袭，火车是在黄昏后进入市区的。没有专门的校舍，就暂借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光华大学、复兴中学等处校舍，抓紧召生开学。

一部的学员是上海学联保送来的各大学理、工、医、农的毕业生；二、三部的学员是招考录取的上海及其他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全校第一期共招收学员4082人。

（第一期开学典礼）

（华东革大三、四部）

8月20日下午5时，5360多名师生参加了第一届开学典礼，会场设在光华大学附中广场上。舒同主持大会，华东局领导人饶漱石、冯定、范长江等相继在会上讲话。他们结合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要求大家密切联系群众，理论联系实际，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确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要努力学习，提高素质，准备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上海文教界知名人士陈望道、熊佛西等也都应邀参加了大会。会上，由九兵团军乐队和学校文工团演出了精彩节目，大会活动直到深夜一点多钟才结束。

 

2、陈毅作长达5个多小时的形势报告

 

8月27日下午，学校又请来陈毅市长给全体师生作形势报告。我们在光华大学附中广场上席地而坐。场上临时装上了电灯。陈毅市长用了长达5个多小时的时间，讲了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尤其是国内军事斗争的胜利形势，严厉地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在社会上散布的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难免论”及崇美、恐美和反苏、反社会主义的观点；同时对创建革命大学的宗旨和学员们在学习、改造思想、工作分配等方面的问题，作了透彻阐述，提出了严格要求。

陈毅市长的讲话，通俗易懂，联系实际，生动活泼，饶有风趣。虽然讲话时间较长，但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兴致勃勃，毫无倦意。

 

3、华东革大共办5期，累计招生15300人

 

学校的创办，是为了贯彻执行党关于放手大量吸收青年知识分子的战略决策，为了适应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对干部的大量而急切的需要，为了满足广大知识青年满怀激情要求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献身革命事业的迫切愿望。

学校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关怀。他曾特别强调要把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办好，不能因为房子困难而受到影响。学习采取上大课、个人刻苦钻研文件、集体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请来上课的教师，都是华东和上海党、政、军的领导同志，以及各部、委（局）的领导同志。尽管当时接管工作异常繁忙，但只要学校去请，无不欣然允诺，挤出时间前来上课，因而教学具有较高的质量。

学员们所学内容有社会发展史、毛泽东著作和国内外形势。他们为追求真理，热血沸腾，兴高采烈地冲破重重阻力，接受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初步树立起革命人生观，踏上了新的人生征途，度过了一段艰苦而激情燃烧的岁月。

南京、杭州、上海解放后，解放军继续向国统区进军。新解放区迅速扩大，干部人不敷用，调动频繁。第一期的学员，培训40多天就分配工作了。其中有540人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去解放和建设大西南；540人去东北参加经济建设；2000名到浙江参加农村土改；其余1300人充实华东各地各部门干部队伍。

华东革大共办5期，累计招生15300人，1952年12月结束，历时3年半，培训了大量的国家干部，当时被称为华东最高学府。

 

参加解放军西南服务团转赴大西南

 

9月份，我被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华东革大的学生编为西南服务团第一团第四支队，又称“华东革大支队”，我担任训练干事。

 

1、在南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9月下旬，我们踏上西行的列车离开上海，经苏州、无锡，抵达南京，住在铁道部。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的军装，又开始了军人生活，同时开始了第一阶段的学习。深入学习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

最令人难忘的是，在南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10月1日这天，支队给大家增发了五千元人民币（旧币）的津贴，还加了餐，又让大家去玄武湖参加了游园活动。停留期间，一面学习革命理论，一面接受行军训练，学打背包、打绑腿，有时晚上还会临时通知紧急集合，检查大家的动作是否合乎要求。

 

2、在黄陂县开始第二阶段学习

 

10月16日晚上，我们集合出发到江边上了驳船。四周静悄悄的，江风哗哗地吹，伸手不见五指，只有船头上的探照灯直指江面。渡船到了浦口，火车也被渡船运过了江。我们上了这列闷罐车，座位就是自己的背包，每人大约60厘米见方的地方。虽然拥挤，但大家情绪高涨，歌声此起彼落。

为防止国民党飞机的袭击，列车基本上是晚上行驶，到汉口走了四天五夜。10月20日到黄陂县，住在神学院。第二阶段的学习开始了。学习的文件有“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支队长屈兴栋和副政委吴星峰在辅导报告中，号召大家要树立革命的唯物主义人生观，明确是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

11月下旬，离开神学院，在滠口站上车。车到武汉，住在江边的一个仓库里，等待西去的船只。第二天，登上一艘商轮沿江西上。从汉口至宜昌这段航程都是夜航，避免国民党飞机的骚扰。晚上江风凛冽，有几个晚上下雨，把新发的棉衣淋个透湿。白天太阳出来，温度升高，加上人挤人，人的体温又把衣服烘干了。

为了保证船身稳定，规定行动必须有纪律，不能任意走动。吃水都是把水壶集中起来，由区队派人统一灌开水。船上的行军生活仍然很活跃，小组讨论照常进行，下午还举行文娱活动，有唱歌、朗诵，也偶然会有即兴的相声，大家情绪始终是饱满的。

 

3、在响铃口开始第三阶段学习

 

船到宜昌，我们步行到长江北岸的响铃口。此地离宜昌约20里路，是个小镇，背山靠水，居民约百多户，很贫困，才解放几天，对我们不了解。我们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争着为老乡们挑水，打扫卫生，进行形势宣传和政策解释。百姓们看到我们这些兵斯斯文文的，又和气又勤快，还有些女兵在一起，很快就消除了戒备情绪，与我们友好相处了。

国民党军溃退时，曾在这里烧抢打劫过一次，解放军的战斗部队路过时，也征集过一些军需物资。这个地方穷得连稻草也没有。我们睡的是地铺，铺的是树枝，脊梁硌得痛得睡不着。后来上山割了些野草铺在上面，才柔软舒服多了。

这里基层乡政权刚刚建立，土匪经常出来骚扰，我们男同志晚上轮流持枪站岗放哨。有一天晚上，突然紧急集合，告知有一股土匪流窜到我们驻地后山，支队警卫连正在追剿中。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大家都不准睡觉，集合待命。等到快天明时，支队发出解除警报的号音，大家才松了口气。

在响铃口开始了第三阶段的学习。这个阶段主要是号召大家忠诚老实，解剖自己，清除非无产阶级思想，自觉交待历史，丢掉包袱，轻装上阵，接受党的考验。通过学习，每个人放下思想包袱，提高了认识，初步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为在今后的革命斗争中克服种种困难，接受党分配的艰巨任务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大家热切地渴望走上工作岗位，为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作出自己的贡献。特别是听到重庆已经解放的消息后，这种心情更为迫切。

（作者所荣获的“华东革大”和“解放大西南”纪念章）

1950年元月上旬，我们奉命到宜昌集中。听取了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的入川动员报告后，随即登上了参加起义的军舰——同兴号，向万县驶去。途中还遇到岸上土匪的骚扰，军舰进行了还击。到万县换乘民生公司的夔门号登陆艇，中旬到达重庆朝天门码头。在码头吃了午饭，背上背包步行到沙坪坝重庆大学休整了几天，等待分配。我被分配到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担任机要秘书、人事科员、保卫委员等职，在党内担任机关党支部书记、党总支委员。从此离开了支队，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附：

南下精神长存

 

北方大批干部南下，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是东北、华北、山东等老解放区人民的无私支持，为全中国的解放和新生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孕育了闪烁着光辉的南下精神。它表现为：

五湖四海，听党指挥。南下干部中有从南方长征至陝北，后转战华北、山东、东北的老红军；有全国各地抗战中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后又部分再赴东北的热血青年；有在抗战后从山东等解放区挺进东北的子弟兵；有东北本土和当年闯关东、参加革命的各级干部；有城市知识分子和刚毕业的大中学生……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从东北、华北、山东等地征集，结队奔向南方和大西南。他们在原地有温暖的家庭，有刚分得的土地，有新的工作，有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有美好的前途，但一旦革命需要，党有召令，他们立即放下了这一切，听党指挥，服从调遣，奔向南方，去迎接重新开始的新的战斗。

坚定忠诚，不怕艰苦。南下一路上困难很多，但他们冒着敌机轰炸、国民党军队和土匪的袭击，常常吃不上饭，仍坚定不移，义无反顾地奔向南方，坚守新的工作岗位，流汗也流血，为新解放地区稳政权，为他乡人民谋幸福，而不顾家庭和个人得失，体现了他们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忠诚。

善于学习，团结互助。南下干部许多人文化不高，即使文化人也有许多不熟悉的新环境、新事物，因此他们特别勤奋学习，向实践学习，向当地干部群众学习；大家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克服困难，很快地融入当地社会，更好地开展工作。他们还积极、热心地培养本地干部，帮助他们尽快成长起来。

爱乡深情，尽献他乡。南下干部对家乡都有深厚的感情，那里有生他养他的黑土地，那里有他们的父老乡亲。尤其闯关东、转战去东北等地又南下的山东人，久受齐鲁文明的薰陶，更讲仁义忠孝。但为了解放全中国，为了巩固新解放地区的人民政权，为了更广大地区的人民利益，他们舍小家，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新区，一切从新开始，把新区当成故乡，把那里的人民当作亲人，把对故乡和父老乡亲的爱与情，无私地献给了新区和那里的人民。他们顾不了故乡，没法给双亲尽孝，他们热爱故土的一切，但最终多数人难以回去。他们献了青春献壮年，献了自己献子孙。他们的大忠大爱大孝大义永传人间。